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傷的還不只是這一點，「才子」的身世更是叫人為之長嘆。他十幾歲就參了軍，跟隨部隊進過西藏，後來，居然一舉考進了（不是保送！）中國人民大學的新聞系——這在五十年代真正是響噹噹的「名校名系」，不能不說他確有過人的才華。五七年「反右」，他因為寫大字報亂「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幾年後，帽子摘掉了，仍回人民大學學習，畢業時趕上「文革」，分到工作單位，單位負責人一看他的檔案：「摘帽右派」，不敢收留，又退回學校，既然是分不出去，便「寄存」到學生連來了。
滯留學校的一段時間，以他的身份不便去參與「運動」，閒時就到處逛逛看大字報。一次在北大附中，邂逅了後來成了他的妻子的這個女生，該女生對他一見傾心。愛情的力量端的是無可阻擋，無論家庭如何反對，她就是鐵定了心，要嫁給這個年齡大她許多、前途未卜的「摘帽右派」。他來到「學生連」，她也立即接踵而至，曾經強烈要求留下，未獲允准。然而，愛情的力量最終還是抗不住世俗社會的高壓，她決定要和他分手，其時，她已懷上了他的孩子，或者正是這個新生命的到來——孩子未來將面對的命運，迫使她必須儘快做出這個選擇。所有挽回的努力都失敗了，包括指導員也出面做她的工作，預言這個才華出眾的人一定會有不錯的前途。然而，決裂是異常無情的，她起訴到當地的法院，他不得不接受現實，當他從法院走出來的時候，眼見有一個男人在門口等待著陪伴她……
他就像大病一場，消沉下去，再也難喚起那種富有感染力的激情。
四
在那裡，我自己也曾遭遇過一場浪漫。
儘管我背負著相當嚴重的罪名，來到學生連總算暫時安頓下來，我的一位通過幾次信卻尚未謀面的女友，一意要趁過年來看我。她在北京買了一些吃的東西，把長途電話輾轉打到團部，告訴我她到達的車次，這使我或者連部都推卻不了。我們還沒有正式明確戀愛關係，所以只能告訴連部她是我的表妹，連部則認定來者必是我的「對象」，甚至乾脆按部隊的稱呼叫「家屬」，使得雙方的關係迅速脫離曖昧而定位。
臨近除夕，列車上只走下很少幾個旅客，我很順利地接到女友並將她帶回到連隊。因為她也是一名大學生，不容置疑地立即被安排進和我們一起接受再教育的行列，一起去貧下中農家中吃大年夜的憶苦飯，也一起去看縣城禮堂的文藝晚會，只是在熄燈之後，我和她才避開眾人走到操場上去談話。
記得那天夜晚的月色分外皎潔，周邊的一切仿佛都披上了一層銀霜，儘管我一再向她吐露自己對前途的擔憂，提醒她一定要做切合實際的考慮，卻還是漸漸地忘卻了身置何處，以為自己就是這個美好的銀色世界的主角，一徑喁喁低語，交流彼此的愛意。
部隊是禁止談戀愛的，此舉無疑觸犯了天規，可是，直到現今，也想像不出究竟是誰在偵伺，四周似乎根本沒有人影。不過，如果不是後面又發生的事，這也許還不會被大加責難。
第二天是個休息日，連隊照例吃兩頓飯，九點鐘吃完早飯後可以自由活動。既然女友盛情帶來一些好吃的東西，在這樣一個食品短缺的時候和地方，為什麼不拿出來和朋友一起共享？從北師大一起來的人中，原就有一些是相識和要好的，恰好有一位天文系的姜兄已婚，老婆從老家來了，連隊安排他們住進招待所。房屋雖是出奇的窄小，卻好歹是可以自己支配的空間，大家遂相約借那裡一聚。
聚會前後不過延續了一個多小時，五六個人，說些無關嚴肅的或沉重的或敏感的話，主要是吃。我們似乎已從厄運的陰影中脫身出來，在這傳統的年慶日子，居然還能享受到如此輕鬆和親切的氣氛，品嘗從首都北京帶來的糖果與果脯，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悅。
很快就到了回連隊吃下午飯的時間，集合的時候，我感到氣氛有些不太對勁，幾位連隊首長都神情嚴峻地站在隊列前面，不像往日綻露笑容。隨即是指導員講話，他用了大約半分鐘掃視大家，在我的臉上似乎還多停留了一下，然後說，今天，在我們這裡，發生了一起一小撮人「臭味相投」聚會在一起的嚴重事件，為什麼這些人會聚在一起，很值得深思。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嚴密注視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警惕舊思想回潮。當然參加聚會的人也有不同情況，都要做深入檢查。
我一聽頓時就懵了，天哪，這是怎麼回事？不就是幾個人聚在一起吃了點東西嗎？千不該，萬不該，是我們幾個犯錯誤或有問題的人聚在一起了，或者說，千不該，萬不該，我們竟然忘記了自己的實際「身份」，說是「一視同仁」，實際上，還是外松內緊，嚴密關注。（另外我也實在失於無自知之明，在這裡，我們所能領到的人民幣就是有明顯區別的，大多數人拿的是大學生畢業工資42元5角，而我們少數所謂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則拿的是20元生活費。）
接下來是開展群眾性的批判，我們幾個被批判者立馬拉開距離，自不必說，其他人也儘量避開我們，而我的女友則早已花容失色，她將這起禍事的責任全攬到自己身上，為此向我連連道歉，原定的行程也不得不改變，迅即離去了。對於這個年輕浪漫的女大學生，這是一帖最有效的清涼劑，她得以和我的現實生存真相直接接觸，關於未來的一切虛幻的想像都被徹底擊碎，再經考慮，這一段短暫的戀情也就正式畫上了句號。
五
漫長的冬天過去了。連隊要開拔到離沙城幾十公里以外的涿鹿縣，那裡有部隊的一個生產基地，主要是種水稻，在一個叫「下花園」的地方也經營著一個小鐵礦。比起困在營房裡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的政治學習來，大家似乎還是更樂意於到廣闊天地間去參加勞動。在行軍去目的地的途程中，宣傳隊仿照正規部隊，不停地演唱和打快板為大家加油。
在我們到來後不久，正規部隊就接到緊急戰備命令「上垻」了。按當時的形勢，戰事似乎一觸即發，由我們捕手這支戰鬥部隊的後方生產支援工作，意義就特別重大。我們排有一位也是從人民大學來的哲學系的朋友，精神多少受過一些刺激，當時表現十分亢奮，一次竟然一口氣吃了十多塊大油餅，弄得他腸絞痛發作，趕緊送到師部的醫院急診，問他何以如此，他說「蘇修」就要打過來了，他必須吃得飽飽的，和他們決一死戰。
我們住進本團特務連的營房裡，朝南一排低矮的土坯房是我們各排的住處，東西兩邊還有幾間房分別是連部和伙房，四周都是水田，離附近的村莊有一段距離，任何一個走近這裡的人，都會立即進入我們的視線。
實在說，在這長城以北的地方種稻田的活兒很苦，我們要育秧、挑秧、插秧和一遍遍薅秧，直至水稻成熟，割秧、脫谷、打場。大家整天泡在泥水裡，一天干下來，腰酸背痛。碰上冷天，寒風吹過，沾滿泥巴的腿上，會綻開一個個小口子，疼如刀刺，有人只好用膠布貼上，兩條腿就像布滿了白色的鱗片。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學生連的大學生們已經被證明能承受部隊的生產任務了，他們年齡一般比正規部隊戰士稍大，又有了吃苦的精神，幹起來似乎還更能勝任。風吹日曬，一個個臉黑了，身體似乎也壯了，學生連的人穿著破舊的軍裝，有的剃了光頭，休息日裡，三三兩兩走在街上，還成了當時涿鹿的一道景觀。
這樣的學生連戰士怎不可愛？師部決定召開「大學生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意在表彰一批先進分子，當時我也被抽去寫典型材料。聽說鄧小平的一個女兒在本師的另一團，師部想讓她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發言，報上去卻未獲通過。也大約是這種直接接觸和相處的關係，部隊對這些學生的態度總體上是寬容、欣賞和親切的。有一次，我們正在地里幹活，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號聲顯得很不尋常，大家顧不得洗去腿上的稀泥，往連部跑過來。好傢夥，卻原來是傅先輝軍長親自來看我們了，這可是難得見到的大首長，忘記了當時他都講了些什麼，只記得這個胖乎乎、笑嘻嘻的首長很是和氣，一再叫大學生們往前坐，這件事讓大家興奮了許久。
部隊在當地設有生產股，具體管理現場生產活動，有一位副團長，一直親自督導，對學生連也嚴格管理，一絲不苟。有一段時間因為調整營房，我們暫借附近村莊的老鄉房子住，一天幹活下來，疲累不堪，晚飯後，夜色已深，都收拾著準備就寢，集合號卻響起來了，原來是通知到營部去看電影《地道戰》。這《地道戰》何止看了五六次，大家實在不願意去，無奈「軍令如山倒」，只好整隊前去。偏偏一等再等，拷貝就是送不到，也不知是誰作了決定：今天不看了，等通知。剛回到住處要睡下，集合號又響了，說是片子到了，還是要去看，有人便恨恨地說，「這不是折騰人嗎，槍斃了我，我也不去。」這時天又不作美，淅淅瀝瀝下起了雨。於是，有人去找朱連長求情，朱連長實在有點心疼大家，同意不願去的就不去了。次日一早，隊伍到了地頭，只見副團長先已到了，黑沉著臉，命令朱連長出列，問他為何晚上看電影學生連不到。朱連長知道辯解無用，囁嚅著說不出什麼，挨了好一通訓。
六
我們不知道在這裡的日子還要過多久。雖然看上去大家相當安定，實則內心裡還是希望能快些出去，終究這裡缺少自由。不斷有消息傳來快要分配走人了，每一次連隊都會要抓「活思想」，要大家批判臨時觀點，樹立牢固的「紮根一輩子」的思想。如果是上山下鄉，「紮根一輩子」猶有可說，在部隊怎麼能「紮根一輩子」呢。何況，不久連陳指導員也調走了，去軍部的醫院去做協理員，朱連長好像是復員回家了。連里又來了一個新的指導員，很年輕，比較活躍，過年的時候，他的新婚妻子從老家來了，就住在連部。愛開玩笑的大學生在他的房門前貼上對聯，道是：「近戰夜戰敢於刺刀見紅，苦幹實幹生產成果纍纍。」這相當於現今的葷段子，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有一段時間，女生排留守在沙城營房種菜，我們也很想念她們。身邊缺少異性，生活就毫無色彩，儘管有她們在一起，也是嚴格地「授受不親」的。後來她們也終於來了，完全是生產任務需要，無意中也解決了一種心理上的缺失和平衡的問題。
儘管部隊命令嚴禁談戀愛，違者甚至被提到「毀我長城」的高度，然而，青年男女的情愛仍然阻遏不住，不時會有一些「緋聞」傳出：誰和誰好上了，他們在暗通款曲；誰和誰相戀被發現了，受到了批評和警告，但是不服，還在「地下活動」。
不過部隊畢竟是部隊，在這裡，無論如何柔情蜜意，也絕對不會出現勾肩搭臂，出雙入對的現象，真正從地下轉到地上，是在即將分配離隊的消息被證實之後。那時，一天之內就有一兩起具有某種「爆炸性」的新聞，我們順著新聞提供者的手指方向望過去，果然，就看見在不遠處的田埂上，站立著一對男女主人公的身影。雖然是一個大致的輪廓，大家也能馬上判斷出是誰和誰。
最具有「爆炸性」的，是地質學院的何君和北師大的李君這一對戀愛關係的公開，沒有親眼看見之前許多人都不相信。
何君是地質學院有名的美女，頎長的身材，鵝蛋臉，大眼睛，氣質很好，據說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這在當時雖說不是一個好出身，只要父母不是被打倒的對象，對於一些人來說，卻也還是「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一種背景。她在校、系中有不少仰慕者，地質學院同到學生連的人中也有，但大都畏葸不前，或者就碰過釘子。而李君則完全屬於另一類人。他是北師大的有名人物，做過校革委會的常委，因為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推翻譚厚蘭，被逮捕入獄，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出獄後也被送來此地待處理。李君高個寬肩，方方的臉龐常掛笑容，是個很謙遜、可愛的年輕人。對於這樣兩個人確定戀愛關係，特別是一些與何君同校來的人，與其說是不敢相信，毋寧說是心理上很難接受這一事實。師大來的人許多都有嚴重問題，雖說部隊在教育上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事實上總是有區別的，是內控的，何君放著那麼多出身和其他條件好的人不找，偏找一個這樣前途未卜的人，難道不怕連累自己和家人嗎？
大概任何時代，世上都會有一些立意和表現不俗的人，何君就是當時這樣的一位。她不但毅然將她與李君的關係展現於連隊所有人的視線之內，而且還採取了更加令人震撼的後續行動。按規定，何君屬於已經分配了工作單位的，首批就離隊了，她沒有馬上奔赴工作單位報到，而是住在北京等李君的到來，卻沒想到李君未獲分配，又被押回學校繼續審查。這次審查採取了很高級別的監管措施，完全與外界隔絕，李君被關在一間屋子裡，窗戶被釘得嚴嚴實實，牆上貼著「李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大字標語，足見性質之嚴重（實則後來落實下來並無什麼嚴重問題）。何君來探視，遭到拒絕，但她鍥而不捨，執著地向主持其事的工軍宣隊要求，最後獲得同意，二人就在李君被隔離的房子裡成婚。
我們無法知道他二人成婚時可有過什麼哪怕是最簡單的儀式，或有無第三者在場，但是有這樣一往無前的愛情到場，他們的成婚無疑是很有亮點的。那個時代無數輝煌的人和事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唯有他們的婚戀，還閃耀在我和我的朋友的記憶深處。
七
從1968年秋到1970年秋。我們在學生連整整度過了兩年時光。對於我們來說，部隊的生活像是一個港灣，有多少驚濤惡浪都暫時被阻擋在港灣之外，學生連時而也會有一些波瀾，但大抵都不會使我們有被傾覆的威脅。只是在快要離隊之前的幾個月，一場叫做「雙清」的運動突然襲來，港灣里一時間也真的是雲飛濤走，換了一幅氣象。
所謂「雙清」，一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是「清理階級隊伍」，這個任務，其實，還是北京市有關方面和我們所在學校交付的，我們人雖然在部隊，所屬的關係並沒有脫離學校。團里派來了工作組，由一位年輕英俊的趙副營長負責，他和指導員的年紀都不如我們中間許多人大，但是，他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們在我們面前很有威嚴。
剛開始還沒覺出什麼，閒散一點的時候，他們還隨便和我們什麼人說說笑笑，後來，我就感覺到他們的目光在有意迴避我們中的某些人。班、排幹部在頻繁地開會，領受任務回來後，說話漸漸已有所指，大家吃喝拉撒全在一起，可是，你仍然能感到在受到布置妥當的嚴密監視。
我不幸又成了一個重點。在不指名地批判中，我被稱作是少數有嚴重問題至今未交代的人中的一個，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他們當時掌握了什麼問題，於是陷入了極大的恐慌，我猜想莫非又是哪位舊時同窗在外地出事，交代出我們一起有「攻擊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若就是有，也犯不上此時來搞這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我早有此類或更嚴重的紀錄。很有可能這是一個階段性的政策變化，一方面是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任務需要，另一面是對一些人問題的深淺不放心，還要保持高度警惕。在運動逐漸升溫的時候，我們曾被命徒步走到在宣化的師部，參加了一個交代政策的大會，會上當場宣布抓捕了一個什麼人，以體現「頑抗到底」的下場。
一切似乎都還處在鬥爭前奏的階段，大批人的分配就開始了，人們的鬥志一下便鬆懈下來，忙著告訴家人，整理行裝，吃告別酒。這時還傳來過一個噩耗，某地一個學生連多人乘的一個卡車，在高高興興去某處參加告別活動的路上失事了——一根斜倒下來的電線桿迎面砸死了許多人。大家的反應是必須從快離去。
學校派來了專人——兩名軍宣隊員，將我和另幾個人（一個是前面提到的前校革委會的常委李君，一個是政教系的周君，還有一個是體育系患精神病而有「反動思想」的曹君）押回去繼續審查。我們的起點是學校，終點還是學校，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原處。儘管如此，兩年部隊的生活經歷卻並沒有歸於零，正像本文一開始所描述的，無論歲月的塵煙如何掩埋，在我們自身的生命成長中，總能找到它的歷歷遺蹟。
（原載金宏達著《金頂恆久遠》。追記於2007年，2017年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