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此圖頗珍貴,「延安講話後的留影」,圖兩側尚有標語『文藝服從於政治』、『文藝為工農兵而創作』,而陸定一周揚必在其中。可是很奇怪,毛澤東對陸周二人又特別心狠,"文革"雖拿吳晗開刀,但北京城中挨鬥最凶的,要數沙灘中宣部的陸周,二人死去活來,可他倆居然都活了下來,又成為中共里僅有的兩個徹底反省者,我有一文《白毛女》,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57837789893331/?
專講周揚及其為中共打造的精彩文藝路線,中共後來者難望其項背矣!周揚晚年反對再整知識分子,成為"自由化"的總後台,他更是對鄧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檢討,蓋棺之際極有風骨,令人刮目相看。不過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們,仍是陸﹑周當年手下的一幫,如鄧力群﹑賀敬之之流。我始終想不通其中緣故。】
十九世紀末對中國來說,有兩個"現代化"的威逼降臨。第一個"現代化"當然是"西學"和貿易伴隨"堅船利炮"從太平洋駛來,叫中國不可能再睡在"前現代";另一個則是所謂"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即這時已經不可能孤立地談論某一國家的文學了,文學不管在多麼遙遠或者原始的國度里,都開始了一個走向"世界文學"的歷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中國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剛好同步。
小說救中國:五四
因此,在這兩種"現代化"歷程的犬牙交錯之下,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就不只是"外辱內患"、政治鬥爭、戰爭、思潮和文化變遷對文學的影響,也是話語(discourse)在不同歷史語境中被不斷重新編碼的過程,大體來說,我們今天可以讀到的中國文學遭遇了兩次大的歷史語境:"五四"和"延安"。
先說"五四"。
中國近代史研究越來越廓清了一個問題:不是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而是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海戰,驚起了中國人特別是文化人的"救亡意識"。甲午戰敗激出戊戌維新,1898年變法失敗。同一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刊行;也在這一年,梁啓超寫了「譯印政治小說序」,他說:"彼美、英、德、法、奧、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最早把中國文學同近代政治掛起鉤來的,大概就要算這個梁啓超了。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辦「新民叢刊」,鼓吹"小說界革命",他最精彩的言論就是:"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他在報紙上預告要翻譯的"歷史小說",包括演義美國獨立戰爭的「自由鐘」、演義法國大革命的「洪水禍」、敘述俄羅斯民黨的「東歐女豪傑」,凡十幾種。後來梁啓超本人還創作了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以幻夢倒影之法,寫起之於義和團事變的五十年歷史。他還打算寫一部「舊中國未來記」,敘述中國不變法導致的悲慘後果。
戊戌前後,由於政治改良運動的需要,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發展,小說成為新派人物暴露舊世態、宣傳新思想的工具,一時"譴責小說"、"社會小說"風行。因而,文學被視為政治改良的工具,乃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在中國形成的一個新的文學傳統。
當然不只是小說,還有改革詩文("詩界革命"),提倡白話,輸入話劇,總之,從語言到文學觀念都開始同中國傳統撕裂了。這種撕裂終於導致了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學也終於"脫胎換骨"地匯入"世界文學"之中,但是,它卻因此烙下了連被西方文學潮流主宰的"世界文學"也不曾有過的兩個"胎記":一是所謂"感時憂國"的文學精神,一是"療救靈魂"的文學功能。
梁啓超曾說過:"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這種看法是傳統不可能有的,古典中國歷來視小說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小說地位之提升,正可引為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因"西學東漸"而被顛覆的一個證據,受到顛覆最劇烈的是所謂"大傳統",即上層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精英裡面的激進改革者故意要藉助"小傳統",即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控制邊緣的民間通俗文化,以喚起民眾。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廢文言崇白話",也就是接近對傳統精英文化具有顛覆性的大眾話語,是同樣的道理。
由於需要喚起民眾,所以梁啓超引出的小說改良政治的功能,到"五四"人物手裡又深了一層,被視為可以"改造人的靈魂"了。用魯迅的話來說:"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從戊戌到"五四"不過一二十年,文學就從"改良政治"走向"干預靈魂",其原因在於當時知識分子由於民族危亡和文化危機所產生的激進思潮。這種思潮大致有兩種:
一是從西方引進的進化論改變了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即從中國古代王朝更迭的興衰循環,變成近代西方式的直線的或螺旋發展的觀念,歷史不再是往事之鑑,而是前進的歷程,具有不可阻擋的進步意義,而中國則在這時間的進步之下淪為從文化到靈魂的"東亞病夫",需要一場大規模的民族"治療";另一種思潮,即"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五四"人物皆持整體性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anti一traditionalism)的態度,認為儒家以一種基本教義式(fundamentalistic)的思想支配中國人,並使中國積弱。因此他們相信,思想、文化的變遷必須優先於社會、政治的變遷,而這正好也是傳統儒家的思想模式,即精英分子有責任通過"教化"民眾以整合社會,在二十世紀初"教化"的方式就是以"批判和改造國民性"、"再造民族靈魂"來拯救中國的危亡。
療救靈魂的"民族寓言"
1920年8月,日本「支那學」月刊發表青木正兒介紹中國文學的文章說:"在小說方面,魯迅是一位屬於未來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記」(『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寫了一個迫害狂者的驚怖的幻覺,達到了中國小說作家至今尚未達到的境界。"這個以十三篇日記的片斷構成的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一般都認為是一部象徵主義的作品,用隱喻手法寫一個"狂人"疑懼自己整日被大哥所追吃、並從四千年中國歷史的字裡行間讀出"吃人"二字來。魯迅自己說他"偶讀「通鑑」,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族,因成此篇",一語道出他思想模式上的"五四"式的激進,但也一針見血地說出中國傳統乃是一種泯滅個體的文化。
有趣的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以後,美國一位新馬克思主義批評家FredricJameson則從這篇「狂人日記」里讀出了他所謂的"民族寓言"(nationalallegory),並斷言"第三世界"文學作品皆可作為這種"民族寓言"來讀,而魯迅小說是"這種寓言化過程最佳的範例"。這種看法認為,情慾以及無意識等私的領域同政治、經濟和階級等公眾領域的徹底分離,在第三世界尚未完成,因而他們的文學作品,表面上好象在講述一個私人的故事,其實同時在隱喻另一個屬於公眾和政治領域的故事。魯迅的「狂人日記」,只會被西方讀者讀成描述私人病態的心理小說,而它的政治寓言的閱讀方向就被取消了,這一閱讀方向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病態和歷史的惡夢。
魯迅的另一部小說「藥」,寫農民華老栓照習俗買人血饅頭為兒子治癆病,反丟了兒子的性命;而反清革命者夏瑜被伯父出賣,綁赴刑場砍頭,他為民眾流的血竟被華老栓拿去為兒子治癆病。小說結尾,第二年清明節,兩個死者的母親在掃墓時相遇。一家姓"華",一家姓"夏",合起來正好是中國的古稱"華夏"。這顯示在魯迅那裡,政治預言是無需解釋地公然顯露的。這對Jameson又是極重要的啟迪,他認為西方文學中的寓言結構過於隱晦,而知識分子徹底分離了私與公、藝術與政治,便也從此喪失了干預現實政治的可能,"世界文學"應重新發掘"第三世界文學"這方面的價值。
然而,對魯迅的讀解叉可以是多樣的。比如,撇開"民族寓言"或政治寓言一類的讀解,視魯迅小說為他個人心路歷程的寫照,是一個與世不和的孤獨者的一連串心理危機、困惑、挫折、失敗和心靈探索的文學表露。問題在於,這個孤獨者在本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氛圍中,執意要面對"民族的靈魂",於是他便如同面對一群身處密閉的"鐵屋子"里將要昏死過去的讀者而扮演一個"吶喊者"。由於"改造民族靈魂"的需要,正是由魯迅發端,現代中國文學形成兩大題材:知識分子——啟蒙者,農民——被啟蒙者。在「吶喊」、「彷徨」這兩個小說集,正如魯迅自己所說,乃是"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農民都是麻木保守(潤土,「故鄉」),唯求"做穩奴隸"(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華老栓,「藥」),知識分子在他筆下,一般也是頹唐、消沉、向惡勢力屈服。最後,這個吶喊者"也終於厭倦了吶喊而沉默起來,在他另一本雜文集「野草」當中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他已無話可說。這個孤獨地面對"沉默的民族靈魂"的"吶喊者",被後來的中國人尊為"民族魂"。
離棄"五四"
雖然從"五四"以來都市裡的激進知識分子一直鼓動"群眾運動",但知識分子借西化思潮在"五四"營造的新文化空間,卻猶如一束光圈,這光圈之外就是一團漆黑,這便是魯迅所感覺到的民間的沉默。還有一位著名的"五四"干將羅家倫則認為,知識分子取得民眾信任的辦法,是"身上蒙上猴子的皮,這些猴子才會相信你"。
按照把文化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的觀點,"五四"後中國的"大傳統"已經一分為二:激進知識分子的"五四"新傳統和禮崩樂壞的舊傳統,而中國的小傳統"民間文化,則由於"大傳統"的式微和皇權崩解後國家意識形態坍塌,反而成為邊緣政治和文化馳騁的廣闊空間,滋養著試圖回到政治文化中心去的各種邊緣文化和邊緣話語。"五四"新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衛生學"(socialhygiene)式的"療救"文化,從一開始幾乎就是絕望的,這絕望在於它面臨著將會被它的療救對象——那些暫時還縮在邊緣的文化和話語"反治療"的命運。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作為"五四"政治產兒的中共撤離城市,它在農村不僅找到了武裝割據的空間,也找到了"民間文化"這個供它日後殺回中心去的"文化根據地",由此,"延安"成為一個潛在的、新興的權力中心和意識形態。
有趣的是,就在第二年,上海有一群被魯迅稱為"才子加流氓"的激進分子,主要是激進詩人郭沫若和一些剛從日本帶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青年文人,開始鼓吹"革命文學",揶揄"五四"只是提倡了一種"歐化"文體,胡適和魯迅都被攻擊,郭沫若還提出了文學只是"一部留聲機"的說法,"到民間去"的口號也發出了。這其間還產生過一個標準的"革命作家"蔣光慈,和他用革命概念堆成的小說「短褲黨」,他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小說敘事的主流話語,還是被控制在"五四"哺育的一代作家筆下,但這些都市裡的"亭子間文人"只象一種城市的浪人,在租界裡呷咖啡時會特別神往"民眾"和"民間"的困苦、戰爭和革命,那裡不僅提供道德滿足,也提供讀者。所以,從茅盾的"靜女士"(「幻滅」)到丁玲的"莎菲女士"(又是一部「日記」),都虛構了一種"新女性"抗拒城市(現代文明的象徵)物資和肉慾的誘惑、嚮往浪漫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間的神話。這種神話真實地顯露了以"五四"新文化為皈依的知識分子身處汪洋大海的民間中國時的自我身份的不確定感和強烈的孤獨,並顯示結束孤獨(個體、獨立、自我)的唯一出路是投身革命,溶入群體。
然而,這一類的小說,依然遭到來自延安的批評,說這種"畸形都市的產物"不能表達"人民大眾"的話語和情感。"五四"新文化的正統地位開始受到挑戰。
1930年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在上海成立,黨管文學,組織管作家始之於此,這種"管"從一開始就是要規定"怎樣寫"的問題。寫完了「日記」就投身革命的"沙菲女士"——丁玲,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她告誡說:"不要把自己當作一個作家,記住自己是在替大眾說話。"
"民族國家"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遏制了蔣介石政權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使退居邊遠農村的中共獲得喘息和發展。在文化格局上,戰爭動員民眾的情勢,不期然使民間文化從中共的邊區到淪陷為"孤島"的上海都蓬勃起來。戰爭和離亂使文學發達,卻熄滅了"五四"引進的最後一點點西方的自由精神。從"話語權力"網絡來看,在後已開發國家追尋民族自立、獨立建國的過程里,即仿照西歐"nation—state"的形成時期,建構中的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已經高度制約和塑造了民族的精神、想像力和話語。中國如果從帝制以後就算獨立建國,那麼"民族國家話語"的制約應當從辛亥革命就開始了,以後越是民族主義高漲越受到制約,抗日戰爭時期便如此。
1934年蕭紅蕭軍二人從東北流亡而來,帶著他們的小說到上海見魯迅,使魯迅讀後給予"力透紙背"的稱讚,另一位左翼作家胡風為蕭紅的「生死場」作後記寫道:"這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聖的民族戰爭的前線",生命的輕賤與捐軀的壯烈,二者在"民族國家話語"中方能得到轉換,這種對"蟻子"的歌頌便成為反帝愛國的新"民族寓言",從價值層面來看,就把魯迅式"民族寓言"描寫的那種麻木、消極的靈魂大大提升起來。"療救"文學到此退出歷史語境,文學敘事中的"人民"、"群眾"等話語和概念開始獲得純粹正面的意義,它們日後將曾膨脹到所謂"高、大、全"的境地。
但是,如果不從"民族國家"的角度,而是換成女性主義的角度去讀解「生死場」,它可能又是關於中國女性的一部"民族寓言",因為蕭紅在這篇小說里大量描寫的是女人面對生活、生育、死亡、暴力的恐怖現實,"生"與"死"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女性的身體上,而不只是民族興亡上。「生死場」從女人的感覺寫出了這樣的意味: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然而,如同蕭紅的早死一樣,中國的女性主義話語很快就淹沒、宰制在民族國家話語之中。施行這種宰制的是一種新興的意識形態。
脫胎換骨,延安對"五四"的反治療
1937年來到延安的丁玲,也從女性角度寫了一部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故事講一個叫貞貞的女人為了民族和國家利益,放棄貞操觀到日本軍隊裡去作妓女,事後又拒絕成為"英雄"。這篇小說在1942年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中是被批判的重點,丁玲受到徹底的清算。這不是文學上女性主義同"民族國家話語"的摩擦,而是清算"五四"的開始。
最具象徵意味的是,延安整風還清算了丁玲的另一部小說「在醫院中」,這場整風正好是要把"五四"薰陶出來的類似丁玲這樣的知識分子,送進一個"醫院"里去重新"治療"一遍。整風的口號是"懲前斃後,治病救人",即徹底顛倒魯迅"療救"文學所界定的"醫生"(知識分子)和"病人"(民眾)的位置,重新詮釋"乾淨"和"骯髒"的含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相比,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所以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自己才是"猴子"),要"脫胎換骨"。有時這種治療是見血的,有一個同丁玲遭遇相同的作家王實味,就在整風中被砍了頭。
至此,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歷史語境"五四"所形成的文學功能(療救)、作家的社會角色(醫生)和話語("民族國家"),都被下一個歷史語境——一個邊緣的、民間的但也是外來的意識形態重新治療了。
一九九四年冬伴妻療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