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北京市大中學校學生，對給他戴紅衛兵紅箍的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說「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第一個高潮。各種紅衛兵組織拔地而起，開始在社會上「破四舊」。這些紅衛兵以中學生為主，標準行頭是綠色軍裝，軍官的寬皮帶和左臂上鮮艷的紅袖章。上面有集成的毛澤東題字「紅衛兵」，所以衛字是繁體的衛。
圖畫老師杜鐵寶製作的紅衛兵袖章，中央樂團譜寫的毛語錄歌曲《造反有理》
這幅袖章是第二年1967年製作的。那時紅衛兵已經分派別，往往加上井岡山、毛澤東思想等形容詞。紅八月的袖章上只有三個字。後來有了「級別」，加上「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和「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著名的「聯動」。
1966年7月4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最早的紅衛兵組織）的大字報，引用了毛澤東於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史達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在8月1日回信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此回信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文件《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下發。中央樂團在1967年為此譜寫了毛主席語錄歌曲，造反有理成了無法無天的依據。
雖然由於「海外關係」，我不夠參加紅衛兵的資格，但一開始我在北京並沒有覺得緊張，還能保持一個觀看的態度。8月21日是星期天，有同學來訪，說起紅衛兵「破四舊」，要把西四丁字口著名的上海遷京服裝店《造寸》的霓虹燈取下來。那時我家離西四很近，我們就一同走過去看。
1956年，由周恩來總理批示，紅都、雷蒙、波緯、藍天、造寸等當時在上海知名的多家高級服裝店一起整體遷往北京。造寸相當於今天有品牌的時裝店。他們有裁縫，度身定製，很有些名氣。當然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問津的。這次首當其衝，被紅衛兵要求把北京尚少見的霓虹燈拆下來。但是幾層樓高的大招牌不是店員可以拆得了的，紅衛兵一時興起就紛紛爬上招牌動手去拆，很快就演變成打砸，碎片一地，引得路人駐足觀看。
我和同學看了個全出戲。哪想到這是暴力「破四舊」的先聲。轟動世界的文革「破四舊」就是由這個西四丁字街路口《造寸》開始的。那時我還沒意識到，更大的危險和暴力馬上就來臨了。
難得的一張造寸老照片，霓虹燈白天只能隱約看到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肯定紅衛兵行動不到一個星期，北京百多年來最恐怖的時期到來了。那時說恐怖也是有階級性的。國民黨搞的是白色恐怖，毛主席要的是紅色恐怖，紅色恐怖萬歲！在眾多紅衛兵小報中就有一份叫《紅色恐怖報》還是用集成的毛主席手書做刊頭的。
公開發行的紅衛兵小報《紅色恐怖報》
在紅色恐怖的高潮，北京中學紅衛兵走在前面，他們不但抓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反革命，還熱衷於抓壞分子。
大約在8月10日左右，一個中學的紅衛兵發明了抄家。結果在一個老太太家竟然抄出了早年的地契，這下可惹火了紅衛兵小將，他們就拷打這個老太太。那正是北京炎熱的夏天，老太太不堪刑訊，當場死了。
紅衛兵小將頭一次看見打死人，也有些害怕。哪想到這事被當時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知道了，他會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為此特地接見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萬人的大會上宣布「老太太私藏地契，就是企圖變天，後果自負，紅衛兵小將不承擔任何責任。」
那天還在體育場批鬥了一批黑五類出身的青年，他們是在被抄家時，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紅衛兵動手打架。這些黑五類被稱為狗崽子，就在萬眾睽睽之下，當著中央文革成員和公安部長的面，被紅衛兵用皮帶痛打，然後被北京市警局宣布逮捕法辦。
15日星期一，雖然是暑假，我還是要到小學上班。在搞運動期間，學生沒有到校。這天老師天天讀之後沒有被校長布置開會，大家都無所事事。但到了下午，我突然覺得樓道格外冷清，一貫守時按點上下班的老師都不見了，覺得有些瘮得慌。
我決定也回家。我在西四下了無軌電車，發現大街上到處都是滿載家具和箱子的大卡車往返橫衝直撞，路上行人匆匆，一股恐怖的氣氛籠罩在大街上。我不明所以，趕快回家。
進了家門，我的二姨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抄家了，紅衛兵在抄家。」
「什麼？抄誰的家？」我依然不明所以。
二姨說：「誰的家都可能抄，咱們胡同已經抄了兩家了。」
我又問：「根據什麼抄呢？」
二姨說：「紅衛兵一進胡同就問孩子誰家有錢，半大的孩子隨手一指，他們就進去了。我也不敢看，趕緊回來了。」
一夜沒有睡好覺，第二天16日，星期二，我還不敢不上班。到了學校，老師各個沉默寡言。大家都在等《人民日報》，希望政府能指示一下。哪想到了下午，報紙來了，頭版大標題是「破四舊好得很」，文章雖然沒有提及抄家，但是明確地肯定紅衛兵小將的行動好得很。
畫紅框處就是張貼紅衛兵告示的地方，要穿過這個弄堂才能到電影院，左面就是造寸服裝店，可以隱約看到櫥窗里的衣服
我回家，見到丁字口的紅樓電影院門口張貼了一份大字報。我趕過去看。上面說紅衛兵抄到一個老太太家，竟然發現這個老太太藏有地契，豈非變天帳。於是採取了革命行動（就是打了她）。老人不經打，當場被打死。警局到場宣布紅衛兵沒有責任，企圖變天的老太太咎由自取。這個告示敘述經過之後，警告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的末日到了。
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歲了，聽到的都是抄家，打死人，轟回原籍的消息，非常害怕。我記得我的小表侄王培還剛剛上小學，才七周歲。他並不知道有多恐怖。那天他從外面回來，大聲地敲門。在家裡的人都面面相對，以為是紅衛兵來抄家了。我硬著頭皮去開門，一看是他，不由分說就給了他一個嘴巴子。我覺得真要精神崩潰了。
周三，紅衛兵衝進了我們對門的鄰居家。那裡有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男孩，是個駝子，背後人們稱他「小羅鍋」。我們雖然不認識，但一直認為他們是比較窮的人家。很快我就聽到拷打的聲音，那是寬皮帶打在後背的悶聲。軍官的武裝帶是寬皮子的，還有一個不小的銅扣，劈頭蓋臉打下來，立刻就是一道血印。
我悄悄聽著，原來是拷問他們藏了槍，要小羅鍋的母親交出來。大約打了兩個小時，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紅衛兵到胡同喊話，說這家的男人是國民黨兵痞，逃亡台灣，他的老婆為他藏了槍，現在供出來在通縣某地，他們正聯繫車去挖槍。我至今清楚記得，那時已經下午五點多了。我也明白這是打狠了，小羅鍋的母親胡亂招的供。
周四，我姨到外面買菜回來，嚇得臉都白了。她說看見一個卡車沿街收屍，在大院胡同口（郭沫若當時住大院胡同）對面的義達里口扔上來一具女屍，穿著黑絲襪子，腿還在抖動。我想這個女人一定是被紅衛兵逼著穿上黑絲襪挨鬥，被打暈了，還沒有死。這件事我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但是我二姨的話和她當時的表情給年輕的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心理陰影，以至於我至今看不得女人穿黑絲襪子。
義達里至今尚存，北面是缸瓦市教堂，美國布希總統曾到那裡做過禮拜。他可能不知道這個教堂當時就是存放抄家來的東西的，堆了那麼多，不少家具只能放在院子了，聽憑風吹雨打。
北京「義達里」曾經是末代皇后婉容外公和碩定親王愛新覺羅·毓朗的住處
我弟弟上初中時在四中就讀，高中時在八中就讀。那年他是高二。一天，四中的紅衛兵終於來了，質問我們的父母到哪裡去了。我二姨經歷過當年日本人抓人的陣勢，很從容對紅衛兵說：「這是我的家，他們只是借住。」那些紅衛兵一時愣住了，竟然也沒有深問，走了。
我有一個表姐是積水潭醫院的大夫。抄家時，一個無線電愛好者被說成是美蔣特務，有通敵電台，被紅衛兵往死里打，他就跑到積水潭醫院大門口，以為被打上了至少可以被急救，不至於喪命。哪知醫院拒絕他進去，紅衛兵追了過來，當場打死。表姐看到他的孩子圍坐父親屍體在哭。
那時候打死人是天天發生的事，多是中學紅衛兵乾的，其中包括很多才十五六歲的花季少女。至於被批鬥的人，女人被剃陰陽頭的就更是見怪不怪了。連續幾天，我在兵馬司胡同看到一個女人，被剃成禿頭，臉有些浮腫，一條繩套在她的脖子上，任由騎著自行車的紅衛兵如遛狗一樣牽著跑。有時她的脖子上還掛了一雙破鞋。一直到現在，每當我走近兵馬司胡同，眼前就浮現出她的樣子。
當時學校名義上是放暑假，其實跡近癱瘓，陶鑄主持中宣部後，正式宣布廢除高考，當然小學升中學的考試也隨之停止了。中學生不畢業，我們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當然也不可能離開小學了。到底如何辦，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操心，日子很難過，對付一天是一天。幸好是暑假，上千的學生中只有一小撮出身好的學生紛紛組織起紅小兵效法他們的哥哥姐姐鬧革命。有時他們也自稱紅衛兵。
那時成立個革命組織很容易，只要印個紅箍戴上就成了，當然還要刻個公章。這在平時是嚴格控制的行業，現在也不要證明了，膽大就可以去刻。我的一個學生，忘了叫什麼名字，一個人成了了五六個組織，褲兜里經常帶著一大把公章。可不要瞧不起這些公章，就憑這樣的紅衛兵公章，可以把出身地主富農的人的戶口吊銷，遞解回原籍勞動改造。
其實那時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出身。只要你說是紅五類出身，即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出身，幾乎幹什麼都成。就是到醫院看病也要自報家門。這並不需要什麼證明，那時也沒有身份證。但絕少有人敢報假，因為只要被人認出來，很可能當場打死。那時人口流動性很低，周圍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假冒紅五類出身的風險太大了。
我表哥的一個朋友叫謝井山的，是體育老師，被學生打斷了手指，他跑到比較遠的醫院就醫，哪想到每個醫生身旁都有一個紅衛兵持皮帶監督，詢問病人出身。不是紅五類出身的不得治療。紅衛兵問他什麼出身，他謊言老貧農，得到了治療。我們聽說了，即欽佩他的膽大，又為他捏了把汗。謝老師故去的父親是商人，他卻敢自報出身貧農，得到了治療。要知道被揭穿謊報出身的後果可比現在謊報學歷要嚴重得多，很可能被當場活活打死。
紅衛兵在社會上造反，名為「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到處打砸搶。和我們學校一個黨支部的八里莊小學位於清末大太監李蓮英的享廟。我們學校的學生和八里莊小學的學生聯合就把李蓮英的墳扒了。
我有一個貧農出身的學生王得慶因為老留級，雖然在小學，年級有十五歲了，個子也明顯高於其他孩子。他參加了一個中學紅衛兵組織，去抄了梅蘭芳的家，他還對我說過，他們就在那裡住下了。
當然紅小兵、紅衛兵也來校造反。我們小學老師必須每日到校，學毛主席著作，寫大字報，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流毒。而小學生也給老師貼大字報，揭發老師課堂上說了什麼反動的言論。這些揭發雖然幼稚可笑，卻也使所有的老師心驚肉跳。我們要認真抄下來，準備辯解或檢討。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小學生給我的大字報抄錄中的一頁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廁所，路過四年級二班的教室，看到一個五年級農村大齡學生帶領一幫紅小兵正在審問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很瘦小，可能不到十歲，跪在教室中間，低著頭。那幫紅小兵問一句抽一皮帶。
解放軍軍官的武裝帶是當時最時髦的衣飾。擁有武裝帶的學生自然和解放軍沾親帶故，血統高貴，是紅衛兵里的貴族。而用武裝帶打人則是最時髦的武器，最酷的，按當時的說法是最帥的。
行刑的方法是叫被審查的對象跪下來，從軍上衣解下武裝帶，劈頭蓋臉打將過去，而且一定是把有銅扣的一端掄出去，令階級敵人馬上見血，才是最革命的舉動。這叫「造反有理」，也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全是他老人家的諄諄教導，一句頂一萬句。銅扣打在頭上，是腦袋開花；打在背上，是血淋淋一條。被打的人鮮有不叫起來的，掄下去鮮有不認罪的。
這個大齡學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得慶。他抬頭看見我說：「我們在審小偷。」我是屬於黑五類出身，不敢置一詞，但我看這樣打下去，那個孩子會被打死，於心不忍，就回辦公室告訴了體育老師許嘉華，他是工人出身。
許嘉華拿著語錄就去了，對學生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要打人。」學生當然不聽。也許他依仗是紅五類出身，竟然和紅小兵吵了起來。我沒敢過來，躲在樓道悄悄看著。只見王得慶一揮手，幾個紅小兵一下就把許嘉華抱住了，許嘉華畢竟不敢還手，於是就被學生摔在地上。這時王得慶凶性大發，抄起一個椅子就砍了過去，狠狠砸在許嘉華腰上。接著王得慶又掄起武裝帶朝許嘉華頭打來。我看許的性命難保，起端又是我叫的他，也就忘乎所以，沖了進去，一把拉住王得慶的手說：「請不要打了」，一面示意許嘉華快逃。
王得慶一面打我拉住他的那支胳膊，一面對我大呼：「你放開手！你放開手！」我不知吃錯了哪門子的藥，就是不撒手。直到許嘉華爬起來逃出了教室，我才鬆開手。這時王得慶就把武裝帶向我掄了過來。我邊用左臂擋著，邊向教室外退。就這樣我一路對抗著解放軍武裝帶的攻擊，退到我的教研室。
王得慶也追進了辦公室，大多數老師全嚇跑了，剩下音樂王老師和美術杜老師呆在那裡不知所措。我的辦公桌靠牆，我被擠在牆腳，退無可退。幸虧辦公桌很大，暫時擋開了王得慶。已經瘋狂了的王得慶於是抄起一個個辦公椅向我投擲過來，我揮動手臂撥開這些有四條鐵腿的椅子。我才知道扔椅子並不那麼危險，因為投過來的椅子速度慢，只是看起來可怕，卻不會重傷我。
在這個關頭，六年級的幾個紅小兵來了，大概我和學生的關係一直較好，他們把王得慶勸走了。音樂王老師對我說：「快跑啊，快跑回家吧。」她是工人出身，當年也是20歲，嚇得直喘，一邊說，一邊把兩個手在空中抓著。我愣了一下，總算明白過來了，竄了出去，離開了學校。
我一路上驚魂未定，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發生此事。王得慶家屬於玉淵潭公社，貧下中農出身。是我教的學生，年齡比同班同學大兩三歲，脾氣暴躁，對同學經常拳打腳踢，用今天的說法是有暴力傾向。但他一向聽我的話，因為我和他年齡只差三四歲，從來沒有對他拿出老師的架子來。我講〈自然〉課，經常叫他解釋農作物，令他有面子，又有自信，所以即便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還是稱呼我為「潘老師」。由於他的出身，本來連入隊戴紅領巾的資格全沒有的學生，一下成了學校紅小兵的頭頭。他們的紅衛兵公章就拿在他手裡。那天他真是打紅眼了。
到了家，我腿全軟了，幾乎癱在床上。突然我驚坐了起來：「學生要追到家裡可怎麼辦？」那就不是我一個人挨打了，家會被抄，這是肯定的，因為王得慶前天還告訴我他參加了抄梅蘭芳家，「可不得了了」。老人會被拷打，而且王得慶一動手打人就失去了控制。
我別無選擇，馬上起身，立即回學校去，即使我還可能被打。也就是在那幾天，我失去了盲目的敬仰，開始自己的思考了。
2024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