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布於12月12日，作者計算「距離2025年」還有18天。
「舊聞」：
「2021年，中國人均GDP突破8萬元人民幣，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這一數字與世界銀行2021年最新設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95美元）已經十分接近。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對中新社記者表示，中國距離世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僅一步之遙。如果是按現在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計算，那麼應該今年年底就能跨過12695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但是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美元匯率會波動，所以，留點餘地的話，可能是明年，最晚也不會晚於2025年，中國一定可以成為高收入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一向對經濟看法比較樂觀，所以他用了「一定」這個詞，非常堅決。
那麼現在距離2025年只有18天了，這個「一定」，真的能實現嗎？
結論我後面再講，先來說說，林毅夫為什麼對中國經濟如此樂觀。
林毅夫和張維迎，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兩極」，林毅夫是大政府派，而張維迎則是強烈的自由經濟立場。這倆人都執教於北大，因為各自觀點的不同，已經激烈爭辯了三十年，從黑髮辯論到了銀髮，還沒爭出個結果。
拋開辯論內容先不談，我認為這種辯論本身在中國就是難能可貴的。當然，這種辯論現在已經日益稀缺，甚至可以說已經消失了。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兩人圍繞國企改革方向就進行過「北大交火事件」。
1995年6月6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和張維迎教授，就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進行了公開討論。
林毅夫從制度適應性的分析出發強調目前國有企業的主要問題是不公平競爭條件下形成的軟預算約束，企業改革的核心是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要真正地改變國有企業目前狀況，就要使國有企業的預算真正硬化起來。在預算硬化的競爭條件下，國家要監督企業就容易了，只要監督容易，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就會提高。
張維迎則從現代企業理論出發，強調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安排(即所有權)的重要性，認為改革的出路在於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
張維迎給出的國企改革方式很多，其中包括一條重要的建議：國有資產不僅應該讓國資委下屬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進行經營，而且應該委託給其它方進行經營，比如銀行，非銀行金融仲介、投資公司等，也應該參與經營。
這場討論奠定了二人激烈爭論的開始，從他們的主張也能看出來，最後張維迎的市場化路線基本沒有受到採納，反而是國資委越做越大。
後來斷斷續續的爭論一直有，但直到2016年，林張二人又發生了一場著名的「世紀之辯」，這次圍繞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產業政策。
首先，二人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就截然不同，體現出「大政府主義」和「自由市場派」的根本性區別。
在林毅夫看來，產業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區發展而有意識地採取的政策措施。
但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於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
林毅夫認為，大多數成功的經濟體均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使用了產業政策。他還說道：「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在國際上領先的產業早期的研發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礎科學的革命不受企業家精神的影響。」
總體來說，林毅夫更喜歡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更重視政府所起到的引導性作用。
張維迎則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抨擊：
「產業政策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在這個年代復活了。二者都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生活、資源配置的干預。」張維迎說，產業政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中國經濟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哪一個不是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
張維迎表示，一項特定產業政策的出台，與其說是科學和認知的結果，不如說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而是套利者和尋租者。「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大筆從政府拿錢的企業並沒有做出像樣的創新來。
那我們回到開頭，林毅夫的預言，是否真的會實現？中國人將會在2025年成為全球高收入國家的公民嗎？
林毅夫在2021做出這個預測，一方面是基於他對自己主張的「大政府」觀念之信心——相比張維迎，他被頂層實際採納的經濟主張要多很多。
另一方面是當年數據帶來的信心：202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2551美元，離世界銀行在2021年設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12695美元只有一步之遙。
然而從2022年開始，情況開始變了，中國與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差距重新開始拉大。
2023年世界銀行調高了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即為人均GNI（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3845美元，這樣一來，中國2023年和該門檻的差距再次拉大至1000美元左右（2023年中國的人均GNI為12597美元），差距約為9%，相比2021年的差距僅有1%，回落了8個百分點。
2023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比上年下降0.1%，是29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2024年，考慮到經濟基本面情況，居民收入數據不太可能有更好的表現。
其實，林毅夫還做過其他一些預測：
2021年，他預測3年時間中國就能擁有自主的光刻機，到時候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會很擔憂。他還說，任何卡脖子的技術，3年、最多5年，中國都將取得突破。
2008年，林毅夫曾預測中國經濟在2030年將會達到美國的2.5倍。不過現實是中國GDP已經回落到美國的59%，看來想要實現他的目標比較困難……
那麼。林毅夫的預測究竟為什麼沒有準？也不能簡單地說，他的產業政策觀念就完全是錯的，畢竟他的想法脫胎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儘管林毅夫認為自己是一個最考慮中國實際的經濟學家，而非紙上談兵，但他恰恰犯了紙上談兵的錯誤。
林毅夫天真地將美國、日本等國家發展早期的國家推動產業政策，借鑑到中國，但他忽視了一點：美國、日本等國在進行國家產業政策推動的時候，法治和權力監督機制早已完善，所以國家的力量並未帶來嚴重的權力尋租現象，也沒有導致產業的畸形（比如大規模騙補貼等現象）。
另外，這些國家也並非依靠行政權力指揮棒去促進產業政策，其手段是很豐富的、市場化的。
張維迎看似是個理想主義書生，但他才是最懂中國的那個人：當你無法約束政府的權力，無法對官員進行有效的監督，大政府主義只會演變為各種各樣的權力尋租機遇，同時也會導致經濟結構的僵化。
這場30年的爭辯，隨著林毅夫預言的無法兌現，其實已經高下立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