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時程俊不過是個17歲的青少年。就是到了1966年文革時他才34歲。但這17年裡他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靶子，已經未老先衰了。這無非因為他的父親是個破落地主兼小業主。
1968年9月，程俊作為三反分子加漏網地主被關在牛棚勞動改造，我則是剛剛被限制行動的反三紅分子，和他一道關在一樓原來的音樂教室里，那是臨時監獄，這樣的民間監獄有個牛棚的雅稱，因為被關押和批鬥的人屬於牛鬼蛇神。
荒廢的教室中堆滿了學生毀壞的桌椅，維修這些桌椅是我們的一項工作。我們就用這樣的課桌各自拼了個睡覺的床，牆一邊一個。床上完全沒有被褥，實在硌得慌，我找了個草袋墊著。枕頭就是兩片作椅子背的木板。
說實在的，一開始我對和程俊關在一起很有些憤憤不平。我覺得他是一個壞人，是個漏網地主，老愛講落後話的糟老頭子。而我是被冤枉的青年，怎麼和他關在一起了？軍宣隊和工宣隊嚴肅告誡我們不許交談。所以近半個月來，我們只彼此望一眼，什麼也不說。當時程俊患濕疹，兩條腿全腫起來，癢得厲害，每天拖著被批鬥和干苦力的身軀一瘸一拐地進進出出，很令我反感。他在夜深人靜之時，才能打一盆熱水燙腳，然後就拼命地抓癢，也不睡覺。我不由想：還不如死了呢，完全沒有同情心。
九月下旬的北京已經開始涼了，秋雨下了幾場，更增加了一絲寒意。記得就是中秋那天，因為沒有被蓋，我有些著涼，夜裡不停地咳嗽。早上程俊突然對我說：「你要找軍宣隊講講，請家裡送被來，馬上天就冷了。」在那個時候，聽到一句關切的話是出乎意外的，一瞬間，我們兩個人之間的隔膜就消失了，連我全覺得奇怪。在中秋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偷偷開始了交談。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程俊的個人經歷。
那一年，1967年，程俊只有35歲，他的外表卻是一個乾瘦的老頭，永遠是短短的寸頭，夏天總是穿一件黑色中山裝，冬天就是黑色的中式對襟上衣，說話永遠不緊不慢，能不說就不說。總是滿臉的皺紋再加上堆出來的微笑，習慣性地點頭哈腰。當時我們這幫年輕教師全認為他是一個落後的老教師。因為他永遠是騎個破舊自行車，碾著鈴聲到學校。只要看到他騎車離開了校門，肯定是到了下班時間，不會早一分鐘，也不會晚一分鐘。在年輕教師看來，他整個是遺老形象，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積極性。
我問他漏網地主是怎麼回事。他說：1949年，我才十七歲，到外面上個師專，然後就在八里莊當小學教師。土改是1950年的事。我住在家裡，晚上村里通知開會，我父親就叫我去了。到那裡才知道要報告家裡有多少土地，多少財產。我就如實報了有二十畝地，一個煤鋪，一個面鋪。村幹部就說，一家三口二十畝地是地主。我也不知道這地主是什麼意思，就回家了。以后土地沒收了，面鋪，就是壓麥子的面鋪當然也就黃了。後來公私合營，煤鋪也就沒了。到現在我也不清楚，說我們家是地主，包括不包括我在內。
那麼你參加三青團呢？我又問。
我在師專，有個同學是三青團的幹事，大約是他要表功，就把我們全班都說成是入了三青團，我當時不知道，還是肅反時才知道有這麼回事的。我們一班二十來個同學全跟他倒了霉。
那麼你怎麼又參加了一貫道？我還是想知道他的底細。
中學時我到一個同學家，他家正在拜壇，磕頭。叫我也磕個頭、上柱香，我才15歲，不好意思拒絕，就磕了頭。以後清理一貫道，我就說經歷了這樣一件事，結果說我磕了頭，就是入了道。其實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一貫道是幹什麼的。
後來的交談，使我對程俊，也對北京的小地主有了些了解。原來程俊的爺爺是澡堂搓澡的夥計，不認字。他很能吃苦，集了點錢「拴駱駝」，就是買駱駝當運輸工具，把門頭溝的煤拉到城裡賣。北京城裡人做飯取暖都要靠駱駝送來的煤，這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意。他開始和人家合夥，後來有了一個自己的駱駝隊，所以在阜城門外搞了個煤鋪。按中國的傳統，有了錢，總要買點地，一共四十畝來地，因為是種麥子，又開了個碾麥子的鋪子。日子就慢慢地在他的打理下有了起色。
他爺爺沒文化，不會教育孩子，生活又過得去，程俊的父親就不務正業，染上抽大煙的惡習，不幹家務事。老人一過世，程俊的父親就開始賣地，解放時，就剩下20畝了。程俊說，早知道，讓他早敗家，再多賣十來畝，就不是地主了。
我問他，你們剝削長工嗎？他說：我回家就要和工人幹活，主要是抬煤，我走得慢點還挨工人罵呢。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前所未聞的。但我相信程俊沒有對我說謊，我們家裡過去的保姆就很厲害，我們全怕她，全要聽她的。
在批鬥程俊時，揭發他有反動言論，記得是他講「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我問他這又是怎麼回事。程俊嘆了口氣說，每逢運動，小學整不出什麼，他總是首當其衝當活靶子。在肅清反革命運動時，讓他交待罪行。他交待不出來，就說自己思想落後，認不清敵我，好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不知怎麼，這話成了他對肅反不滿，寫到他檔案裡面。所以他以後抱定一條，一言不發。於是歷次運動雖然挨整，到最後也找不到什麼把柄，勉強過關。
從1949年解放到1966年文革，整肅運動就沒停止過，肅反之後，還有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四清。無論運動的矛頭指向誰，是針對黨內還是黨外，程俊無一倖免，他不是靶子就是被用來祭旗。這樣殘酷的生活一方面使他早衰，三十歲的人就和老頭一樣了；另一方面也使他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令不知真相的年輕人對他格外疏遠。
到了我挨整時，我才明白他為什麼要表現出來滿不在乎的樣子。因為你如果在乎，無非就要申辯或者表示畏懼。申辯是對抗群眾運動，罪加一等。程俊告訴我，肅反時他的一個同事被錯整，算是放過去了。但幾年後在鳴放時發了點牢騷就成了貨真價實的右派，連老婆全離婚了。你表示畏懼，也不成，那等於宣布自己心虛，心中有鬼。所以只好自欺欺人，裝作與己無關。不料這卻成了我們鄙視程俊的原因，認為他玩世不恭。
程老師在教學上也是這樣一個無所謂的態度，他基本上控制不了課堂紀律，教室里總是有嗡嗡的講話聲。他則置若罔聞，照講不誤。對此我倒一直同情他，因為他所謂漏網地主的問題由來已久，不但教師知道，小學生也知道。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月，小學生公開叫他程地主，甚至寫到黑板上，根本不可能聽他的。他怎麼辦？如果管得嚴了，一定是階級報復，罪莫大焉，還不如不管，全當聽不到。
那是個中秋夜，我們在牛棚當然看不到月亮，甭想家庭團聚。月餅更是免談，文革破「四舊」，哪裡允許慶祝這些傳統節日。但那一夜的談話，令我明白了很多事，喪失的同情心也一下就回來了。以後半年多，殘酷的鬥爭會，繁重的苦力工作，無止無休的檢討和觸及靈魂的侮辱全因為兩個人的彼此諒解而化解了不少。程老師告訴我一定要堅持下去，到運動後期，情況就會改變。
我們倆談話的範圍越來越廣，我才知道他讀了很多歷史和古文，他還能寫一筆虬勁的隸書，和他的性格完全不一樣。這樣的小學教師是很缺乏的。他其實有很多教學的經驗。他告訴我，凡是愛撒謊的學生，十之八九是父母管教不一致，一方特別嚴格，多採取打罵的方式，另一方又格外溺愛，造成孩子遊走在兩邊，尋求空隙，不講真話。如果不是父母，那可能就是爺爺奶奶一輩溺愛，父母輩管教過嚴。因為孩子本能地要逃避懲罰。而經常被嚴厲懲罰的孩子都非常難以管教，因為他們就覺得不過如此了，已經失去了自尊心。這在我以後的教學中是多次證實了的。
他雖然生活在北京，還是個地主，至少算是個地主子弟，卻沒有坐過火車，離開過北京。他沒有到過長城，只在春遊時和學生去過兩次頤和園。他沒下過餐館，沒有游過泳。他從來不看報，也不關心政治，除了毛澤東，他幾乎不知道中共領導人的名字。他沒有任何理想，對一切全無所謂。等我到了三十多歲，在程俊當年的年齡，我想起他對人生的冷漠，覺得不寒而慄，也才真正理解到社會對他的摧殘。
想不到對政治如此的冷漠，使他付出了意外的代價。一天他被學生批鬥，我在牛棚還聽到學生高呼「打倒程俊」，「打倒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等口號。到他回來的時候，他的腳腫得更厲害了，頭因為長時間壓低，變成紫紅色，滿臉大汗。
在深夜我才有機會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學生發現他的兒子叫程少奇，質問他為什麼起這個名字，他無法解釋。他說：「我有兒子是1952年出生的，我根本不知道有個劉少奇。我要知道了，哪敢起這個名字呀。」那時毛澤東公開表示要打倒劉少奇了，為了緊跟戰略部署，革委會主任就把程俊兒子的名字透露給了學生，依此說明劉少奇是如何得到地主階級的歡迎，這樣就可以在小學生中掀起大批判的高潮。這可真是聰明的辦法，不然小學生怎麼批判劉少奇呢？
程老師並不害怕挨鬥，他是老運動員，但這次他很擔心他的孩子，那時才上初中，就在附近的八里莊中學，但他又能做什麼呢？他已經半年沒有見到孩子了，就是見到了他又能怎樣保護自己的孩子呢？
到了運動後期，程俊和我全被「解放」了，就是按「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我們要做個檢討，然後獲得回家的自由。不過在內部我們還是屬於上了另冊的人。半年之後，我們就被下放到北安河的五七幹校去了。有資格去五七幹校勞動，說明我們在表面上不是階級敵人了，但是還沒有改造好，還需要進一步改造。我和程俊沒有分在一個連，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後來我們連又被調到了香山煤礦，更見不到他了。
大約三年之後，程俊被調回原來的小學教課。而我堅決不肯回原來的學校，後被重新分配到了建工部小學，我們幾乎沒了聯繫。1981年我第一次回國，想不到在向群小學見到他，這就是我後來工作的建工部小學。我們一起在甘家口商場的餐館吃了次飯，他顯得更蒼老了，還是一副聽之任之的樣子。他退休之後，沒有電話，很難再聯繫上了。2007年，我聽說他故去了。一個與世無爭，安分守己的人，就這樣走完了他的一生。
2024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