這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相當難受。賣地收入是地方的主要錢袋子，對於很多經濟、產業薄弱的地區來說，更是維持運轉的主要力量。這部分收入急降，財政吃緊程度可想而知。
最關鍵的是，還有被擺上檯面的地方債。去年以來，中央開啟了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緩解地方的三角債壓力。
去年8月份，財新網發布的一篇周刊《怎樣消化地方債》中披露了一個消息：「中央銀行及金融機構將參與一攬子化債，其中包括安排特殊再融資債券大約1.5兆元，但獲得特殊再融資債券額度較多的某個西南部省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其中包括將公務員縮編20％。西南部省份，將精簡20％的編制人員，也即要砸碎20％的編制人員飯碗。」
以此看來，縮編已經成為減少地方財政壓力和債務負擔的重要途徑之一。
除了通過機構編制改革節約成本外，前幾天發布的重磅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也著重強調了稅制改革，提出：
「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清理規範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
但這是未來的事情，當下通過機構編制改革節省成本，才是普遍做法。比如，在精簡之下，山西婁煩縣精簡人員編制341名，下沈鄉鎮人員編制56名，節約人員經費3410餘萬元，運行經費約990萬元。
山西石樓縣精簡力度同樣大，黨政機構精簡了37.1％，事業單位精簡了31.1％。節省了5000多萬元的開支，人員經費減少了2200多萬元。
湖北十堰，官方披露數據顯示，通過清理規範，當地編外人員比上年同期減少326人，減少率達9％，節省財政成本約1500萬元。
文章稱，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這些被精簡的體制內人員去哪了？是被裁了？還是平調去別的機關單位了？」官方對此沒有任何報導，主串流媒體也沒有報告過他們的去向。但是，透過官方公布的一些數據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過去三年機構編制改革，體制內人員越改越多。
（示意圖）
體制內人員越改越多
2020年山西省拉開機構編制改革以來，全國機構編制改革結果到底如何？這個答案，可以從大陸住建部、財政部與央行聯合發布的年度公積金報告中得到。
一、截至2023年末，全中國72萬個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一共為4835.9萬人繳存了住房公積金。這些人，就是嚴格意義的體制內人員，是吃財政飯的人員。此外，還有國有企業27.12萬個，一共為3054.97萬人繳納公積金，這些人雖然不是吃財政飯，而是市場飯＋壟斷飯，但同樣都是體制內人員。
所以，以2023年年末數據來看，當下狹義的體制內人員，有編制、吃財政飯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一共是4835.9萬人。廣義的體制內人員（加上國企），是7900萬人。
這一數據只少不多。因為不少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有臨時聘用、勞務排外人員（比如部分輔警）。他們長期在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上班，但勞動合同不是直接跟「體制內」簽的，所以在公積金繳存上無法體現。
這部分人到底有多少？尚未看到準確數據，有專家估計在數百萬人，甚至可能達到千萬級。
二、國家機關與事業單位數量的確減少了，但人員在增加。
2023年國家機關與事業單位72.05萬個，2020年為72.61萬個，三年減少了5600個。但吃財政飯的體制內人員2023年4835.9萬人，2020年為4513.36萬人，三年增加了322.54萬人。
此外，雖然不是吃財政飯而是吃「市場飯＋壟斷飯」的國有企業數量，從2020年的21.57萬個增加至2023年的27.12萬個，三年增加了5.55萬個。人員從2020年的2907.38萬人增加至2023年的3054.97萬人，三年增加了147.59萬人。
以此計算，廣義體制內人員（國家機關與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過去三年不僅沒有減少，還合計增加了470.13萬人。
文章稱，如此看來，改革的力度還需要加大，還需要誠意。所以，才有了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文件以及拉開的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大幕。
文章稱，回顧歷史，每一個朝代發展過程中都遭受過冗員的困擾，承平日久，官員隊伍指數級增長，國家財政壓力支出極速膨脹。宋朝仁宗年間由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神宗年間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目的之一就是裁撤冗員，為國家減少財政支出。清朝雍正年間的整頓吏治，同樣如此。當然，改革的阻力肯定很大，畢竟是要牽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縱觀中國歷史，每一個王朝承平日久，改革都是必選項，沒有其他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