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中最早自殺的歷史學家丁則良
有人遍查了各種名人辭典和辭書，都沒有查到丁則良的名字。
丁則良教授，在今天是很少有人知道了，但他的悲劇其實是很可以列入教訓的。
他在1950年放棄赴美深造的機會回國，受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被發配到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隸屬中共黨內史學家呂振羽領導。一日，呂以自己的著述請丁指正。丁如有心機，自當恭維幾句討其歡心。但丁則良是樸實學者，認真研讀之後，誠懇地提出了多條修改意見。呂不但不感謝丁則良的金玉良言，反而大為不悅，心生惡感。
1957年5月，丁則良出席莫斯科東方學國際會議。此時正值反右，呂終於找到報復機會，將丁則良缺席劃定為三人反黨集團成員。
丁則良8月回國，住在北京大學，驚聞自己被劃為「余瑞璜、丁則良、徐利治右派反黨集團」，深感震驚，如遭五雷轟頂。妻子擔心丈夫出事，從長春趕到北京終日陪伴。丁則良明白自己已無出路，為減輕家人將受的牽連，他表面不動聲色，每天仍像旁人一樣看大字報，暗中卻寫好遺書，找機會躲開親人朋友，在8月8日自沉於北大未名湖。
這一年周博剛讀初一，母親告訴他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周家與丁家是好朋友，周博聞聽大感吃驚，說湖水深不過腰怎麼能淹死人？母親說丁伯伯是抓緊水草把頭埋進泥里自殺的。
丁則良死後，被定性為「畏罪自殺」。好友周一良不但不能為他辯誣，還必須主持批判會鬥爭老友。他發言批判丁則良「辜負了黨的培養重用」，自認為調子已經定得夠高。不料接著發言的陳慶華更加兇猛，高聲說：「這種人活著也起不了好作用！」周一良聞言大驚，陳與丁私交不錯，丁自沉之前寫下遺言告訴陳：「我已劃右派，與你只能來生再見。」陳出於自保，所以要高調批丁。
出殯那天，周一良繞丁則良棺木一周告別，並將丁的遺書長置案頭：「我出此下策，是因為實在記不起自己所說過的話……」丁則良鳴放整風時人在國外，根本沒說過任何話。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令他百口莫辯。
周一良繞棺木一周的事，後來在歷史系會上受到立場不堅定的批評。只有翦伯贊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你對丁則良是真有感情啊！」
丁則良自殺後，妻子和子女被逐出學校，遷離長春。為母則剛的丁夫人堅韌不拔，強忍喪夫之痛，獨力支撐全家。丁則良的弟弟在各種大小會議發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長，忍辱負重，以換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後數十年中，每月能從微薄的工資中擠出10元接濟孤兒寡母。丁則良的子女也都發憤自學，在壓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終於鬆動時，丁家子女全都考上了大學，成為專業人才。兩個兒子留美任教，一人還受聘到北大講學，得以在未名湖畔憑弔自己的父親。
反右的教訓，深刻地影響了周一良的心理，乃至一言一行，也從此改變了他寫作日記的方式。1949年以前，他在日記中常常寫下自己和友人對時政的看法；反右以後的日記就變成了只記何時何地開會的流水帳，絕不再摻雜表達思想的文字。這樣一來，明哲保身當然是做到了，但日記的價值也就完全沒有了。
同樣的時代，同樣的背景，並非所有知識分子，都甘心交出自己的獨立思考。像周一良的老師顧頡剛、老友譚其驤，都留下了記載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記。周一良的老友吳於廑，白天挨批判，晚上寫日記還照樣調侃時事。這些日記，為後人記下了昔日的歷史煙塵，是了解當時社會的第一手資料，可謂極其珍貴。周博曾閱讀過這些日記，不免感慨自己的父親，「沒給我們留下這扇心靈的窗戶」。
不同於周一良的謹小慎微，丁則良的一生活得我行我素，坦坦蕩蕩。他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舉人。
清政府時，父親丁震任職禮部，後實行新政撤銷禮部，改任順天高等學堂學監。辛亥革命後，丁震做過北洋政府陸海軍會計審查處的科長。
丁則良自幼便受到了良好教育，除在學堂念書外，還在家學習古文、書法和繪畫，丁震並為兒子請了英語家教。1925年仲冬，丁震與親朋十餘人同游鼓山，將此事刻石紀念，落款時特別附上一筆「丁則良同游」。這一年丁則良才10歲，父親便已對兒子寄以厚望。丁則良在北京讀完了高中之後，參加了1933年的高考，同時被北大、清華的歷史系錄取，他選擇了清華。
當年清華園史家雲集，丁則良很快便受到雷海宗關注。大二那年，數學家楊武之請雷海宗物色一名學生，專為兒子楊振寧講解古文。雷海宗推薦了丁則良。楊振寧後來回憶這段家教說：
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這對於我整個人的思想，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遠比請人教我微積分要有用得多。
讀書期間，丁則良對於學術研究，也非常活躍。1936年，他為顧頡剛主編的《禹貢》英譯了楊哈斯班的《帕米爾遊記》。1937年，又在《清華月刊》發表譯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交通》。
讀書治學的同時，丁則良也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加入了「學生救國會」。1935年12月，他參加了「一二·九」與「一二·一六」示威遊行，被地下組織吸收入黨。
第二年1月，一腔熱血的丁則良參加了平津學生南下宣傳隊，同行中的許多人後來聲名顯赫，像蔣南翔、于光遠、黃華、韋君宜、楊述、李昌、王永興等。
宣傳隊在高碑店被軍警攔截。當時宣傳隊睡在高碑店小學的教室里，大批軍警撞開教室門，要把宣傳隊押解回北平。丁則良第一個站出來和軍警講理，說我們宣傳抗日，救國無罪。
宣傳隊最終被押回清華。
此後北平學生運動有些低落，有人主張學生運動應該正常化，不要越出日常讀書生活的範圍，不要舉行罷課、罷考。當時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也包括丁則良。
1936年10月，丁則良與徐高阮、王永興、李宗瀛三人合作，創辦了不定期刊物《學生與國家》，但出到第五期便因經費告罄而停刊。
不久西安事變發生，丁則良與王永興、徐高阮一起堅決主張釋放蔣介石，徐高阮還在《學生與國家》上發表了《論無條件統一》，強調統一戰線應該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但遭到清華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蔣南翔等人的反對。
因看法分歧，不能調和，不少人都自動離黨，或者被開除黨籍。丁則良也因為對學生運動有不同意見而自行退黨。這後來成為丁則良抹之不去的「歷史污點」，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備受煎熬。
追根溯源，都源於丁則良始終執著於五四以來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認為青年的思想不應交給什麼人去負責，而應該依賴於自己的思考。
盧溝橋事變不久，丁則良經天津南下，與他結伴南下的，有清華地學系的王乃梁。
流亡途中，丁則良結識了後來成為妻子的李淑蓉。有一晚，小客棧房間不夠，丁、王二人便促膝交談，把僅有一間客房讓給了女生。廊下二人的談話，深深吸引了客房中的李淑蓉，令她一夜未眠。日後她向長子追述，正是那夜，「她意識到什麼是志向與抱負，什麼是智慧與風采」。她因此對丁則良產生了敬佩和景仰，並升華而為愛情。兩人在交往八年後，結為伉儷。1944年元旦，潘光旦做了他們的證婚人。此乃後話。
卻說1937年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南遷，備極艱辛。那年10月，丁則良進入長沙臨時大學歷史社會學系繼續學業。次年春天，戰火逼近長沙，臨時大學再度西遷。丁則良加入了徒步入滇的隊伍，並擔任「日記參謀」，記錄每天的行程和活動。這支近三百人的師生隊伍，歷時68天，跋涉3000餘里，在4月末抵達昆明。丁則良將20萬字的日記交給校長蔣夢麟，擬由香港商務印書館付印，但直至香港淪陷前也未見出版。在不知日記下落的情況下，丁則良另寫了《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憶》，後來收入了丁則良文集。
初到雲南，丁則良在西南聯大蒙自分校就讀，在史學名家張蔭麟指導下鑽研宋史，很快完成了畢業論文《秦檜傳考證》。8月，丁則良畢業，留任聯大所屬師範學院助教。工作之餘，他將時間大都用於宋史，寫出了廣受師生好評的《杯酒釋兵權考》。張蔭麟後遭婚變離開昆明，前往南遷遵義的浙大任教，師生間仍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
次年，張蔭麟英年早逝，丁則良滿懷悲痛寫了《追悼張蔭麟先生》，感謝這位指引他學術方向的恩師。
也是在這段時間，丁則良的研究成果已經受到史學名家重視。史學教授姚從吾致函傅斯年，請其准許丁則良進史語所任職或報考研究生。
歷史學家雷海宗也致函清華校長梅貽琦說：丁則良「對中西史皆能了解，在任何其他學校皆可擔任西史課程」；並進而提醒：「此種學生抗戰以來已不可得，將來復校因中學退步及種種事實關係，亦非短期能再養成如此根底堅實之學生。故少數此種人才，應於可能範圍內深植培養。」
在雷海宗的力薦下，聯大歷史系正式聘用丁則良為專任講師，與吳晗共同開設選修課「史學名著選讀」，丁則良負責講授《資治通鑑》。
教學期間，丁則良仍去旁聽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史、雷海宗的歐洲中古史、劉崇鋐的歐洲十九世紀史與葛邦福的希臘羅馬史。他之所以旁聽這些本科選修的課程，是旨在積累自己的中西歷史知識。
及至西南聯大晚期，青年教師中已有「三良一梁」的美譽。「三良」指丁則良、王佐良與周一良，「一梁」指王乃梁。四人中，周一良曾大紅大紫，後墜落塵埃，復又醒悟，著書立說，寫了一本自傳《畢竟是書生》。
這本書周博讀後，認為父親漏掉了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幾十年被打壓、愚弄、利用和蹂躪的歷史。但周一良始終無意增補以上內容。如果丁則良還在，他會不會像當年給呂振羽指出問題那樣，對老朋友周一良說，這個問題你得修改。
我們固然不能假設，但依他寧死不屈的個性，應該會。
參考資料：
百度百科《丁則良》
《糾結於政學之間的丁則良：清華與西南聯大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