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天安門母親時，尤維潔還是一個年輕的技術工人，並沒有參加到尋訪工作中。她如今已經退休多年，而丁子霖、張先玲都上了年紀。尤維潔在2014年接過了班，更多地承擔起群體的工作。
二、關於楊明湖的記憶
當記者第一次來到尤維潔位於北京市二環內的家裡時，她的客廳顯得凌亂無序：膠帶、塑料紙、剪刀之類的東西被隨意地散落在幾張椅子和白色瓷磚地板上，沙發上則放著她的丈夫的黑白照片，帶著由年代而產生的特有的不規則水印。
「今年是第35年了，我要整理一下丈夫的照片。」尤維潔解釋道，隨即到裡屋換上一件整齊的衣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她開始回憶起自己的過往。
1953年，尤維潔出生於北京。文革在她剛剛小學畢業的時候爆發了，她無法繼續讀書，而是在運動的第三年參加了「上山下鄉」，到達幾乎位於中國最北部的黑龍江省鐵力市的一個兵團參加勞動。
臨出發前，尤維潔看到的官方的宣傳將東北描述成一個物資富裕的天堂，但當她真正到達那裡時，惡劣的生活條件讓她第一次產生對政府的質疑。不過，畢竟有著年輕時的回憶，她仍然將東北的生活形容為「青春的夢幻」——她到現在還對那時的生活環境印象深刻：居住的營地就建在一整天都走不到盡頭的大豆田和麥田旁，到冬天時，瀰漫的霧氣會聚集在從樺樹林蜿蜒而出的小河上方，就像玉帶一樣。
文革結束後，她輾轉回到北京，並進入北京印染廠的一個實驗室工作，負責檢驗工廠產品的質量，並在工作期間進入一所職工大學學習印染專業。
三十歲那年，當尤維潔第一次在朋友的介紹下見到楊明湖時，這個帶著眼鏡、文質彬彬的男人給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喜歡找一個讀過書的人，」尤維潔說道。「一看他就是一個書生氣很重的人，這點符合我的擇偶標準。」
文革讓尤維潔喪失了繼續讀書的機會，她至今仍對此感到遺憾，並真誠地希望自己的伴侶是個有文化的人。而楊明湖則是「老三屆」的一員，在文革開始前就已經完成了高中教育。
尤維潔回憶，文革期間，楊明湖回到浙江家鄉的一所小學教書。不過，他堅持學習英語，而除了他以外參加學習的只有高幹子弟。1977年，楊明湖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屆高考，並進入清華大學學習機械專業，和尤維潔相識時，他剛剛畢業。
「我敬佩他這種學習的精神。」尤維潔說。除此之外，她還欣賞楊明湖一手漂亮的中文和英文筆跡。
「他是第一個我很深入地去了解的一個人，」尤維潔回憶道，雖然此前也在朋友的介紹下嘗試過幾次相親，但她對他們都沒什麼感覺。僅僅在半年後，1983年9月，他們就領證結婚了。
婚姻里的生活是平淡的。家庭收入並不高，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只有一百元左右。雖然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發展，但尤維潔感到自己「沒有感受到時代的紅利」，一直到1989年，他們家庭的工資收入並沒有顯著增加。
結婚一年後，他們的兒子出生了，家庭的精力都放在了兒子身上。那是一段平淡但快樂的時光，尤維潔和丈夫經常會各自騎一輛自行車，並把孩子放在自行車後座旁邊的车斗里，一起帶著孩子到附近的公園去。他們都贊同讓孩子在自然中成長的理念。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尤維潔穩定地留在印染廠，而她的丈夫則頻繁地更換工作，因此照顧孩子的重擔更多由尤維潔承擔。她有時會向丈夫抱怨自己承擔了太多的家務，但矛盾總會很快過去。「母親一定是照顧家庭、孩子更多一些，這是天性。」尤維潔說道。
與此同時，在他們周圍，中國正在發生變化。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深刻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劇烈衝擊著社會，矛盾在逐漸聚集起來。
三、「他們在愛國」——尤維潔告訴孩子
1989年5月29日，北京，一位女士正注視著天安門廣場，她的孩子在她肩膀上睡覺。(AP Photo/Jeff Widener)
在尤維潔的印象中，當八九年的運動爆發後，她遠比自己的丈夫更加關心和支持這場學生運動。當胡耀邦的去世而引起的示威開始時，楊明湖正處在一個並不順利的工作變動期中，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在貿易促進會的新工作上，而並不怎麼關心外界的遊行。
五月初，楊明湖前往廣州出差，從而遠離了學生運動的中心；而當身在北京的尤維潔則目睹了北京街頭洶湧的遊行隊伍，並對此保持高度的關注。
由於正值尤維潔工作的工廠因設備維修而放假，她並不需要在白天上班，所以許多次在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後，只要有時間，她都會到長安街或天安門廣場看一眼。雖然並沒有參與其中，但她真心地同情參加運動的學生們。在她看來，「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已經是「大家的共識」。
尤維潔還希望孩子也能體會一下學生的運動，五月初的一天，她騎著自己的自行車，把不到五歲的孩子帶到了廣場的邊緣，以能讓孩子看看集會的人群。到了歷史博物館和公安部中間的道路，已經是人擠人，她只能推著自行車前進。
看到很多人都在給學生們捐錢捐物後，她也給了孩子兩元錢，讓孩子送到廣場的學生手裡。「我也覺得那時候我很天真，」尤維潔回憶道，「我是教育他，讓他對社會有個感覺。那時候我的觀點是讓孩子知道社會有各個方面的東西。」
「孩子問我，『媽媽，他們在幹什麼？』我說，『他們在愛國。』」
同時，尤維潔到今天也還會有些後怕，怕自己的衝動行為傷害了孩子。
戈巴契夫的訪華讓學生們在5月15日開始採取更加激烈的絕食抗爭，而尤維潔此時親眼目睹了位於家不遠處的廣渠門立交橋下，市民們會攔下路過的麵包車，送上自己做的飯，讓司機帶到天安門去。「只要攔截了，所有的司機都會停下來。」尤維潔說道，她也從家裡帶來了汽水交給司機。
5月18日，也就是北京市戒嚴的前一天，楊明湖從廣州回到北京，他還完全沒接觸到北京的緊張氣氛。這對夫妻此時才認真地探討這場學運，交換彼此的看法。尤維潔分享了她這些天的見聞，並熱烈地表達自己對學生的支持，而楊明湖則只是安靜地聽著。
「更多的是我在表達，他更關注的是他的工作。」尤維潔回憶道。她還把丈夫帶到了廣渠門立交橋，以讓他親眼看看給學生們送飯的市民。
楊明湖回到北京的同時伴隨著局勢的急劇惡化。19日戒嚴後，尤維潔開始看到市民在自己家附近的廣渠門立交橋設置路障，其中甚至包括一輛公共汽車。她聽見市民們紛紛議論著「千萬不能讓軍隊過去（到天安門廣場）」。
「（沒有人）指使去做這個行為，所有的人都是自發的想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她回憶說。
但是隨著丈夫的回家，尤維潔很少再到廣場，而是更多把時間花費在和丈夫待在一起。5月20日左右，她在一次前往丈夫單位辦事的路上最後一次路過天安門廣場。
尤維潔記得，那時社會中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各行各業都在支持學生，她沒有想到會發生即將到來的屠殺。
四、「出事了，開槍了」
「快起來，快起來，出事了，開槍了。」楊明湖拍打著尤維潔。6月3日至4日的凌晨，楊明湖被遠處傳來的槍聲驚醒，並趕忙叫起了尤維潔。他們聽見了樓下有鄰居聚集起來，便一起下樓去。有剛從西單回來的人告訴尤維潔，看到了地上一灘灘的血。
「有沒有去天安門廣場？」尤維潔焦急地詢問著從外面回來的人。他們回答到，沒有人敢去。她內心全是廣場上的學生，就要拉著丈夫一起去廣場，但是有人攔住了她，提醒到她家裡還有孩子。
「我去，你在家吧，你在家看孩子。」楊明湖對尤維潔說道，然後便騎上自行車出發了。
丈夫一離開，尤維潔立刻後悔了，她有著不祥的預感，但無濟於事。她繼續留在樓下，並絲毫感覺不到困意。凌晨三點多，她甚至直接聽到了一陣槍聲，後來她知道丈夫很可能就在這陣槍聲中中彈。她更加焦急，想去尋找丈夫，但對丈夫在哪毫無思緒，只得返回家裡去看看孩子。
凌晨六點，楊明湖還是沒有回家。尤維潔再次下樓，但仍舊不知該去哪裡尋找丈夫。「幾個小時過去了，也該回來了，」尤維潔心想，並一邊在樓房周圍轉悠。她甚至忘記了鎖上家門。
直到再上樓時，一位二十多歲的陌生年輕人攔住了她。「你是不是叫尤維潔？」他問她。這位年輕人是受楊明湖委託前來，他到尤維潔家後，敲門無人應答，但竟可以直接推門而入，看到一個小孩子在睡覺時，意識到尤維潔應當就在附近。
他告訴尤維潔說，楊明湖在同仁醫院——一輛麵包車拉著六七個人到了同仁醫院，到醫院時，只有兩人還活著，到急診室時又去世一人，剩下的一人就是楊明湖。
在把孩子託付給楊明湖的一位親戚後，尤維潔立刻出發到醫院去。急診室里滿是傷員，但沒有楊明湖，她接著尋找，並得知丈夫正在手術室里。不巧的是，此時她的鄰居找來醫院告訴她，她的家裡發水，淹沒了整個樓……
上午10點，楊明湖被醫生推出手術室。醫生告訴尤維潔，楊明湖是粉碎性骨折，他們沒辦法處理。尤維潔沒有理解醫生的意思，看到丈夫還活著，她便趕回家去處理水管破裂。她至今不知道水管為何會在那時破裂，只是事後鄰居們沒有一個人和她提起此事，默契地為她分擔了損失的水費。
「他受傷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尤維潔此前在自己的證詞中這樣描述道。
6月5日，一位醫生通知尤維潔，楊明湖需要輸血。醫院裡的其他市民告訴她，由於戒嚴部隊禁止給受傷的市民提供血庫里的血液，沒有人可以用得上——她必須自己尋找血源。
她走到大街上，試圖請路人為丈夫捐血，但性格內向的她卻怎麼也張不開口。此時這位醫生已經找了出來，見她不知所措，就直接代她向路人招呼起來：「她的丈夫受傷了，哪位能給他捐血？」
很快，超過十個人參加了配型，共有四人血型和楊明湖一致。這四人都貢獻了自己的血液給他。
但這已經太遲了。當醫生開始向楊明湖輸血時，他的病情已經惡化。由於「一邊輸血，一邊流血」，楊明湖最終在6月6日早晨8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去世。
這時，尤維潔並不在他的身邊，而是躲在走廊里痛哭。她說，她看不了丈夫去世的場景，否則一輩子也無法遺忘。
在這兩天的時間裡，遵照醫生的囑託，尤維潔並沒有和丈夫過多的交談，因此她無法得知關於丈夫中彈的更多細節。
她的親戚把孩子也從家帶來見父親最後一面。許多年以後，當尤維潔問起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什麼對父親的印象時，孩子說，他記得街道上被燒毀的無軌電車。
走出醫院時，尤維潔正看到持槍計程車兵在巡邏，她有一股衝動，上去問問士兵為何要開槍，想到孩子後才作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