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CDT報告匯》欄目收錄和中國言論自由及其他人權問題相關的報告資訊。這些報告的來源多種多樣，包括機構調查、學術研究、媒體報導和網民匯集等等。也歡迎讀者向我們推薦值得關注的報告。
中國數字時代本周推薦媒體：
開放技術基金會(Open Technology Fund)：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進全球網際網路自由。我們支持以抵制壓制性審查和監控為重點的項目，使全球公民能夠在網上行使其基本人權。
一、開放技術基金會：中國四分之三APP需要實名註冊
中國社交媒體實名制是當局實施審查與控制的重要手段。然而，這些社交媒體平台不僅服務於國內用戶，也早已擴展至海外。12日，開放技術基金會(Open Technology Fund)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實名制一方面通過提高外國用戶的「使用門檻」維護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安全」，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國社交媒體在海外的影響力。
報告封面截圖
報告首先介紹了中國社交媒體網絡的實名註冊制度(Real-Name Registration, RNR)。作者指出，這一制度將用戶的線上行為與其身份綁定，其目的是消除用戶的匿名性，從而使政府能夠精確監控網絡活動。具體而言，註冊主要通過手機號綁定、身份證掃描及其他身份驗證方式進行。
報告發現，75%以上的中國社交媒體應用要求某種形式的實名制，其中許多應用對全球用戶同樣實施實名註冊要求。報告認為，實名制政策既是中共當局防範「敵對思想」的工具，也是監控國內外網際網路的重要措施。儘管這些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國內網絡環境，但它對海外依賴中國社交媒體平台的華人群體產生了顯著的訪問障礙。
具體而言，這些障礙可分為硬性障礙和軟性障礙。硬性障礙包括應用商店的下載限制及海外電話號碼無法註冊；軟性障礙則包括要求提交身份證件和跨帳戶驗證等，這些雖未直接阻止訪問，但因用戶隱私顧慮可能降低使用率。研究顯示，超過35%的用戶無法完全訪問相關平台，其中約43%受限於電話號碼問題，38%因應用商店限制而受阻。
報告指出，自2017年中國實行實名制政策以來，社交媒體應用的全球下載量大幅下降，部分應用的下載量甚至減少了82%。這一趨勢表明，實名制政策在實現監控目的同時，也顯著阻礙了中國應用的國際擴展。儘管中國近年來積極推動「大外宣」，社交媒體平台在講述「中國故事」方面原本具有巨大潛力，但由於政策限制，這些平台未能有效發揮作用。這最終導致「牆內」和「牆外」的資訊流通未能因共享同一平台而更加順暢。
此外，報告發現實名註冊政策對不同地區的影響差異顯著。亞太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限制相對較少，而歐美及中東北非地區的限制則更為嚴格。這表明中國可能有意對不同地區採取差異化策略。報告特別指出，海外華人因普遍依賴中國社交媒體獲取信息、進行職業交流及與國內親友聯繫，因此受影響尤為嚴重。
最後，報告指出，實名制政策與訪問障礙共同形成了一種新的地緣戰略邊界，將「安全區」與「潛在威脅區」分隔開。這種政策對全球網際網路治理和跨國社群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報告呼籲美國政策制定者關注這一類「中國網絡權力擴展」的結構性挑戰，並通過制定全球數字契約等框架來應對中國政策對數字權利的侵蝕。
二、西藏正在變成下一個高科技殖民地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高級研究員詹姆斯·萊博爾德(James Leibold)是《出售維吾爾人》一書的作者之一。他因揭露中共當局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鎮壓而廣為人知。2024年11月12日，他在雜誌《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 Journal)上發表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共當局如何通過自1994年以來實施的援藏計劃實現其背後的殖民主義意圖。
文章封面截圖
援藏計劃是在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作者引用官方說法稱，該計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將西藏的地方單位與內陸省市和國有企業配對，引入漢族的專業知識、資源和資本，以「促進西藏的快速發展和長期穩定」。然而，萊博爾德指出，這一計劃也是北京殖民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以犧牲藏族等本土少數民族利益為代價，鞏固漢族的統治地位。
作者指出，在慶祝援藏計劃三十周年的宣傳中，漢族救世主情結尤為顯著，類似於歷史上的殖民項目。援藏幹部在宣傳中被塑造為新一代「建設者」，被描繪成高尚的拓荒者和殖民者，致力於改造西藏的「荒原」。相對而言，原住民藏族則被描繪為雖擁有豐富資源卻懶惰、不具備發展能力的群體。
然而，作者進一步指出，儘管官方宣傳將援藏幹部塑造成英雄，但實際情況卻更為複雜。許多援藏幹部不僅要面對高原反應、健康問題和孤獨感，還需應對與當地藏族社區之間的文化差異與不信任。一些漢族幹部甚至被指責優先考慮個人福利和職業發展，而非真正為藏族人民服務。這種現象導致藏族對援藏幹部的普遍反感，甚至戲稱他們為「吃藏幹部」或「候鳥幹部」。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加大了對援藏項目的投入，不僅通過愛國主義宣傳，還增加了對援藏人員的激勵措施。」通過這些激勵政策，中共試圖吸引更多漢族人才赴藏，從而進一步鞏固漢族在該地區的存在。同時，這些援藏幹部逐漸成為當地經濟和政治機構的骨幹。然而，作者表示，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引發了藏族對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深刻擔憂。漢族定居者在享受高薪和福利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藏族的資源和發展機會。
萊博爾德特別提到，技術的進步可能會加速漢族對西藏的殖民化。西藏目前是中國唯一少數民族占主體的自治區，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漢族群體難以適應高原環境。然而，基因工程的突破可能幫助漢族人克服高原反應等生理挑戰。例如，對EPAS1基因的研究和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可能使漢族定居者更適應高海拔環境。這些技術的發展引發了對西藏未來文化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憂慮。
最後，作者表示，他希望通過這篇文章揭示「援藏計劃」背後的殖民主義意圖。他還警告稱，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相關政策的持續推進，西藏可能面臨更嚴重的文化同化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