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劉東總會提到他樓下的一位名教授。那老者（《紅樓夢》英譯者楊憲益）寂寞時常把他叫去喝幾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對比"，說他年輕時在大學教書，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禮拜下館子，教授們輪流作東，哪像今天這般寒磣？眼下的社會是決不肯再拿錢白養活讀書人了。也難怪如今的學者再難做出胡適、陳寅恪那樣的大學問。這是劉東常常感嘆的。
我們閒談中國的現代化，總感到它的命乖運蹇，或許同中國人總是太性急有關。胡適當年說過，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中國得的是慢性病，治這病的醫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識分子要沉得住氣，使不得虎醫狼藥，得耐心地給這個社會開一劑除病根的緩藥。
這緩藥便是樹人之道。蔡元培辦北京大學，其志向與功德之偉大，就在於要教出一個嶄新的文明來。誰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講，就這詳說過：我雖不是北大出身，卻很為北大自豪。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哪個同北大沒有關係?應當說，沒有北大就沒有共產黨！"
劉東說得激動起來，把那張轉椅壓得吱吱響。
但"五四"以降，這副緩藥便無人問津了，於是那病根過了70年也終於沒能除掉，說不定還更沉重一些，這方面的話題，那些日子談了許多，別的都記不清了，唯有劉東講的一件小事，關於"五四"的史書中很少提及的，卻再也忘不掉了。
『當年蔡先生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遂安伯胡同。本來，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把巴黎和會的噩耗告訴大家，號召學生奮起救國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卻匆匆趕到馬神廟北大一院。他去幹什麼呢?如今誰也忌諱說這一層。原來他是去勸阻學生上街遊行的！他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被視為異端，若再鬧出事來，恐怕首先遭難。當然學生是不會聽他勸阻的。』
這個細節太耐人尋味了。跟滿清鬥過的蔡元培還會怕北洋軍閥嗎?他是太愛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教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他甚至認為學生因救國而犧牲學業，其損失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這樣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時也難挽狂瀾於既倒。啟蒙與救亡的兩難，真是中國之大惑。70年後回頭想想，當初學生們要能在蔡先生門下多讀點書，該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內外眾說紛紜。有奉若開天闢地之壯舉者，有抑啟蒙而揚救亡者，有視之為"斬斷中國傳統"之大禍者，有上比拳亂下附紅衛兵造反一鍋熬者，差異之大，懸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霧裡看花之朦朧，海內則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
這個真正屬於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掀起的一場運動，由於初始的兩難，也由於日後的迷失，更由於史學的硬擰，早已面目全非，離真實相去甚遠矣。中國知識分子之可憐，不僅在於她的靈魂倍受扭曲，連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麼想去拜謁那些"五四"的英靈呵。年底，導演夏駿組成攝製組，我們一行六人，離京南下，去尋覓那早被遺忘的巨人們的蹤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