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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上無能,道德上無恥

一個態度強硬的清廷欽差大臣,與一個絕不妥協的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圍繞著「交凶」與「具結」而僵持不下——這構成了1839年中英關係的主要內容。

查理·義律的固執,讓林則徐困惑不解。在向廣東巡撫怡良談及此事時,林則徐道出了心中的疑惑:「然替義律設想,總無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頭?」林則徐不理解,這個「英夷」頭目為什麼要在這兩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上如此地「冥頑不靈」。

北京和倫敦,道光皇帝與英國外相巴麥尊也同樣關注著廣東事態的發展。

此前,林則徐將虎門銷煙、義律撤離澳門與珠江口武裝衝突等事件當作「捷報」轉奏了皇帝。道光知曉後,不由得再對「英夷」增添了幾分天朝式的鄙夷與不屑。

而在倫敦,素有「鐵頭老鼠」之稱的鴉片販子渣甸因清廷禁菸而心生不滿,已經提前回國渲染東方社會的「暴行」與「不公」,試圖以此遊說政府促成對華戰爭,但成效不大。為此,渣甸還抱怨稱:「他們愚蠢至極,把中國人對我們的侮辱、暴行和非法貿易混為一談,若無其事,不以為恥,拒絕賠償被銷毀的鴉片。」直到義律親自來信報告大批英國人受困海上後,巴麥尊坐不住了,覺得有必要採取措施給遠在異國他鄉的義律提供幫助。

前線消息失真,讓大後方的中、英決策者們開始變得更加激進與好戰。

英國議會。圖源:網絡

1840年4月,英國下議院就對華開戰一事展開了激烈討論。一部分托利黨的紳士試圖站在道德制高點,來阻止這場「不道德」的戰爭。然而,當曾長居中國、素有「中國通」之稱的小斯當東與早前在珠江口衝突中失去一隻耳朵的水手茂斯陸續現身說法,英國輿論逐漸轉向。

結果,271票對262票,主戰派獲得勝利。戰爭,一觸即發。

鴉片戰爭之前,清朝與英國之間的聯繫僅僅局限於商業。此前,儘管有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和律勞卑等人先後試圖將這種聯繫擴展至政治外交領域,但高高在上的大清皇帝始終不屑於和洋人平等交往,建交的努力全部以失敗告終。更有甚者,律勞卑還因此憤恨成疾,客死澳門。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和保證。決定對華開戰後,英國派遣喬治·懿律為全權代表兼遠征軍總司令,並捎帶《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前往中國,試圖以武力迫使清廷為之前所有的「不愉快」埋單,賠款、割地、建交與增開通商口岸,並答應建立政治上的聯繫。

為達成這些目的,英軍需要儘可能接近清朝權力中心。早前,史學界普遍認為英軍是憚於林則徐的戰備,才放棄攻打糾紛的事發地廣州,實則不然。相較於離京數千里的廣州,京畿地區的海上門戶——天津才是個秀肌肉的絕佳舞台。

1840年6月,從印度和英國本土等地開來的兩支英軍艦隊先後抵達珠江口。海軍主將伯麥率先遣艦隊北上。一周後,懿律艦隊姍姍來遲,在留下一些艦船封鎖珠江口後,主力也悉數跟進。

途徑廈門外海時,懿律派人向岸上投遞《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要求當地官員代為寄送清朝中央。然而,清廷早有禁止代投洋人文書的訓令,廈門同知蔡觀龍不但拒收,還派人用弓箭阻止英國人上岸。英艦「布朗底號」見狀立即開火,炮轟廈門。7月3日的這場炮戰意外地成了英軍北上的首戰。

廈門沿海炮台悉數被毀,英軍乘勝離去。怎料,時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竟將這場敗仗描繪成了捷報,道光皇帝閱後,特意硃批了「所辦好」三字。

山高皇帝遠,前線與紫禁城的漫長距離為撒謊和圓謊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以至於官員使勁向皇帝編造謊言。在往後的戰事中,這種「粉飾太平」的做法,竟然不約而同地被各地官員所認同採納,反覆用來掩飾自己涉及的敗仗,試圖讓皇帝相信他們的努力而免於受罰。

廈門之戰後的第三天(7月5日),英國先遣艦隊到達定海(今浙江舟山),定海總兵張朝發與知縣姚懷祥聞訊,乘船前往探查英軍來意。伯麥依仗著軍威,試圖勸降兩人,但姚懷祥嚴詞拒絕:「是的,你強大而我弱小,但我仍要戰鬥!」隨後,雙方進入戰爭狀態。

然而,定海一戰,暴露了兩軍之間巨大的戰力差距。開戰當天,英國僅用5艘戰艦以及部分陸軍便擊潰了擁有約2600兵力的清朝守備部隊,張朝發與姚懷祥兩人皆戰死。當英軍士兵占領定海的道頭洋炮台時,意外發現一門火炮銘文鐫刻著「Richard Philip1601」的字樣。得知這是一件240年前製造的老古董,英軍在錯愕之餘又不乏嘲諷。

拿下定海後,懿律等人故技重施,向駐紮鎮海(今寧波市鎮海區)的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送去《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但烏爾恭額可不敢觸犯禁令,當即命人原封退還,並將此事向朝廷匯報。見此情景,英軍不願像早前在廈門那般浪費時間與彈藥,在留下少量軍隊駐守定海後,繼續北上,於當年8月11日抵達天津白河口。

當時,天津的最高地方官是時任直隸總督的琦善。

在英軍到達之前,道光皇帝就收到了林則徐於6月底發來關於英軍北上的奏報,但他未曾料到對方進軍竟如此迅速。嗅到一絲危險氣息的皇帝轉告琦善,如果英人態度恭順,就「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將其勸返即可;若是仍囂張桀驁,立即發兵剿滅。皇帝對英夷態度有所放緩的同時,又對早前烏爾恭額奏報英人慾投遞國書一事產生了興趣,便命令琦善:「儻有投遞稟帖情事,無論夷字漢字,即將原稟進呈。」他倒要看看這些英人的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當漢文譯本的《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呈到皇帝眼前時,道光只看了開頭便鬆了一口氣。

「茲因官憲擾害本國住在中國之民人,及該官憲褻瀆大英國家威儀,是以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皇帝昭雪伸冤……」

也許是翻譯人員擔心因措辭不當而獲罪,在翻譯時故意偷換概念、加入了不少對道光的恭謙之詞。漢譯本的《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和英文底本相比,態度和氣勢上就已經相去甚遠。

道光閱後,誤以為這些英夷不過是在廣東受了林則徐的氣,來京向自己告御狀的。他甚至單純地認為——只要在英人面前處罰一下林則徐,此前所有的糾紛與不愉快便會煙消雲散。9月17日,皇帝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並讓琦善轉告英國人:「該統率懿律等,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可也。」

在得到道光皇帝的許諾和欽差大臣琦善的接洽後,懿律等人也擔心北方海港冬季封凍,便答應返回廣東磋商。

此番北上,英國出兵的目的雖然暫時沒有達到,但至少在「炮艦外交」的助力下,成功將此前屢屢投遞失敗的國書送達清朝皇帝處,總算是讓兩國政府之間搭上了線。

琦善和懿律分別從陸路和海路南下。1840年11月下旬,雙方幾乎同時抵達廣東。當月,懿律因病歸國,義律接替了他的職責與工作。

在12月3日的廣州談判上,義律依據《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提出五點要求:賠償鴉片損失、官員平等交往、割讓島嶼、賠償商欠、賠償軍費。實際上,巴麥尊事前準備的條款數目遠不止這些。由於擔心全部出示會嚇退琦善,義律一開始並沒有全部展示。然而,即便只有五項,仍與琦善得到的指示相差甚遠——道光皇帝頂多同意懲辦林則徐和恢復廣州通商(林則徐此前為向義律施壓,中止了兩國商貿)兩項而已。

道光的目標是「既要和談,又不許讓步」,這註定了琦善絕不可能在皇帝意願的框架之內,和英國人實現和平。道光遠在前線數千里之外的紫禁城,也不可能時刻與身處前線的琦善感同身受。況且,道光很大程度上將琦善視為一個沒有最終決定權的傳聲筒。而琦善的對手義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與無奈——外相巴麥尊對於談判的要求太多,迴旋空間太小。

因此,在接下來的會談中,琦善和義律都不約而同地達成一個「共識」——談判只有打破來自北京與倫敦的「不合理」約束,才能達成和議。於是,兩個談判代表有意將道光與巴麥尊發來的一些指示拋之腦後,開始擅作主張,在談判桌上相機行事。

琦善與義律。圖源:網絡

由於雙方意見相差甚遠,自然免不了一番討價還價。琦善和義律甚至又不約而同地認為:只要自己耐心足夠,對方早晚會答應自己開出的條件。為此,兩人又對各項條件逐條磋商。

關於賠償鴉片損失,琦善深知道光向來「摳門」,讓北京報銷的可能性不大。不過,琦善也明白,倘若義律嘗不到甜頭勢必會重啟戰端。兩人後來將賠償金額談定在了600萬元,琦善則準備讓廣州公行的行商們來報銷這筆款項。

割讓島嶼是所有談判條件中最難讓步的一項。琦善深諳清朝的政治底線,他告訴義律,割地是「天朝從來未有之事,其勢斷不能行」。不過,琦善也表示可以增開幾個通商口岸作為交換條件,這一點得到了義律的認可。

談判的結果,終歸要報呈皇帝批准。琦善小心翼翼地將談判情況匯報給道光的同時,也不忘旁敲側擊地提醒他英軍武力的厲害。但道光閱後勃然大怒:「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所請廈門福州兩處通商及給還煙價銀兩,均不准行。」皇帝發話,談判宣告破裂。

1841年1月7日,義律第一次對談判失去了耐心,以英國的要求被拒絕為由,向廣東珠江口發起了進攻,大角—沙角之戰爆發。這一戰,英軍以38人負傷的代價換來清軍傷亡744人,其中包括戰死的清軍副將陳連升。

義律的武力施壓,讓琦善意識到了自己底牌的薄弱。他不顧皇帝的禁令,主動找上義律繼續和談。反觀義律,他也不想因逼迫琦善太緊,而失去和談的餘地。他曾在一封信件中提到:「我希望我們不再流血就能解決此事。欽差大臣(琦善)知道,只要我們樂意,我們所獲得的會比他希望給出的更多。」

對於兩人的擅作主張,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認為:「所謂廣東談判,實際上是義律越權、琦善違旨的活動,其中義律走得比琦善更遠。」義律和琦善雖然分歧很大,但雙方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都不希望戰爭再延續下去。在此後的一系列談判中,這兩人都在違背北京和倫敦意思的情況下,互相妥協——琦善答應割讓香港島,義律則做出了歸還定海的承諾,雙方初步達成和議,這就是後世頗具爭議的《穿鼻草約》。

儘管和議初步達成,但考慮到與皇帝的期望相距甚遠,琦善始終沒能下定決心簽字。對於琦善的拖延戰術,義律覺得自己有必要再敲打一下這位對手。2月下旬,英國艦隊開往虎門水域。

鎮守虎門的是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自1834年律勞卑艦隊強闖廣州事件發生後,清廷對廣州的這個海上門戶格外重視,特意從江蘇調派關天培到此重新整頓防務。關天培到任後,在時任兩廣總督盧坤的支持下,根據虎門地理構築了三道防線:大角—沙角、蘆灣—橫檔島—武山(亞娘鞋島)和大虎山。1838年,關天培又在武山增設炮台,並在橫檔島和武山拉起了兩條鎖江鐵鏈。

虎門要塞雖然是中國當時最強大的海防工事,但在開戰後並未能拒敵於外。早前的大角—沙角之敗已經使虎門守軍士氣大為受挫,關天培試圖利用典當衣物所得錢財來激勵士兵,卻收效甚微。5月26日,英艦對蘆灣—橫檔島—武山防線發起攻擊。由於炮火射程限制,各據點大多不能互相支援,各個據點相繼被英軍炮火摧毀,坐鎮武山靖遠炮台的關天培也死於炮火之下。更有甚者,上橫檔島的一些將領見勢不妙,棄軍逃跑,被拋棄的守軍憤怒地將這些逃將當成靶子開炮射擊。

蘆灣—橫檔島—武山防線的失守,也促使清軍放棄了大虎山防線。英艦取得虎門之戰的勝利後,繼續沿河深入,逼近廣州。

琦善在廣州談判中的「妥協」最終還是東窗事發,令道光大失所望,被迫「下線」,靖逆將軍奕山和參贊大臣楊芳成了他的替代者。同時,來自周邊各省的1.7萬大軍也啟程赴粵支援。

楊芳先於奕山到達廣州。

作為一名馳騁沙場多年的貴州老將,楊芳自15歲從軍起,就不斷在鎮壓川楚白蓮教、河南天理教等起義事件中漸露鋒芒。後來,他又參與平定了令道光頭疼不已的新疆張格爾叛亂,大受嘉獎,皇帝稱讚他是「黔省之英,自幼知兵,戰功久著,謀而後行」。

1841年,楊芳已經年逾七旬,但急需用人的道光相信,這位老將定會在剿滅英夷一事上重現往日的勇氣與能力。

3月5日,楊芳抵達廣州,與革職留任的林則徐等人暫領廣州軍務。

就在英軍逼近廣州時,楊芳展示了他克敵的「絕技」。他詭稱:「夷炮恆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實地,而夷在風波搖盪中。主客異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既然對方有邪術加持,設法破除即可,於是,他「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為壓勝具,載以木筏,出御烏涌」。

顯然,這些婦女用過的尿桶並不能阻擋英軍的進攻,廣州東部與南部的沿江炮台在英軍火炮的精準射擊下迅速陷落。儘管如此,「捷報」仍在違背事實的情況下發往北京。

而面對英夷已經無計可施的楊芳,於3月20日和義律簽訂了《停戰貿易協定》,同意解禁停滯已久的中英貿易,「准各國商人……一體照常貿易,毫無阻滯,不生事端」。

廣州東部的戰事暫時平息之後,靖逆將軍奕山於4月14日姍姍來遲。儘管有援粵大軍撐腰,但奕山同樣面臨著琦善早前的困局:清軍的戰力並不能撐起他與英人談判的底氣。這位領命來粵剿夷的武將,對英人的態度也逐漸與琦善不謀而合,甚至對楊芳的做法表示了默許。

靖逆將軍奕山。圖源:影視劇照

奈何,楊芳早前的「捷報」讓不知內情的皇帝信心大增。遠在北京的道光在5月初先後給奕山下達了兩道死命令:必須全力剿滅英夷。

沒有退路的奕山只能部署對英軍發動突襲,但廣州一帶兩萬多部隊的大規模調度,不可能掩人耳目。5月24日,義律先下手為強,廣州大戰爆發。

清軍敗得一塌糊塗,廣州外圍被英軍悉數占領。對於這次慘敗,奕山自然不敢將真相告訴皇帝,擔心受罰的他違心地向道光發去了捷報:「逆夷被擊及溺死者不計其數。總兵張青雲等復於西炮台督兵開炮。其逆夷上岸,均被殺斃。」

然而,事實恰恰與之相反。被趕鴨子上架的奕山嘗到了敗仗的滋味。5月27日,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作為自己的代表,縋城而下,完全按照英方要求籤訂了《廣州停戰協定》。

在清軍和英軍激戰期間,廣州及周邊百姓似乎都成了這場「熱鬧」的旁觀者。但很快,他們就捲入了與英軍的衝突之中。停戰之後,一些無所事事的英軍士兵遊蕩進了城北的雙山寺。這些不懂當地習俗的外國人據說是出於好奇,打開了寺中存放的棺材。消息一傳開,英軍的這個冒犯之舉被渲染成「開棺戳屍」「發掘墳墓」,此外也有英軍搶劫、性侵當地百姓一說。緊接著,英軍在三元里遭到了上萬名百姓的圍攻,直到廣州知府余保純前往調解,衝突才得以平息。

衝突過程中,裝備火槍的英軍因為下雨緣故無法開火,在手持棍棒和農具的平民面前,遭受了和以往正規戰鬥不相上下的傷亡:死亡5人,負傷23人(英方記錄)。

不過,這個被稱為「三元里抗英鬥爭」的小插曲,並沒有打破雙方已經達成的和平。

奕山和義律之間所達成的和平,僅限於廣東一隅。

這一年(1841),清廷和英國都因己方代表在「廣州談判」向對手讓步過多而不滿,對前線進行了人事調整。在靖逆將軍奕山取代琦善的4個月後,義律也於8月初被更加激進且忠於巴麥尊的璞鼎查所取代。

8月下旬,璞鼎查按照巴麥尊的指示,集結兵力準備第二次北上,目的是迫使道光皇帝認清技不如人的現實,答應巴麥尊所開出的條件。

璞鼎查北上的第一個對手,是駐防廈門、時任閩浙總督的顏伯燾。

此前,閩浙總督鄧廷楨因「禁菸不力」惹出邊釁,於1840年9月與林則徐一道被皇帝下令革職,時任雲南任巡撫的顏伯燾捕手了其在閩浙一帶的工作。鑑於英軍第一次北上天津時首戰就發生於廈門,加之廣東方面又傳來英人慾將廈門開闢為通商口岸的傳言,顏伯燾斷定,倘若英人北上,必在廈門一戰。

顏伯燾於1841年3月2日抵達廈門,這個時間點很微妙。當時,英軍正在珠江口與清軍時戰時和,糾纏不清,而璞鼎查此刻還在趕往遠東的路上。也就是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廈門是暫時高枕無憂的。對於顏伯燾而言,這是個籌備海防的天賜良機。他也確實是這麼做的。

顏伯燾在對外方面一向態度強硬,曾彈劾對英國人「友善」的伊里布。在廈門籌備海防時,他力求給予英夷痛擊,遂在廈門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海防工程建設。

鄧廷楨在任期間,曾用沙袋建造臨時炮台防禦英軍。顏伯燾對這些簡陋的工事根本不屑一顧,全部推倒重建。考慮到閩南地區盛產花崗岩,他命人就地取材,在廈門島南岸修築了一條長約1.6公里的防禦工事——石壁,每隔16米設炮一門。為構成犄角之勢,他同時在鼓浪嶼和嶼仔尾增設多座炮台,三處火炮合計279門,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網。

在廈門耗費大量資金與人力升級海防工事後,顏伯燾自信地認為,一旦英軍對陣自己的「海上長城」,一定會碰個頭破血流。

1841年8月25日晚,英軍抵達廈門外海,並於翌日下午沿著南水道發起了進攻。

英軍進攻清軍炮台。圖源:網絡

然而,英軍的堅船利炮在戰鬥中優勢盡顯。在不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英軍就悉數癱瘓了鼓浪嶼和嶼仔尾等島嶼上的清軍炮台。令顏伯燾稍感欣慰的是,他精心督造的石壁防線還是扛住了英國艦隊的持續炮擊,一度使英軍的進攻受挫。一名親歷戰事的英國人事後回憶:「雖有兩艘載炮各74門的戰艦對該炮台發射了足足兩小時的炮彈,但毫無結果,並未使對方1門火炮失去效用。我們計程車兵進了炮台之後,發現在炮台內打死計程車兵很少。」

奈何,英國陸軍部隊選擇了繞後登陸包抄,這座用花崗岩構築的「海上長城」最終仍陷入敵手。顏伯燾目睹此景,戰前的自信此刻蕩然無存,倉惶乘船逃離廈門島。

對於廈門島的失守,顏伯燾事後開啟了「甩鍋模式」。他向皇帝報告稱,自己「親自督戰,奮力拒敵,開炮擊沈(沉)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該夷一面回炮,一面蜂擁而進。是日,南風大作,該逆船隻又占上風,我軍煙火迷目,以致廈門失守」。意思是天不助我,如之奈何?在推卸責任的同時,還不忘無中生有地自添戰功,試圖將自己從這場敗局中摘得乾乾淨淨。

廈門的失守讓道光很是無奈,但也不至於一無所獲。至少,道光皇帝從顏伯燾的奏報中得到一個新發現:原來英軍同樣擅長陸戰。為此,道光下旨提醒各地督撫:「該夷兇狠異常,行蹤詭秘,從前議者皆謂該夷習於水戰,若誘之登陸,便無能為。故人人意中,以為只須於海口嚴防,毋庸計及陸路交戰。今福建廈門之役,英人竟敢登岸奪據炮台,傷我將兵……其各岸應如何設兵應接,及逆夷登岸,如何四面兜剿盡殺乃止之處,均著悉心商辦,有備無患。」

道光後知後覺地向各地發出了警示,但信件受制於帝國疆域的遼闊而郵遞緩慢。即便這一「新發現」稍後被那些未經戰事的前線官員知悉,相對應的戰術調整也來不及了。

在廈門擊敗了顏伯燾之後,璞鼎查繼續北上。征途的前方,他的新對手是和顏伯燾脾氣相似的兩江總督裕謙。

定海於1840年7月在英軍第一次北上期間就已經易主,但在廣東議和中又被義律自作主張於翌年2月底歸還清廷。這一讓步令英國外相巴麥尊十分惱火,璞鼎查得到的命令便是重新占領這裡。

對於定海的防務,裕謙比較上心。和顏伯燾一樣,裕謙一上任就啟動了海防建設。不同的是,定海不產花崗岩,裕謙索性採用泥土摻石灰,在定海南海岸夯築了一道長約4.8公里的土城,安設火炮80門。此外,他派人修復定海城牆,設炮40門,又在東嶽山修築了配置火炮15門的鎮遠炮台,並將定海守軍從之前的3000人增加到5600人。裕謙對自己的防禦工作十分自信:「該逆倘敢駛近口岸,或冒險登陸,不難大加剿洗,使賊片帆不返。」

然而,見識過英軍戰力的林則徐給他潑了盆冷水。史載,他向裕謙「屢言定海孤懸,先朝棄地,重兵良將,守此絕島非策,請移三鎮於內地,用固門戶」。

林則徐離粵赴浙,是裕謙的建議。在接任兩江總督後,裕謙就向道光要來已被革職的林則徐作為幫手,這才有了兩人巡查定海防務一事。

林則徐的擔心,最終還是應驗了。

1841年9月26日,英國艦隊陸續抵達,連續5天對定海展開偵察。即便是偵察活動,英軍頻繁往來的艦船就已經弄得清軍心弦緊繃,疲憊不堪。雖未正式開戰,但經過粉飾的戰報就已經陸續發往北京,期間發生的小規模衝突在給皇帝的奏報中就變成了「擊殺夷匪無數」。

等到正式開戰這一天,10月1日,謊言的迴旋鏢擊中了清軍——他們口中「英夷大敗局」的主角竟然變成了自己。英國陸軍在海軍的炮火掩護下殺得清軍大敗,迅速奪占定海。

定海既失,裕謙給皇帝的奏報仍是避重就輕:「該逆分作三路進攻,我兵前隊陣亡,後兵繼進,所用抬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轟擊。該總兵等苦戰六晝夜,連得勝仗。無如連日風逆浪大,逆船梗阻,策應之兵無從東渡,我兵勢難抵敵……定海失守。」總之就是,自己在定海已經盡力了,奈何老天爺不幫忙。

十天之後,10月10日,防禦戰術毫無革新的鎮海重複了定海的悲劇。此時,連失兩城的裕謙想起自己戰前立下的豪言壯志,羞愧不已,投水自盡。主帥身亡,浙江提督餘步雲也方寸大亂,棄寧波城而走,浙東三鎮悉數淪陷。

為戰爭失利大動肝火的道光皇帝。圖源:網絡

裕謙一死,英軍的戰力讓道光感到些許擔憂。儘管如此,他仍強裝鎮定,委任自己的侄子奕經作為揚威將軍,統領各省1.2萬援軍前往浙江征討逆夷,收復失地。

對於道光的指派,奕經也沒有多少制勝的把握。史載,奕經「或戰或撫,游移兩可」。抵達蘇州後,硬是逗留了整整兩個月。當時,浙江巡撫劉韻珂擔心英軍會繼續深入,將寧波的災難帶到他坐鎮的杭州,便隔三岔五催促這位大將軍儘快發兵。

奕經的應對辦法無他,先拖著再說,理由是奉調支援的川陝勁旅尚未到達。

拖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奕經又將勝利的希望寄托在了神靈身上。據記載,1842年2月10日,正月初一,奕經在杭州西湖的關帝廟求得了一隻上上籤:「不遇虎頭人一喚,全家誰保汝平安。」奕經由此領悟,決定「以虎制羊」。洋人即「羊」也,羊遇老虎必被擒食。此念頭一出,這位清軍統帥竟然信心倍增起來。

奕經特意擇定了一個吉時: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1842年3月10日3時至5時)。之所以挑中這個時間,是因為按農曆算法,這個時間點正好是「四寅之時」——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時;而在天干地支的說法中,寅又等同於虎。

巧合的是,當時,一支頭戴虎皮帽的四川援軍趕到,這讓奕經更是喜出望外,他興奮地宣稱:「收功當在此時。」

3月6日,奕經將這份被稱為「四寅佳期,五虎制敵」的作戰計劃上報之後,道光滿是期待地硃批了一句:「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天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

四天之後,這場大反攻在奕經定下的「好日子」(3月10日)如期揭幕,奕經將自己的部隊分為三路,分別進攻寧波、鎮海與定海三地。為了給勝利加碼,奕經還特意命屬虎的貴州人段永福為此次進攻寧波的主將。

結局卻早已寫好。當天凌晨,攻入寧波城的清軍在巷戰中損失慘重,大敗而歸。在鎮海,清軍先遣部隊因主力部隊深夜迷路失去支援而慘敗。而進攻定海的清軍則因行蹤暴露,早早地就被巡邏的英艦用炮火擊潰。

而清軍不知道的是,戰場形勢一開始是對自己有利的——英軍三名統帥此刻都不在前線,準確來說,總司令璞鼎查此刻在香港,而海軍和陸軍的主將則人在定海。即便如此,清軍也未能抓住這意料之外的機遇扭轉戰局,反讓對手臨危不亂地反擊成功了,清英雙方軍隊的素養高下立判。

不到四小時,清軍對寧波、鎮海、定海三地的反攻全部以失敗告終,潰逃中反遭英軍追擊。後來,人們評價這場反攻作戰時批評道:「全局損失,軍威大挫,亡國之由,基於此役。」

在浙東三地挫敗了清軍的攻勢後,英軍既喜且憂。

復盤整場戰役時,英國人突然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自己遠道而來,本身就兵力有限,兵員補充又遠不如清廷方便,更何況如今兵分三處,既不利於防守,也不利於組織進攻。

為此,海軍主將巴加和陸軍主將郭富及時調整部署:放棄寧波,僅留少量兵力駐守鎮海城外的招寶山,並向江南內地進軍,試圖「割斷中華帝國主要內陸交通線的一個據點」。滑稽的是,英軍的主動離開被奕經視為「計窮智竭」,並寫成捷報遞送給了皇帝。

1842年5月,北上的英國艦隊開到了乍浦並發起進攻。和虎門、廈門、定海等海防要塞相比,乍浦城的防禦準備簡直是不值一提。英軍原以為這將是一場輕鬆的戰鬥,但付出的代價卻是自1840年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9人戰死,55人負傷,一名陸軍中校被擊斃。而這些人員損失主要緣於常年駐防當地的八旗官兵的殊死抵抗。世代居住於乍浦的八旗兵見到「英夷」來襲,展示了他們保衛家人與祖墳的勇氣,給英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然而,勇氣與決心並不能改變乍浦淪陷的命運。

清軍兵勇向英軍反擊。圖源:影視劇照

戰後,中英雙方對乍浦慘狀的描述不盡相同。英方記錄城破之後,乍浦居民開始大規模自殺——「婦女們殺死她們的子女,先把他們溺斃在井裡,然後自己也跳下去;丈夫們勒斃或毒死他們的妻子,然後從容自刎」。而乍浦人沈筠在《壬寅乍浦殉難錄》一書中則寫道,英軍破城後紀律敗壞,大肆搶劫百姓,淫辱婦女。

小城乍浦不是最終目標,英軍繼續北上。陸、海兩軍互相配合,於6月16日攻占了吳淞。這一戰,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新任兩江總督牛鑒兵敗逃走,英軍進而占領了上海

奪占吳淞當天,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璞鼎查也從香港趕來,與兩位下屬合兵於長江口,兵鋒直指當時清廷在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南京。在此之前,他們需要先解決南京的門戶——鎮江。

駐防鎮江的將領是海齡,這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

7月中旬,兩江總督牛鑒聽聞英軍來襲,倉皇從鎮江逃至南京,鎮江的控制權轉移到了海齡手裡。對於英軍的進犯,自負的海齡告訴城中居民:「已有制勝奇策,爾民無得搖惑遷徙。」這一通告讓許多鎮江百姓白白錯過了疏散的機會。

更不可思議的是,海齡在籌備防務上用心不多,反而將主要精力放在對付所謂的「漢奸」上。史載,海齡「僅於城四門添設槍炮外向,城中日夜捉行路者作漢奸而已」。「每有婦人孺子見旗兵驚走,(旗兵)即追而殺之」,然後向海齡報功請賞。這種不加甄別的肆意抓捕,給百姓帶來的恐懼不亞於英軍的進犯。此外,被指派出城向英軍虛張聲勢的清軍也因伙食問題抱怨不斷,幾近譁變,期間有人起鬨道:「欲開槍炮攻城,取都統(海齡)生啖之」。

如此情勢之下,清廷在鎮江外圍的守軍在開戰後迅速作鳥獸散。這對海齡而言是個壞消息,但令他欣慰的是,鎮江城內同樣有一支與乍浦相似的「本地」八旗,他們的家族大多已經在鎮江生活了近200年。為了城裡的家產和親人,他們與英軍交戰時同樣表現得異常勇猛。

當然,結果也是一樣的。鎮江只不過是乍浦命運的翻版,僅此而已。7月21日,鎮江失守,南京危在旦夕。

吳淞和鎮江的慘敗,使兩江總督牛鑒喪失了抵抗的信心,他不斷上書皇帝請求議和。

當英軍占領長江與京杭運河交匯的鎮江,清朝經濟命脈已經被人牢牢拿捏。在一連串的降維打擊之後,「天朝」開始崩潰,皇帝開始妥協。

簽訂中英《南京條約》的場景。圖源:網絡

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欽差大臣耆英等人在和約上簽字加印,鴉片戰爭正式宣告結束。

次年,清廷又與英國就治外法權等問題補充簽訂了《虎門條約》。天朝,已然崩潰。

在歷時兩年多的戰鬥中,清軍的表現幾近於一觸即潰。迅速潰敗的背後,原因紛繁複雜。簡單說,軍事越無能,道德就越無恥。跟軍事潰敗形成巨大反差的,竟然是捷報公然從各地前線發出,蒙蔽了紫禁城,也蒙蔽了整個帝國。單從軍事層面來看,對陣英軍時,清軍直面的是代溝巨大的降維打擊。

整場戰爭中,清軍的潰敗與一個極度滑稽的戰術誤判息息相關:英軍不善陸戰。

即便是被後世稱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當時同樣囿於其對外部世界的淺薄認知,而對英軍得出錯誤的判斷。1839年,林則徐向道光奏報時稱:「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

這一荒誕的觀點在朝廷中獲得廣泛認同,其中就包括後來出任兩江總督的裕謙。

在定海籌備防務時,裕謙將防禦重點放在靠近定海城南部濱海的狹小地區,而基本放棄了舟山本島大部分區域,原因是這些地方地勢不平,正好是「我步卒最易見長之地」。在裕謙看來,擅長水海戰的英軍不會愚蠢到拿自己的短處去和清軍的長處死磕。事實上,英軍能迅速占領定海的關鍵,正是被裕謙所看扁的陸軍部隊。

道光起初對此也深信不疑,直至收到閩浙總督顏伯燾於1841年8月發來關於廈門失守的奏報,才破除了關於這個論斷的迷信。

而迷信「英軍不善陸戰」的代價是慘痛的。在鴉片戰爭中,清軍的海防工事大多以炮火迎戰海上艦船為主,缺少對登陸敵軍的防禦準備。就戰術角度來說,英軍對清軍的進攻並無太多新穎之處。從廣州到鎮江,英軍都是以艦炮正面攻擊,再以陸軍側面登陸包抄,屢試不爽。

武器方面的代溝,也是清軍不敵的重要因素。

自明末清初以來,清軍的火器革新就陷入了幾乎停滯的狀態。清軍主要裝備的是兵丁鳥槍(前裝滑膛火繩槍),這是一種基於1548年葡萄牙火繩槍的仿製品,用於點火的引線受制於環境濕度,從而影響使用。而英軍自1800年起,就開始裝備前裝滑膛的燧發槍和擊發槍,無論是射速、射程,還是點火方式,都遠遠優於清軍裝備的兵丁鳥槍。

近現代戰爭中有一條定律:艦炮在對陣岸防炮時往往勝算不大。但在鴉片戰爭中,清軍岸防炮的表現卻顛覆了這一傳統認知。

清軍岸防炮有不少是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前的「舊貨」。在1840年7月的定海之戰中,清軍甚至將有240年歷史的老舊火炮投入戰場。加上管理和保養不善,這些庫存火炮的性能往往大打折扣。

即便是新造火炮,缺點也十分明顯。由於使用落後於同時代的冶金技術和泥模鑄造技術,火炮成品合格率不盡如人意。1835年,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為虎門要塞購置了40門新制火炮,試炮時有10門炸膛,造成2名士兵傷亡。經檢查發現,出現炸膛的火炮「碎鐵渣滓過多,膛內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一個空洞甚至「內可貯水四碗」。為了避免出現炸膛,彌補的方法通常是將炮管加厚,同時減少裝藥。一增一減之間,火炮變得既笨重又低效。

清軍火炮,古老而又笨重。圖源:影視劇照

此外,清軍岸防炮缺少用於調整轉向和俯仰角的炮架,並且仍按照「硝八硫一炭一」的傳統經驗配置火藥,質量堪憂。在1841年1月大角—沙角之戰後,英軍嘲笑清軍的火藥庫「裡面存著幾千磅粗火藥,裝在木桶或泥罐中,我們全部投之於海。因為雖然中國火藥的成分幾乎和我們的相同,卻是一種粗劣的東西」。炮架和火藥的缺陷,讓清軍在1841年9月的定海之戰中吃了大虧,英軍曾描述他們的對手「用低劣的側舷炮開炮,從他們的炮台上既不能抬高了打,也不能壓低了打,由於火藥的類型很糟糕,不能對我們的軍隊造成任何傷害」。

雖然清軍常年維持在80萬人左右,卻在鴉片戰爭中無法發揮人海戰術的優勢。在清朝立國兩百年多年時間裡,軍隊的防禦重點一直是對內鎮壓各種反清活動、民變、匪患,其本質是充當了維持地方治安的警察角色。將80萬常備軍在廣袤的國土上攤開,局部兵力就變得十分薄弱。加上遠距離調兵需要大量的資金與時間,這是自我標榜節儉的道光難以接受的做法。因此,哪怕是規模相對較大的廣州之戰和浙江大反攻,兩地得到的援軍實際上也僅僅萬餘人而已(廣州奕山得援軍1.7萬人,浙東奕經得援軍1.2萬人)。

清軍內部的缺陷不勝枚舉,頹勢盡顯,亂象叢生。福建汀漳龍道張集馨曾就「整頓軍務」一事向林則徐討教,林則徐只是無奈地搖頭回復道:「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

就在清朝軍事因循守舊之際,英軍卻已經搭上時代快車。兩者互相碰撞,勝敗早已註定。

然而,歷經此次降維打擊之後,清廷除了履行條約,此後十餘年,內部對於軍事改革的反應不大。雨過忘雷,一切似乎歸於平靜。

這該死的平靜,忘卻憂患與恥辱的平靜,如同死水的平靜。一場新的外患即將到來,天朝還將繼續崩潰。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最愛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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