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這句話,是哈耶克的名言。
哈耶克是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對於自由的闡述,影響了全世界的人。《致命的自負》與《通往奴役之路》,既鋪就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主張,也啟迪了所有人對於自由的認識。
哈耶克,也是我最重要的精神啟迪者之一。
那麼,究竟該如何理解哈耶克的這句名言呢?這牽扯到對於自由一詞的理解。
首先,自由的定義是指個人選擇的自由。只要在法律範圍內,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明白自己不可以做的事,那可以說這就是自由。但哈耶克一直都非常警惕一件事,那就是以自由之名,行集體強迫之實。
這種自由,往往是包裹著集體的「善意」、集體的自由外衣,看似也是絕對正確的。
所以無論是自由還是「善意」,都應當來自於個人的選擇,而非集體的決定,更不是一種集體追逐的目標。
而一旦集體將某種「善意」或者理想作為追求的目標,就往往會產生最血腥、最殘酷的慘劇。
從經濟上具體來說,我們必須認可資本的逐利本性,而不能將資本理解為一種需要具有道德「善意」的東西。資本只有逐利才是健康的,逐利過程也不應當被污名化。
資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遵守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內去逐利。懲罰資本也只需要一個理由,那就是違法。
當然,現代企業也有企業的社會責任一說,但這是更高的要求了,也是企業的一種品牌形象。從最基本的角度來說,企業只要守法,就是好企業,其自主權就應當受到絕對的保護,不應強迫企業去做任何事情。
那麼,為什麼「善意」反而會鋪就去往地獄的路呢?
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說,其實人類嘗試通過經濟模式的改變,來實現絕對的善,這種實驗已經做過無數次了。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是一種對自我的背叛。因為列寧所建立的公有制經濟模式,其本意是一種絕對的「善意」——由國家控制一切資源,資本家不再有剝削的權利,在理論上可以實現人人均分財富、人人平等。
然而這種烏托邦式的體制無法走下去,很快便陷入了困境。列寧頒布實施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農民配額外的糧食進行強制徵收,這嚴重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甚至引發了一些地方的暴動。
列寧採取了如下措施進行改革:
廢除餘糧收集政策,實施實物稅。
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
放鬆了貿易限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將資金與技術引進俄國。
停止以沒收的方式進行資本主義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讓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
在餘糧收集政策取消後,農民不再擔心餘糧被無償徵集,加之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廢除,他們的工作積極性空前高漲,糧食產量大幅提高並超過了革命前水平。
然而,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同樣讓蘇聯社會中滋生出了大量的新富農,作為新資產階級的群體日漸不滿於新經濟政策,要求布爾什維克在經濟問題上繼續「後退」。
在主張無法得到回應之後,新資產階級開始使用消極抵抗的方法對抗國家管控的經濟運作,因不滿糧價過低而囤積糧食拒絕出售,最終導致了1927年蘇聯全國範圍內的糧食收購危機。
這一事件也是布爾什維克推動農業集體化的直接導火線。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的官商勾結腐敗現象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1921年發生了貪污受賄大規模地蔓延的現象,在1921-25年的大力管控下腐敗現象雖然有所收斂,但到1926-1928年又出現大規模回彈。
後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史達林在和布哈林的爭論奪權後取得了勝利,他認為消滅富農是保證蘇聯體制「純潔性」的唯一途徑,而這也是蘇聯模式最大的「善意」。
史達林在這種「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善意」之下,徹底廢棄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轉向中央集權經濟體制,開始了徹底的計劃經濟實驗,其代表模式就是集體農莊。
史達林的「善意」很快帶來了厄運:1932年到1933年,蘇聯幾個重要糧食產區,發生了嚴重的饑荒。
列寧毫無疑問是更具有靈活性的——當他認識到烏托邦體制走不下去,「善意」似乎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就選擇了回歸「惡意」,也就是允許人性的自私存在,允許私營經濟恢復,讓蘇聯事實上回到了大部分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下。
人性自私、富農存在,這些看似是「惡意」,卻通往天堂;史達林的集體主義經濟看似是「善意」,卻導向了地獄。
列寧曾指出:「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退卻,我們走得比我們能夠控制的遠了一些。
這說明,列寧意識到了「善意」並非一定要鑽牛角尖追逐的目標,要從真正能控制的現實出發,才是真正的「善意」。
這其中蘊含一個哲理:當集體篤信某種價值觀是絕對正確、絕對「善意」的,並且以它的「善意」之名,要求人們必須遵守,那麼地獄之路就開始了。
極端民族主義就是如此。他們所說的「愛國」、「自強」這些概念當然沒錯,也當然可以認為是「善意」,但當他們將這種價值觀扭曲成為「不愛國是罪」或者「自強就是貶低別國」,而且不遵從這種價值觀的,就要進行排擠和打擊,那麼地獄之路也已經鋪就了。
極端宗教亦是如此。真正有「善意」的宗教,是包容與理性,但打著「善意」旗號的極端宗教,卻有著強烈的排他性——信仰其他宗教或者不信教的人會受到貶低甚至敵意和攻擊。
在他們眼中,自己得到了一個真理,那麼其他人的真理就不需要被尊重,那些跟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就都是傻瓜和愚昧的人。在這種邏輯下,ISIS這種組織就誕生了。而那些以「善意」示人的普通信眾,他們心中其實也暗藏著對於異教徒的惡意,所以他們本質上其實也是極端的。
「均富」,也是一種人類以為的最大的「善意」。
但在這個最極致的「善意」目標下,饑荒和最嚴重的災難卻頻頻發生。因為當人們試圖去用均富的旗號打壓和剝奪那些相對富裕者的財產,整個社會經濟都會走向崩潰。
徐志摩曾這樣評論蘇俄人散布到中國來的那個主義:「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徐志摩與哈耶克,形成了一種遙遠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