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芷芬1952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入證
讀葉永和夫婦《1957年語文教材改革風波》一文(見《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觸動了我隱藏在心底50餘年的一處傷痛。葉文所言的1957年語文教材改革風波,簡言之,就是當年由中宣部指令搞的將中小學語文分為「文學」與「漢語」的改造,而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先生曾表達了不同意見,未被採納;因這一改革有模仿蘇聯教材的傾向,在中國與蘇聯關係惡化後,怪罪下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倒打一耙,稱是人教社「一意孤行」所為;葉聖陶先生在接受《教師報》記者採訪過程中略談了這一經過,表達了憤慨,之後就有了6月4日胡喬木登門婉商撤稿,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直言不諱的恫嚇,和6月9日人教社副社長辛安亭的婉轉暗示等一系列動作,迫使葉先生罷手。這在葉聖陶先生當年的日記中有詳細記錄。其實這一事件到此遠未終止,因這場語文教材改革風波,在人教社被打成右派者竟有14人之多。其中包括孫功炎(語文專家)、李賡序(歷史學家)、陳爾壽(地理學家)、凌伶(圖書館長)、徐保衡(財務處長)等多人。葉聖陶先生在悲憤中說了一句:「主帥無能,三軍受困。」
而這14人中以我的父親盧芷芬命運最為悽慘,不但因為他是14人中職位最高、與葉聖陶先生關係最為切近的一個,而且更是因為他在一次整風會議上對「一意孤行」之說做了徹底澄清,因此成了一隻「替罪羊」。為了這一番仗義執言,他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上世紀20年代,盧芷芬肄業於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後投到上海開明書店王伯祥先生門下。在此期間,他協助伯祥先生編纂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補編》,又與周振甫先生合作編撰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盧、周二人長期合作中結義為兄弟。抗戰期間,他奔赴雲南昆明,任開明書店分店經理,不久與同去的伯祥先生的六女王漢華結婚,婚禮的主婚人是朱自清先生。他們夫婦苦心經營書店,與西南聯大的沈從文、羅常培、唐蘭、華羅庚等一批知名教授結為朋友,為他們出版文稿,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當年巴金先生就住在盧家完成了小說《火》。著名美籍友人李敦白的這一中文名字也是由父親為他起的。
抗戰勝利,父親與葉聖陶等一批開明同仁從重慶乘木船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他趕到北平,為解放區的中小學籌辦編印新教材事宜,他自告奮勇按照地下黨預先安排好的路線,先到香港,然後乘船到山東石島,護送葉聖陶夫婦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軍防線時,假稱「被俘」,輾轉來到開國大典前的北平,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建國後,他先後參加了華北聯合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籌建工作,後任人教社總編輯室主任。
5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與我們兄弟講到,他每年要負責千萬冊教材的簽發,責任太大,作為一個黨外人士很不相宜,多次提出辭去總編輯室主任的職務,但終未獲准。此時他聯繫了古籍出版社,取回一套線裝《晉書》,開始做圈點注釋工作,做好了隨時從崗位上退下的準備,以重操文史研究舊業。
1957年夏天,在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做財務工作的母親因傳達民進中央關於幫助黨整風的精神,被認為是「猖狂向党進攻」而被劃為右派。母親性格剛烈,爭辯了幾句,終被劃為「情節嚴重」、「態度特別惡劣」的「二類右派」。此時王伯祥先生的女兒、兒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們大多是民進會員。父親時任民進北京市委常委。
母親要發配到北大荒853農場勞改,這趟發往東北的右派專列上有艾青、丁玲、吳祖光等人(吳曾與我母親在一個伙房磨豆腐)。專列不允許在前門車站始發,眾右派被集中在通縣雙橋農場的貨場,火車月台是一溜土墩,絕大多數家屬未敢前往送行。父親和我們三兄妹騎自行車趕到農場,當專列出發後,站台上空留我們四人向列車招手。這一鏡頭給車上的右派難友留下深刻印象,每每向我們提及。
到了1958年的秋冬之交,反右鬥爭的狂風惡浪已經過去多時。一天凌晨,人教社蓮花池東側的席棚突然貼出了一組大字報,通欄橫幅是「堅決打垮右派分子盧芷芬的猖狂進攻」。當晚,父親對我說:「上面說了,你一個非黨人士在這麼一個要害崗位上不合適,所以決定要把你打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