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自詡為天生進步的政府來說，共產主義政權在實踐中明顯是保守和不寬容的。蘇共的列寧主義威脅觀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政治領域，因此克里姆林宮不僅會拒絕明確的反對意見，還會拒絕未經批准的民族認同、宗教信仰、婦女和其他人權、性別認同、藝術創造力、智力探索和經濟活動，這是合乎邏輯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證實，在列寧主義體制下，所有這些領域都有可能實現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儘管如此，限制始終存在；控制機構從未消失，黨內精英最終團結起來，對抗對體制本身日益增長的威脅。當今中國的保守主義和不寬容不僅反映了習近平的一時興起，也反映了蘇聯行為的相同邏輯。
事實上，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是一種熟悉的政治模式，有助於加深對習近平本人的理解。習近平是終極的公司人。無論動盪的青年時代對他的觀點有多大影響，他的職業生涯都是在一個複雜而成熟的機構中歷經數十年而上升的過程。習近平是獨特官僚文化的產物和受益者。他的比較對象不是像弗拉基米爾·列寧、毛澤東或鄧小平這樣的革命者，而是在列寧主義統治命令下成長起來的領導人——比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或江澤民。前者是創新者：他們往往富有遠見，必然是反傳統的。後者是既定官僚體制的產物，在這種體制下，機構利益和體系的維護是最重要的。雖然這些官僚獨裁者不一定是西方人想像中的灰色官僚，但他們也不太可能挑戰定義他們對威脅的看法的制度的基本原則。
國家權力、財富和人民福利對列寧主義領導人來說很重要，但最終優先考慮的是內部統治，而不僅僅是生存。沒有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和相對較少的威權制度會根據如此廣泛的政權控制願望來判斷政策。中國在2024年7月的三中全會上肯定了國家主義經濟，這是有道理的，北京隨後的刺激措施不太可能代表這一路線的根本性改變。
事實上，今天中共願意放棄真正的市場改革可能帶來的更高增長率，正確地認識到它們在政治上本質上是危險的，這是完全合理的。出於同樣的原因，系統性地重新平衡經濟以支持消費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加倍重視國家控制、技術和官方認可的創新來作為經濟驅動力，這主要是因為政權的政治需要排除了結構性替代方案。
與此同時，北京的左傾化加深了列寧主義體制中典型的因循守舊。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逐漸使各級領導更願意承擔風險以促進增長，而增長是他們當時的首要目標。如今，黨員在風險承受能力大幅降低的環境中工作，他們意識到一切又都與政治有關，或者隨時都可能與政治有關。
習近平的持續反腐運動提高了所有領導人的賭注，不僅懲罰瀆職，還懲罰未能理解和執行中央意志的人——中央意志本身比以前更難預測，因為各種形式的安全已經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就在下屬官員面臨服從和取悅的壓力時，經濟萎靡不振剝奪了他們滿足政治上司的工具，增加了地方表現不佳招致懲罰的可能性。
在權力與治理一個龐大、多樣化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的要求之間取得最佳平衡，是當今中共面臨的一個持續挑戰。習時代已經過去了十多年，普通漢族公民（儘管絕對不是他們的藏族和維吾爾族同胞）仍然比改革開放初期更自由、更富裕，更不用說毛澤東主義的高潮了。到目前為止，北京似乎仍然明白，對其相對占多數的少數民族採用粗暴的動員和控制技術不太可能實現該政權的目標。
儘管如此，北京似乎願意接受一種涉及巨大經濟和社會成本的平衡：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充滿活力的國民經濟是不可接受的，不滿的精英們努力將自己和財富轉移到國外，而對維吾爾族人的待遇證實了該黨願意在必要時恢復極權主義。
恢復改革開放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成功挑戰領導地位（在既定的列寧主義體制中這種情況很少見）或健康狀況不佳，否則習近平將無限期掌權——而且，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觀點將變得更加不自由。此外，儘管北京面臨著許多困難，但它不太可能在短期內面臨像鄧小平大冒險那樣的挑戰。除非出現異常發展，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防禦態勢，保守應對挑戰，以保護其列寧主義秩序。
除非出現特殊事態發展，否則今天的中共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保持守勢，並保守地應對挑戰，以保護其列寧主義秩序。
困惑的觀察者
不透明、虛假信息和外國影響行動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做法，其根源在於蘇聯，長期以來損害了人們對中國的理解。了解莫斯科向中國共產黨轉移的治理機制也有助於闡明這一領域。
在列寧的領導下，宣傳一直是控制俄羅斯國家的戰略資產。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後不久就在中央委員會內設立了一個宣傳部，使黨的實踐正規化。今天，中共在各級行政部門都保留了宣傳機構，塑造輿論和打壓異見是所有黨員的義務。蘇聯對這些機構和整個政權運作的原則仍然非常活躍。列寧主義政黨在規範和規定上高度保密。該黨不認為自己有義務讓本國公民——更不用說外國人——了解其意圖。控制公眾輿論是其首要的公共關係目標；透明度本質上是可疑的。
中國的宣傳機構反映了蘇聯的傳統，沒有尊重真相或一致性的義務。它們不受立法、司法或媒體的監督。作為中共實體，它們的首要任務是黨的統治和黨的目標的推進，這並不令人意外。中共官方的言論也模仿了布爾什維克的做法，充斥著各種含糊、模稜兩可和（必要時）不誠實的意識形態聲明。即使是看似例行公事的聲明，也會讓黨員和長期觀察者感到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