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軍士兵強姦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網絡圖片)
如同在歐洲的蘇軍一樣,1945年8月進入中國的蘇聯軍隊,也同樣搶劫、強姦,給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極大的損害,給中國東北地區的居民和婦女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傷害。
抗戰勝利後,劉順元先被東北局分配到遼東省委任副書記。不久,因為需要加強蘇軍管制的旅大地區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書記、第二書記兼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在從安東到旅大的火車上,他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一邊。一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駛去。原來蘇聯人正拼命地在東北拆鐵路、拆工廠。「在火車上,劉順元還看到一種極不順眼的現象:車廂里的蘇聯士兵,看到比較年輕的中國婦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臉地高喊:『哈羅索!』有時還奔過去,把中國婦女抱在懷裡,在身上亂捏亂摸。劉順元忍不住罵了出來:『這是什麼紅軍?是混蛋!』……劉順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進入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空降旅大,當地曾經出現萬人空巷歡迎蘇軍的熱烈場面。但是群眾的歡樂情緒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一些蘇聯士兵,看到年輕的中國婦女,便要動手動腳,甚至在公共場所進行猥褻活動。蘇軍士兵強姦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漸另眼相看;蘇軍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百噸塔吊也不放過,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劉順元善意地向蘇軍司令部反映過蘇軍的紀律問題。蘇軍司令部也像模像樣地進行過一些整頓。但是這批蘇軍的某些惡習並未因這種整頓而根本改變。」(丁群:《黨內抵制蘇聯大國主義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一次「輕鬆的探討」中,高崗「簡單介紹了蘇軍在我東北的劣跡」。這次,史達林沒有像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樣發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作為事後諸葛亮,我認為我們當時太傻了。蘇軍在東北對我國人民(尤其是婦女)造成很大傷害,東北所有工廠的機器設備幾乎全部運到蘇聯去了,還趕走大量牛羊等牲畜。史達林既承認蘇軍的劣跡並道了歉,如果我們趁勢索賠,是完全辦得到的,然而根本沒有提索賠問題。我們總是以中國人的鄰里關係想問題,認為他應該主動給我們,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豈能拱手讓人?!以致到了赫魯雪夫時期,我們反而『償還』了許多冤枉債!」(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頁)
蘇軍進入東北的70多年後,作家龍應台專程到東北,採訪了那些知情者,給人們提供了一些蘇軍強姦中國婦女暴行的細節:「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齊,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你聽說過索忍尼辛(索忍尼辛)這個人嗎?……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然後女人變成屍體……」(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頁)
總體來看,關於蘇軍強姦和傷害中國女性的記錄,實在是太少了。沒有對知情者的訪談,沒有深入的調查,沒有要可靠的檔案資料,就連龍應台等人所做的這種簡單的採訪和描述,也難得一見。血流了,淚流了,人死了,但是,時間的塵土遮蔽了這可怕的慘象,仿佛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四
史達林對蘇軍在被占領國家的強姦犯罪行為是知情的。在蘇聯,沒有什麼事情能瞞過史達林。正像他從吉拉斯那裡知道了蘇軍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為一樣,他從來自前線的報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蘇軍正在如何傷害無辜的德國婦女。史達林和貝利亞從一份報告中得知:「『許多德國人說,所有留在東普魯士的婦女都慘遭紅軍士兵強姦。』報告還列舉了許多紅軍士兵輪姦德國婦女的例證——『不滿十八歲的少女和上了年紀的老婦都包括在內。』報告還說:『跟隨第43集團軍的俄羅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員發現,留在斯普雷滕的婦女都不顧一切地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委員們審問了其中一個名叫艾瑪・科恩的女子,她說:『紅軍在2月3日進入這個城市。他們進入了我們躲藏的地下掩體,用槍指著我和另外兩個女人,命令我們到院子裡去。在那裡,我被十二個士兵輪姦。其他計程車兵也對另外兩個人幹了同樣的事情。第二天晚上,來了三個士兵,2月6日,來了八個,他們對我們施暴並且打了我們。』三天後,這幾個婦女試圖割脈了結自己和孩子們的生命,但顯然她們並不清楚到底應該怎樣做才能達到目的。」(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顯然,這份報告的提供者希望所匯報的事情能夠引起史達林的重視,期待他作為最高統帥能積極地回應和處置。
然而,儘管有著絕對有效的控制力,但是史達林並沒有制止蘇軍的暴行。蘇聯的沃爾科戈諾夫將軍在他的著作中,尖銳地批評史達林「喪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質」:「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為何物,他絲毫不理解什麼叫善良。」(沃爾科戈諾夫:《史達林:勝利與悲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頁)至少,在處置軍人大規模的暴力強姦問題的時候,他確實缺乏對無辜婦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態度。他以默許的方式,放縱自己的軍隊。不僅如此,由於他的許可和縱容,「紅軍對待婦女的方式已變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史達林允許軍官擁有一名『戰爭妻子』以後,這些年輕的婦女被高級軍官選為情婦,他們通常在司令部做發報員、秘書或醫生——她們戴著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事實上,這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有組織的強姦行為罷了。
史達林甚至不能允許任何人對蘇軍士兵的「強姦」行為進行批評。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伏龍芝軍校給軍官們授課時,譴責了紅軍在東普魯士的搶劫和破壞行為,並將這歸咎於部隊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當他唯一一次提到強姦時,卻說「蘇聯士兵無法拒絕德國婦女對他們的敬意」。儘管如此,史達林聽到了關於此事的報告,還是很不高興,認為愛倫堡的思想和言論「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頁)。
事實上,史達林之所以如此縱容蘇軍大規模的強姦犯罪,與他對女性的態度和意識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的。
史達林自己就不怎麼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歲的妻子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面前,他也經常「說一些難堪的笑話和流露出醜陋的表情,使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難以忍受。他感到這種行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卻得到了明顯的滿足,尤其是當著別人的面,在有人來吃午飯或晚宴時。阿里盧耶娃的煩惱自然引起了史達林粗暴的反擊。每當喝醉酒時,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話罵她。……警衛們都很喜歡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們經常看見她一個人暗自哭泣。」(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史達林秘聞》,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頁)1931年夏天,她終於忍無可忍,與史達林吵了起來:「你是個虐待狂,你算個什麼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兒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頁)在女兒的回憶中,由於史達林的粗暴,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也是「不幸、幻滅和抑鬱的」,「她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斯維特拉娜・阿里盧耶娃:《僅僅一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印,1980年9月,第132頁)。1932年11月,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死於槍殺,射中心臟部位,年僅30歲。
在一個性質特殊的社會裡,元首的意識和人格,會極大地影響全社會的心理和行為。由於缺乏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史達林漠然地忽視了女性在戰爭狀態下可能面臨的危險,忽視了她們可能受到的傷害,所以,也就沒有制止蘇軍的搶劫和強姦暴行。
今年是人類戰勝法西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七十周年。歷史已經宣告,取得勝利的同盟國一方代表了正義,最終失敗的軸心國一方代表了邪惡,這是不容顛覆的基本結論。在堅持這個基本結論的前提下,歷史學家對某些戰勝國違背人類文明和尊嚴的醜惡現象,也不能迴避,而應當認真地清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