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湖的單位操辦了他的葬禮，規模很小，除了單位的同事外，只有少數幾個親屬參加。尤維潔記得，自己全程都沒有說話，她內心盲目，不知道要說什麼，只是哭著把花撒在丈夫的身上。
那時，尤維潔36歲，她的兒子5歲，生活完全變了。
五、「我們都是同命運的人」
【圖略】1989年6月5日星期一，北京復興醫院，前來認屍的家屬們捂住鼻子，試圖辨認死者身份。(AP Photo/Liu Heung Shing)
關於丈夫的記憶開始不斷地呈現在尤維潔的腦海里：無論在做什麼，她無法停止去想這場屠殺和丈夫的離去。
「為什麼中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又是誰？」她反覆地問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她告訴單位的領導，並拒絕繼續工作。她工作的工廠對她抱有同情，因此默許了她的曠工，並照常向她發放工資，直到三個月後才要求她復工。此外，楊明湖的單位還支付了尤維潔800元人民幣的「撫恤金」。
尤維潔確實也希望開始工作了——只有工作可以讓她停止痛苦的回憶，她不敢讓大腦有一刻空閒。同時，她也開始把精力放在照顧孩子上，伴隨著丈夫的去世，撫養孩子的重擔全都堆在了她一人身上。
一直到一年以後，她才感到自己恢復過來。她沒有動用這800元的撫恤金，而是在一年後把錢歸還給了楊明湖的單位。「我不僅是他的妻子，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尤維潔對楊明湖單位的領導說，並堅持把這筆超過她一年工資的錢歸還。她安心了。
「我沒法用這筆錢，」尤維潔說道。「因為這是一條人命，800塊錢代替不了這個人的生命。」
起初，尤維潔就把楊明湖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家裡。但很快，她察覺到孩子的異常：每次進門的時候，她的孩子都會說「我回來了」；她問孩子為什麼，孩子則回答他在「和家具朋友們說話」。而一但尤維潔想要出門，她的孩子就會馬上變得特別緊張。
一個月後，尤維潔把骨灰盒送到了萬安公墓，卻看到了架子上的顯眼位置還擺放著兩個同樣死於1989年6月4日的年輕人的骨灰盒。她馬上明白過來，他們也是和自己丈夫一樣的受害者：其中一位逝者是王楠，張先玲的兒子，去世時17歲；另一位是楊燕聲，黃金坪的丈夫，去世時30歲。
張先玲則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道，她特意選擇了靠近走道且和人的視線平行的格子來存放骨灰，並配上了更大的照片。「就是為了讓人能夠看見它！」張先玲激動地說。她的目的達成了。
清明節、楊明湖的忌日，尤維潔前往萬安公墓祭奠時，一次又一次的看到這兩個骨灰盒。一年以後，她突然覺得，她想認識他們的親人。
1991年清明節，再次到萬安公墓掃墓的尤維潔終於鼓起勇氣，在存放王楠骨灰盒的格子裡留下了一張紙條，並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電話。
很快，看到紙條的張先玲給尤維潔打去電話，邀請尤維潔到自己家裡。尤維潔猶豫了，她擔心如果她們會面，她無法面對由此帶來的悲傷情緒，並未赴約。
在年末，尤維潔又收到了丁子霖寄來的信，在信中，丁子霖講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六四屠殺中去世時，年僅十七歲。這讓她終於決定和她們倆人見面。來年過年，她們三人一起在丁子霖的家中會面，小群體才算是正式成立起來。
丁子霖和張先玲從此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尋訪工作。一個又一個遇難者的家屬被找到，群體的成員逐年增加。張先玲曾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把尋訪的意義描述為「尋求證據」「核對真相」。
不過，相較年輕的尤維潔並沒有參加到尋訪活動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兩人考慮到她在國企工作，還要獨自撫養一個年幼的孩子，並沒有讓她太多地參與具體工作。最初的許多年裡，尤維潔只是參加很少且不定期舉辦的群體會議。但當她加入了群體的集體簽名後，很快，1993年，警察就找上了門。
「沒什麼害怕的！」當記者問及和警察初次接觸時的心情時，尤維潔乾脆利落地回答到，「我的心裡覺得我做的很正確呀，我沒有認為我做錯什麼事情。」她了斷拒絕了警察要求她不參加簽名的要求。
六、天安門母親的成立與延續
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尤維潔繼續在群體中扮演著一個默默無聞的角色，除了在每年發布的公開信上簽名，並不參與其他事務。但天安門母親群體卻在不斷擴大：從九十年代的十幾人到一零年代的二百多人，越來越多的難屬聚集起來。
年份|尋訪到的死者人數
天安門母親群體公開的由他們尋訪到的六四遇難者人數。
自群體成立以來，丁子霖和張先玲一直負責相關事務，但年齡的增長讓她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平反六四」的願望眼見無法實現，讓她們開始考慮為自己尋找「接班人」。在她們兩人的商定下，一個由幾名更加年輕的難屬組成的服務團隊成立起來。
2013年夏天，尤維潔接到丁子霖打來的電話，讓她到北京郊區的一處房子去。她起初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但到丁子霖提出讓她今後多承擔起一些群體的事務時，她沒有猶豫就答應下來。
張先玲回憶說，在選定尤維潔出來承擔群體工作後，甚至連一位國安人員都來向她質疑：「你們把事交給尤大姐了？尤大姐行嗎？」
「怎麼不行啊？誰都鍛鍊出來的！」張先玲對這位國安反駁道。
群體內部，也有人不認可尤維潔的能力，說她太軟弱，「警察叫她去她就去」。張先玲聽到後，就給尤維潔打去電話，告訴她不必完全配合警察。「你去幹嘛？你又不犯法。」張先玲對她說。
在此之後，尤維潔就不再到警察局去，每次警察「約談」她時，她就讓警察到自家樓下來談。
而服務團隊裡的另一個難屬李欣（化名）接受採訪時也表示，最初，對於經驗不足的尤維潔來說，群體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她不像前輩做的那麼完美，但很用心。」李欣這樣評價道。
當年秋天，尤維潔組織了幾個小組，分散前往全國探望各地的難屬。
第二年，在丁子霖的堅持下，當年六四25周年的祭文中，尤維潔的簽名被放在了第一個。
祭文被起草後，尤維潔開始發現，每天只要出門，不管是買菜還是探望朋友，身後都會多一個「尾巴」。而當她拿出手機想要拍攝時，這位便衣警察就會轉過身去。
而在她採訪其他難屬的資料被發表在境外媒體後，她在又被當地派出所傳喚。尤維潔記得，那天她和警察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大家用絕對不讓步的方式在談，」尤維潔說，她在警察局一共待了超過八小時。
尤維潔回憶道，2014年，也就是她開始承擔起具體工作的第一年，警察對她的恐嚇是最激烈的，大概是希望能「嚇住她」。而從此以後，警察的態度開始溫和下來。
從2015年開始，每年六四前夕，尤維潔都會被帶出北京「旅遊」。
而自此至今，每年六四時期，她都會接受媒體的採訪，以至外界會把她當作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發言人」。不過，尤維潔否認了這個稱號，她反覆解釋道天安門母親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她並不代表群體對外發聲。「我們不是一個組織，」她說。
接受記者採訪時，她也保持小心謹慎，有時會收回自己所說的話，並希望記者模糊掉這些內容。
「我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視天安門慘案受害者的訴求。」尤維潔解釋道。
七、仍在繼續的等待和堅持
張先玲回想起第一次和尤維潔見面時對她的印象，形容她「人顯得很憔悴，說話也是有氣無力的」「沒有社會經驗」；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在張先玲的記憶中，尤維潔也一直是安靜、內向的形象。李欣在剛剛和尤維潔合作處理群體的工作時，也覺得她口吃、說話不太清楚，帶著南方口音。
而接受記者採訪時，她侃侃而談，已經明顯變得自信了許多。
兩年前，尤維潔開始練習鋼琴。她現在每周都會彈一首新的曲子，籍此鍛鍊自己的大腦保持記憶力。「壓力在我身上，」她解釋道，「這個國家遲遲不解決這件事情，我是有責任的。」除此之外，她還在學瑜伽和跳廣場舞。被帶去「旅遊」時，就連警察都佩服她的體力。
當談起香港反修例運動、三年的疫情防控等時事，尤維潔連連搖頭。「我已經失去了希望，」她告訴記者。香港當局從2020年開始禁止了已經延續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六四難屬們開始相繼離去。從2017年第一次有難屬去世以來，截止今年已經共有73名難屬去世。
不過，尤維潔仍然打算繼續堅持下去。「沒有人能接受政府利用權力動用軍隊屠殺自己國家的人民，」她說道。「希望政府面對這個事情，這是不能迴避的。」
「因為我們是公民，公民是有自由權利的。這片土地不是權力者恩賜給我們的，我們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
三十多年前，尤維潔曾在給丁子霖的回信中說，她們約定在六四慘案真相大白的那天，共同到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她仍在等待著這一天。
她還告訴記者，到那時，她會登報來尋找曾經為楊明湖獻過血的幾位市民，並親自感謝他們。
【圖略】2024年6月4日星期二，在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35周年之際，一位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手持開著閃光燈的手機。
（應受訪者要求，李欣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