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7歲，我考進了北京郵電學院，分在無線電通訊工程系，專業是通訊與廣播電視。當時中國還沒有電視台。日本的一個商品展覽會在北京舉辦，帶來一部小功率電視發射機，架設在西直門城樓上，有效範圍幾公里。學院把教研室的電視機（蘇聯造）搬進大教室，讓大家看電視節目。第一個節目是侯寶林和郭啟儒先生的相聲，然後就實況轉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黃梅戲，嚴鳳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計，當時全北京市的電視接收機不會超過二百台。這是中國第一次有公眾電視信號，我有幸成為中國第一批電視觀眾。
一年級時政治環境很寬鬆，大家對政治也不很關心，還沒有產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欄上貼出一份通知：今晚7時，在學生食堂，院長孟貴民同志傳達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自由參加。反正沒事，我拎上一隻馬扎前往。會場裡稀稀拉拉，連通常全院開會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就是後來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孟貴民先生參加了那次國務會議。這麼重要的傳達，這樣可以自由參加的會，我這一生只遇到這一次。這足以表明那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寬鬆。我想，如果沒有這一階段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整風時也不會一下子冒出那麼多右派。我有個看法，1954年高校院系調整後，舊大學的結構和體制雖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氣神兒還在。1957年後就不同了。1957，是劃時代的。我們1956級的大學生，可以說是多少有一點自由精神的舊大學的末代大學生。我常對我的學弟們說，聽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可以自由參加，你享受過這個待遇嗎？
反右是我親歷的第一個政治運動。57年底58年初，開始了定右派運動，即劃定右派分子並作出處理，全面停課。當時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級的革命家強迫給右派學生套上白袖章，黑字書寫外號「大鯊魚」、「白眼狼」等。食堂門口貼出「我們工人不為反黨右派分子做飯」的通知。有的右派就當沒看見，照樣若無其事進食堂。有的右派強勁上來了，拿著餐具去院部要飯吃。
我們班劃了一個右派分子——沈聯志，重慶人，已經因病休學。對沈聯志做的是缺席審判，罪狀似乎是早就擬定好了，安排積極分子一人揭發一條，然後證人附議簽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條是他贊同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有同學看報紙，笑談章伯鈞荒唐，搞什麼政治設計院，沈聯志接過話茬兒，「搞一個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學同情沈聯志，公開認為沈不夠右派。大老蔡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後來痛哭流涕作檢討，稱自己是窮孩子喪失了階級立場。幸虧他出身好，否則很可能就要開除團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幾十年來，沈聯志與我們班的任何人都沒有聯繫。
向黨交心運動起初名曰「民主會」，小班三十來人輪流敞開思想，然後互相提意見。開頭氣氛還不錯。我主要講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個人主義等等。同學們給我提意見，稱我白專道路、驕傲自大、脫離群眾。班會讓我做檢討，繼續交心。幾天後，我以日記的形式交出了一份檢討，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大意是：在哪兒跌倒了我自己爬起來。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場，則必哭無疑；如果誰撫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厲害，在親人面前撒嬌。這更不得了，認為我是拒絕大家幫助。
大班的學生黨支部成員A，認為我的要害是迴避立場問題，必須接受批判。民主會開始變味了。同學B偷看了我的日記，於是A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學將近五年時間的全部日記和手抄的詩集，唯獨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讀後感言剪掉了，其餘一字不缺，全部上繳。
我赤誠的交心沒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滅頂之災，還帶得幾位也寫日記的同學非將日記交出不可，雖然A一再宣稱交心是自覺自愿的。同學張有順嚴厲地批評我帶了個壞頭，「你堅決不交，他們還有啥辦法嗎？」
日記和詩集都還給我了，他們發現了什麼，我不知道。對我的批判會火力更猛了，措辭最尖銳的是班長蔡富山。他說我虛偽、態度惡劣、不近人情、說謊騙人。還有，說我不愛幫助別人，只和吳玉奎等少數幾個同學一起討論功課，其餘時間大多獨往獨來。女同學來請教問題，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給她們看，一言不發，讓人家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還有一次，我病了，兩位女同學特地來宿舍看我，我竟然裝睡著。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學很難堪。還有，走路仰著臉，鼻孔朝天。
黨支部成員們找我談話，批評我不該讀《魯迅全集》，更不該讀《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瞧這書名就不好，你就批評不得？誰損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氣，反駁道：「書是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翻譯的，難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談話，告誡我：最好還是不要讀魯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書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揚的書。要認真讀周揚同志的報告《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周揚同志說的非常深刻，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你好好認識一下。」
1957年，短短一年時間，我的性格和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或者叫變異，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這個變化是帶有本質性的，即異化。人異化為非人，異化為工具。
蔡富山也是個異化的典型。蔡的父親是老八路，抗戰時期下落不明，可能犧牲了。母親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經討過飯。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時候討飯落下的毛病。他的繼父也是高幹，某軍工廠廠長。蔡富山是個極端熱情、極端直率、極端認真的人。二年級他當了一年班長，到三年級說什麼也不幹了。團支部開會幫助他提高認識，黨支部找他談話，但他蠢牛撞南牆，不回頭。支部說，你是個苦出身，黨把你培養成大學生，不容易，你應該負起責任來。蔡說，我是個討飯娃，黨把我培養成大學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讀書，為人民服務。
要讀書，在當時還無可厚非，千不該萬不該把我給扯進去。他竟然說：「我從小討飯，基礎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讀書，你看徐化揚同學讀了多少書！我要向他學習！」他發了瘋似地看書學習，當我的面揚言：「今後你看什麼書我看什麼書，你看什麼電影我看什麼電影，你幹啥我幹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沒辦法，我可要倒霉了，很害怕。張有順說了一句令我終生難忘的名言：「你怕啥？多這一條罪狀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談起莎士比亞，我向蔡推薦曹禺翻譯的《羅蜜歐和朱麗葉》，說這是幾種譯本中最好的。他立即進城買了一本，讀到得意處，手舞足蹈，抓耳撓腮。我著迷讀新版《魯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員的批評，稱「魯迅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言下之意現在不合時宜了。蔡富山幫我講話：「你不看書還不讓別人看？那國家出版『魯迅』幹啥嘞？」
大躍進帶來的巨大災難，已經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北京是「首善之區」，災難也已初見端倪，物資緊張。學校樓前廣場，花園撤了，改種蔬菜，用自來水澆地。北京展覽館附近每株行道樹下一圈土，以前種的是草，現在改種胡蘿蔔——胡蘿蔔纓子也很好看。彭真作報告，勸說大家不要見天排隊。他諷刺一個老太太，見排隊就跟上，到跟前兒才知道是買《紅旗》雜誌。
張有順是河南南陽人，1959年暑假，來京讀書3年後第一次回鄉。開學返校後，學院正開展反右傾教育，讓大家暢談大躍進的大好形勢。張有順不想說假話，他的發言只講了一件事、一句話：水庫修得好，社會主義好。他私下裡卻跟我說：「好他老頭鳥！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倆雞蛋。過去咱那裡農村再窮，到誰家做客，沒說拿不出雞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沒見著一片。啥『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俺那裡農民說，要說這就是共產主義，咱不要。」
所謂畢業鑑定的預備工作，就是在學習小組會上各人自述歷史和家庭情況，要忠誠老實，不得有任何隱瞞。我們的小組長林茂，雖一向很革命，很得勢，可是這此卻翻了船。
每個人依次發言，不做記錄。個人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提問或幫助你提高認識。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親是右派分子。我從來不隱瞞，這次再重複一遍，並再表示一次「與父親劃清界限」。在出身問題上，林茂過去不止一次向我發難，批判我是「喝勞動人民的血長大的」。這次他倒沒有狠咬我，不知什麼緣故。
劉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農。林茂應用階級分析理論（富裕中農是兩面派，腳踏兩隻船，有剝削行為），向劉玉昆發難。劉玉昆決不認帳，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論和終極真理。
林茂最後發言。原來他不是貧下中農，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業兼地主，父親在受管制中病逝，長兄是縣工商聯合會副主任，全縣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瞞著同學，也瞞著組織，如今才不得不說。
於是，劉玉昆帶頭，我和全組同學緊跟，一起向這個無恥之尤開火。平時受林茂白眼、烏眼的同學太多。劉玉昆的言辭很尖銳，漲紅了臉，指著鼻子罵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資產階級寄生蟲，喝勞動人民鮮血長大的野心狼，兩面派，偽裝革命，暗藏的雙料反革命分子子弟，我富裕中農是勞動人民，你打擊我勞動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話語沒有劉玉昆尖銳，但很刻薄。我指責他是假革命，企圖矇混過關，命令他必須和他父親、哥哥劃清界限。多數人和我的意見一致，指責他不老實，不相信組織。
林茂沒通過畢業鑑定的第一輪工作，哭了。活該！這小王八蛋不是設法取得群眾諒解，而是向黨支部狀告劉玉昆報復。支部找劉玉昆談話，劉玉昆不讓步：「這是林茂搞階級報復！」
無恥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難歲月里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堅信，現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過得不錯，一定很得勢，因為他下手狠，因為他一生決不會說一句真話，因為執政者太喜愛謊言，太喜愛偽裝了。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會偽裝成極左路線的受害者。從林茂身上，我得出一個結論：黑五類子弟一旦淪為野獸，比極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險。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沒有回過故鄉，父親怎麼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無所知。
父親抗戰前夕畢業於一所著名的中專學校，土木工程專業，一生在水利部門工作，最低一級，八級工程師，科長。解放前，他隨集體加入了國民黨。解放後，交待清楚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過。父親沉默寡言，但相信共產黨，積極要求進步，與地委農工部領導、黨員局長相處都不錯。1957年四五月間，他被安排進了地委黨校學習三個月。非黨員進黨校學習，那就意味著是發展對象，已經有了這樣的先例。離結業不到一個月，學習終止，學員返回原單位，參加反右鬥爭。不料，父親從一名准左派跌進右派隊伍。
父親既沒寫大字報，也沒參加鳴放，由於汛期防汛任務重，從黨校回來也沒參加「反右鬥爭」，就上圩區第一線去了。僅根據揭發出來的平時閒談的片言隻語，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級，成為九級工程師。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倡導的淮北水網化，破壞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鹽鹼化程度，不可行。這就是父親的右派言論之一。曾的「壯舉」是1950年代中期的事，1960年代初已被鐵定為徹底失敗。曾霸王此時已經被撤職，發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親被批鬥過幾次，掛牌曬過太陽，沒吃什麼大苦頭，算是有驚無險。然而驚魂未定之際，批判他「老國民黨員、老右派」的大字報墨跡未乾，又出現一條大標語：「熱烈歡送革命幹部徐某某同志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
父親被下放農村。最高指示，幹部下放勞動，老弱病殘者除外，可父親當年已經58歲。
文革後期，我與本單位一位老幹部閒聊。談及父親1957年左右命運之轉換繫於一線，實在冤枉，且禍及我終生，這位老幹部說：「照你這麼說，你父親肯定是右派。那時安徽省委有規定，誰反對曾希聖的雙改——改水、改種，誰就是右派。沒商量。」
前幾年在網上讀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幾份小右派檔案》一文，證實了這位老幹部的話。茆說：「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中央劃右六條標準之外，另加兩條：一為反對所在單位黨委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右派；二是反對農業三改就是右派。」
嗚呼，無可奈何矣！父親已於1998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把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轉發給我的妹妹。
1960年10月，在大饑饉的關頭，我大學畢業，去了武漢，長航局電訊修理室。年21歲。
歲末，臨近子夜時分，我踱向武漢關，邁上江堤。始終喧鬧不休的武漢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靜下來。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車輛，也絕少行人。「惟見長江水，無語東流。」
武漢關渾厚的鐘聲敲響了，1961年來了。
1961年8月，突然把我調出武漢，調去九江，建築材料工業部九江玻璃纖維混凝土造船試驗工廠技工學校。我很高興離開武漢，來了10個月，沒有結識一個朋友。長航電信科一位副科長通知我一聲就完了，至多3分鐘，沒有說任何理由，我也不問。就這麼走了。似乎新天地里有什麼東西在等待著我。
到九江報到，我很正常，「船廠」的人卻覺得太不正常了，統統大吃一驚：船廠和學校已經下馬了，沒一個人上班，怎麼這個時候還有人調進來？
辦公室的人找來副校長還是副教導主任，三十多歲，人很和氣。他搖頭，什麼也不問，給我找個房間住下，搬來一張床，完了。房間在教學樓辦公室，套間，裡間住著大連海運學院船舶系畢業的兩位大學生。我住外間，沒有桌子，燈——有燈口，沒燈泡。
在九江兩個月沒開過一次會，沒上過一天班，等待命運的裁決。我已經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機要部門，調到一個行將煙消雲散的單位。畢業才十個月，還沒有轉正即調動工作，似乎是違反人事管理規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將我趕出電訊部門，必定有什麼我不知曉的原因。我的畢業鑑定儘管不那麼令人放心，總算還好，也沒給我什麼處分。那麼，唯一的解釋，我想可能就是因為父親是右派了。
文革期間，一打三反，辦了我的學習班。業餘學習，不關押，不武鬥，照常上班，行動自由。一天，黨委辦公室一位幹部，不是辦班成員，平時跟我關係不錯，找到我，很關切地悄悄告訴我：「你沒多大問題，就是給你的大學畢業鑑定——『屬右派性質，寬大處理，控制使用』，沒別的什麼事。這個問題你不要辯解、交待，等他們拋檔案好了！」
去交心運動已十二年了，我執意忘卻，也幾乎忘卻了，然而檔案里清清楚楚，不容忘卻。果然，單位機關開了我的批判會（次於批鬥會）。一位工人發言說我崇拜南斯拉夫的狄托，在56年大批修正主義的時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氣讀完了狄托在普拉發表的演說」。他批判說：「你好個一口氣！愛是有階級性的，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對修正主義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雖然黨辦那位幹部已打了招呼，我還是感到極度震驚。這位工人只有小學文化，他編造不出這條罪證。顯然是我日記里的話。十二年前交給了A同志，A同志摘錄，塞進了檔案。若不是這位工人此時揭發，我哪裡還記得日記里有這句話，哪裡還記得狄托在普拉發表過演說，哪裡還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這個地方！
狄托的演說公開在人民日報上，是配合學習編輯部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而發表的反面教材。狄托演說了什麼，編輯部文章寫的什麼，如今早已忘得乾乾淨淨。
在那場批判會上，出乎意外，有人對我的檢查交待進行批判，說我繼續放毒。我在交待中說，感謝黨把我培養到大學畢業，還公費醫療沒讓我花一分錢治好了我的肺結核。現在一月工資50多元，我很滿足。這位批判者批判說：「你肺結核不好的話，就反黨？你50多塊錢滿足了，對黨就有感情，那我們大多數人三四十塊錢一個月就該死、就該反黨嗎？」
如今，我檔案中的「屬右派性質，寬大處理，控制使用」之類內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實，不應該清理，應該公開。見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類同胞。銷毀檔案不是在保護我，而是在保護那些嗜血的打手。因為那雖是我的號衣，卻更是我另一類同胞的確切罪證和不朽的功勞簿。應珍藏，警後世。
2009年4月26日，七十周歲時，我賦詩一首：
死灰復燃無有時，往事如煙發如絲。
身穿號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寫舊詩。
拿雲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壯嗟也遲。
白首閒話應更好，晚風落日笑催卮。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六期，2010-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