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中關係處於平靜階段。對美國來說,大選期間,國際事務維持現狀最為重要;對中國來說,也得等待大選結果,視白宮主人是誰制訂因應之策。但是,這段窗口期也是最好的反省時期,雙方都有必要反省一下美中關係為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因為這並非是兩國任何一屆領導人刻意追求的結果,只要認真思考一下目前這輪競爭的關鍵詞:製造業+高科技核心技術,就明白這是經濟全球化內在運作邏輯的必然。
明白兩國「競爭」關鍵詞,美國晚於中國
中共官方了解到中國必須在技術上與美國競爭,大概在2005年提出「和平崛起」就開始了。2008年的「千人計劃」,就是為了巧取美國技術實現「彎道超車」而刻意打造的,其結晶就是2015年李克強任總理時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如今回望這一過程,令人感慨的是:中國方面這些動作並非密室謀劃,而是大張旗鼓宣之於世的公開計劃。而美國直到2017年川普入主白宮才算將「中國仿製、偷盜、剽竊美國技術」這種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活動列入對中國政府公開指責的重要內容。
拜登上任以來,奉行「戰略模糊」的對華戰略,但在俄烏戰爭這一背景下,美中關係不斷惡化。9月18日,美國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出席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以「印太地區的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為題的公聽會時說,中國是「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挑戰」,美國必須為先進技術領域投入資源,因為「主導美中競爭的領域是技術」。與此同時,坎貝爾還示警,「中俄合作以及烏克蘭戰爭的走向對印太地區的潛在衝突有深遠影響。」
在地緣政治中,要避免中、俄、伊朗、北韓四國當中的中俄兩國尤其是四國全數結盟,是美國冷戰大師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反覆告誡美國政治家(包括他們之後的在內)的重要提醒。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一書中,明確建議美國一定要想方設法避免中、俄、伊朗這幾個國家形成聯盟,因為那對美國十分不利。
坎貝爾對華戰略的考量要點
俄烏戰爭發生後,中俄在地緣政治上的聯盟已成為事實。美國的中國專家已經換了一代人,坎貝爾對美中關係的定位符合新一代美中戰略家的構想。綜合他歷年言論,他對美中關係的戰略要點(按時間先後)主要是:
2020年12月,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中國的挑戰可以幫助美國避免衰落》(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Why Competition Could Prove Declinists Wrong Again)。該文指出,「衰落主義」或認為美國的卓越地位正在不可逆轉地下滑的觀點有其吸引力,但這種宿命論是錯誤的。美國仍擁有令人羨慕的優勢,包括有年輕的人口、金融主導地位、豐富的資源、和平的邊境、強大的聯盟和創新的經濟。此外,美國擁有非同尋常的自我糾正能力,美國可借應對中國挑戰來扭轉衰落之勢。
2024年6月13日,坎貝爾在出席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的活動時表示,當前世界局勢危險性高,對美國而言,推翻中國政權不符合本身利益,應與盟友一起做足準備,發出明確訊號劃紅線及表達關切,在儘可能不損害美國或盟友的利益下,與中國共存。
9月18日,坎貝爾則進一步明確指出,「主導美中競爭的領域是技術」,則表明他對美中競爭的核心定位已經與冷戰完全不同,也與拜登對美俄衝突的定位不同。冷戰的基調是民主的西方國家與社會主義專制極權蘇聯陣營的對決。美俄矛盾的性質,拜登多次指出是民主與獨裁的衝突。坎貝爾把美中矛盾完全限制於地緣政治的框架內,是硬實力的比拼——這說明坎貝爾對華外交戰略完全持現實主義態度。
坎貝爾是職業外交家,歸屬於民主黨陣營。不過,現在美國兩黨在對華態度上比較一致,就算大選過後,政黨輪替,他的這些主張應該不會被束諸高閣。
以下需要回顧美中友好與交惡的主軸: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共分兩個層面,其中的政治全球化,即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改變中國,讓中國民主化並接受普世價值,如果說柯林頓在主張接納中國加入WTO之時有此想法,此後數屆政府也曾做過相應努力,但到了胡錦濤任總書記並於2005年開始公開反顏色革命時,政治全球化在中國這裡卡了殼,以後的全球化,在美中關係這裡,主要就是經濟全球化與地緣政治二者。
1990-2012年:美中兩國互補互利,中美國(Chimerica)成流行詞
美國資本大規模(包括製造業轉移)進入中國,發生於2010年代。據統計,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金額為2280億美元,同期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640億美元,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是來自中國方向投資的3.56倍。其中,美國對華投資於2008年達到210億美元,是歷年投資的最高峰值。
這種大規模資本進入中國,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原因,兩國關係亦進入前所未有的友好狀態。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在2007年3月4日發表了一篇《並非兩個國家,而是一個:中美國(Chimerica)》,作者是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寫了一本Chimerica:A Tale of Two Nations(《中美國:兩個國家的故事》),弗格森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詞,並在長達三四年的時間內在全世界變成流行詞。
為什麼要創造出「中美國」這個新詞呢?弗格森的論據如下:中國加入全球經濟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對全球工資水平的影響,推動美國企業利潤從2001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12%。與此同時,中國儲蓄湧入全球資本市場,導致全球長期實際利率從2001年前的5%左右降至2006年的2.8%。當時許多經濟學家擔心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失衡,中國央行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存底,美國正越來越深地陷入共產主義政權的債務中。
弗格森認為,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這些所謂的不平衡:不要把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作兩個國家,而要看作一個國家:中美國。正如所有美滿的婚姻一樣,中美國家兩半之間的差異是互補的。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後,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尤其是中國人把錢借給美國人,而美國人的平均財富比中國人大約高出25倍,這難道不有點瘋狂嗎?難道窮國不應該從富國借錢來資助其工業化嗎?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增持美元債券,不僅僅是在為美國人的揮霍提供資金,它正在系統性地減緩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從而保持中國出口商品的廉價和不可抗拒。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正在創建終極穩定基金。當你的銀行帳戶里有一萬億美元時,你或多或少就不會像1997-1998年那樣,在其他亞洲經濟體中造成混亂的貨幣危機。
弗格森也承認,中國還會經歷更多起起伏伏。但他們的周期性失控不太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動盪,只不過是短暫的陣雨,與中美共生的長期盛夏相比,這不過是陣雨而已。儘管中美關係名為「中美國」,但這並不是幻想。弗格森回答:「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美國現在付不起錢卻繼續從中國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中國政府也對美元表示非常的擔憂。」
如今距離2007年已經有17年,這一期間世界發生了太多事情,「中美國」這個由英國人發明的詞就象流星划過歷史的天空,非常短暫,但確實被許多人當真了。美國智庫人士也曾當過真,但對中國所產生的作用是否全然良好保持懷疑。
(未完待續:《美中關係:陰影起於美國製造業衰落——美中關係近30年變化分析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