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底前所未有的經濟蕭索中，中共召開了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試圖應對已經到來的大衰退。不過，從所有跡象看，這個缺乏實質性改革的會議或許成功避免了演變成一次新的"七千人大會"，卻無力阻止中國經濟的惡化。
以進促穩能否應對危機？
在中國舉行年末的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2月9日召開了會議，用半天時間為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其中，主要有三項政策指導很不尋常，引發市場關注：一是將推行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北京將進行更大規模的債務操作，中央財政赤字將達到占GDP4%的空前水平；二是將推動"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後再一次出現的政策表達，表明中國領導層放棄了過去十幾年一貫謹慎、穩健的貨幣政策，試圖以金融放水改善通縮；三是將"全方位擴大內需"、"穩定股市樓市"。
這是今年"二十屆三中全會"和9月底連串調整政策以來有關提振內需的最新和最有力的提法，表明中國領導層認識到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即中國內需不足的嚴重性和過去半年提振內需政策的有限性。
如此種種，顯示中共高層終於認識到中國經濟的困難，以前所未有的"超常規、反周期"的提法表明他們對經濟危機到來的共識，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各項反危機政策開了綠燈，重新將經濟工作放到"黨的"優先地位，第一次將擴大內需的政策優先性置於所謂新質生產力和科技創新之前，以全力應對2025年到來的經濟危機，以及與川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後中國面臨的不確定性。
只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為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的同時，還強調了2025年的"反腐"和紀律工作，繼續強調"兩個維護"，即維護習近平的領導權威。這種上半場談經濟、下半場談紀律的會議模式已經成為中共討論經濟政策的慣例，意味著無論經濟政策怎樣調整，都不會觸及其最高領袖的權威。
所以，在隨後11-12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沒有出現1961年11月中國三年饑荒後中共經濟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情形：各省大員對中央計劃指標都報以沉默並演變為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然而，在面臨類似問題的2024年度會議上，在承諾財政和央行大規模放水的同時，東南沿海省市被賦予了承擔財政轉移貢獻的任務，擬議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也被公開提上立法規劃。
這些極其有限的反危機政策，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以進促穩"。雖然這些措施承認東南沿海民營經濟主體地位，回到"發展是硬道理"的鄧氏路線上，回到以經濟增長緩解社會矛盾的道路上，但對經濟危機的根源避而不談，繼續掩蓋中國最高領袖十幾年來的路線錯誤和領導責任。
也就是說，整個會議唯一亮點的所謂"以進促穩"的"進"不過是退，退回改開時代以基本經濟增長保障社會穩定的基本路線，放棄了習近平就任以來強調的"不要看GDP（增長）"、"準備過緊日子"的反增長理論。後者正是習近平過去十幾年得以鼓吹"國進民退"、只講政治不講經濟並藉此將李克強總理邊緣化的政治鬥爭手段。而"以進促穩"的政策結果則相反，大大加強了李強總理和國務院的經濟事權。
不過，除了可以預見李強、國務院和經濟官僚的權力將擴大，並將努力調用所謂"政策工具箱"的一切政策工具進行反危機努力，包括所謂"擴大開放"的領域，這些政策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懷疑。僅見的新意，如"2025年將通過《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承諾也難以打動人心。12月13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第二天中國股市的普遍下跌，即說明了市場的反應和擔心，比12月9日政治局常委會後的猶豫和觀望的情形還要糟糕。
"守正創新"的官僚衰退
公眾看到的是，面對顯而易見的經濟危機，中國最高領導人只是被迫技術性地放水、放權以對，但是他繼續拒絕實質性改革，繼續切割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試圖在"堅決不改"的前提下寄望於所謂"兩新"，還美其名曰"守正創新"，不啻為掩耳盜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