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容易只關注到名校，關注那些極其優秀的孩子。對自媒體和培訓機構來說，這些孩子總會成為他們的「優秀案例」。Jenny說，但是家長會被大環境裹挾，以為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那千分之一。
面對許多前來為孩子做教育諮詢的家長，Jenny常常會說一句比較殘酷的話：「你現在能坐在這個位置並不是你比別人更優秀，只是你早生了20年。」
Jenny是上海的一名教育規劃師，她的客戶以中產以上群體為主，有本地人，也有許多新上海人，後者的故事總有相似的清晰向上的脈絡——早年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實現階層躍遷，於是，當他們將目光投向下一代時，也難免帶有同樣的期待。在幫他們梳理教育問題的時候，Jenny總會戳破他們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路徑依賴」，讓他們改變固有的雞娃思路。
2024年，Jenny從公立學校辭職，加入一個成立多年的教育自媒體，成了一名教育規劃師。所謂教育規劃，具體而言，包括學科規劃、升學規劃、職業生涯規劃等方面，目的是為父母和孩子提供更個性化的教育指導。
但她坦言，嚴格意義上「教育規劃師」這個行業並不存在，也沒有相關機構專門從事這一行，而是家長的迷茫和焦慮催生了這個賽道。一般而言，從業者以自媒體的形式出現，有對教育很擅長的家長，也有體制內的老師、昔日教育機構從業者等。
Jenny的優勢在於多年來在體制內積攢的教育經驗和專業的教育信息，可以給家長和孩子提供更合適的教育選擇。僅僅一年多時間，她的12人小團隊已經對接了超過600個家庭，身邊的來訪對象源源不斷。有的來訪者付費甚至高達1小時5000元。這些家長之所以願意為此付費，是因為在當下環境中，雞娃的性價比已經太低，拼家長認知、人脈和信息的時代來了。
教育規劃在0歲
學生考完試放寒假，又有一大批焦慮的家長找了過來。Jenny說，孩子考完試成績不理想，家長就又趕緊想來「解決」一下。小升初以及初中階段，是家長焦慮集中爆發時期。
這是一個被稱為「人生轉折點」的時刻，因為初中之後意味著有不同的分流。Jenny說，「孩子越小的時候，家長越幻想自己的孩子都是清華北大的。讀了小學、初中後，家長逐漸清醒，開始著急」。
在上海，小升初階段孩子入學的方式，除了公立學校按照地區「搖號入學」，還有不少民辦學校的志願填報招生。此外，令一部分家長焦慮的，還有幾大頂尖民辦學校的掐尖考試，俗稱「神秘考」，渠道不公開，考試機會拼的是家長的消息靈通度。
究竟該如何選擇學校？去公辦還是民辦？要不要走什麼考試途徑？要不要去某個補習班、興趣班？此外，現在還有各種掐尖貫通班選拔（由初中高中大學強強聯合選拔，進入各類特色班型，直接免去中考，高考瞄準清北），這類貫通班孩子有機會嗎？在教育的道路上，家長往往有各種焦慮和困惑。
Jenny說，教育規劃師乾的就是匹配的工作。最開始，還沒有專門做教育規劃的，只是一些教育機構為了賣課，會給家長做免費的諮詢指導。但教育機構「既當裁判官又當運動員」，既提供指導又賣自己的課，難免會有「不客觀」的嫌疑。Jenny所在的公司，只做諮詢，此外不做廣告也不售賣課程，因此保持了一定的中立客觀。
她的團隊成員幾乎都是上海的教育從業者，很大部分仍在學校任職，把教育規劃當成一份副業在做。因此他們認為自己的優勢是基於對上海本土學校和教育政策的了解，再對接孩子自身的特徵、家庭情況等匹配最合適的選擇。這類匹配，甚至細緻到評估「小朋友或者家長和校長的觀念合不合適」。
實際上，她的客戶覆蓋全年齡段。一個普遍的認知是，孩子0歲的時候，家長就要來諮詢了，這時候主要是諮詢要不要買學區房，買哪裡的學區房比較好，這決定了孩子之後的教育路徑。
Jenny說，一般家長來了，她首先會問對方教育的初心是什麼，對孩子的期待又是什麼，「教育是個體的事情，沒有標準答案。」接著他們會給孩子和家庭做一個綜合的評估，除了學業的評估，還有心理健康等。她把這個過程比喻為醫生看診，「一個小孩的成長應該看一整個生態系統」，孩子自身的情況、家庭的條件都要考慮，而不是只追求成績。
一般來說，Jenny的客戶都是中產，年收入在100萬~300萬元，每年在小朋友的教育上付出15~50萬元。在同行中，Jenny的客單價也屬於比較高的，從業一個月後，諮詢單價就從1000元/小時漲到2000元/小時，一年後的現在，有些諮詢費已經達到5000元/小時。
這樣的付費意願背後，是因為教育情報在教育投入中的稀缺性，也是因為家長認知的改變，「曾經階級躍遷的道路走不通，越是中產的有一定文化的人，找內卷之外的其他解法的意願更強。」
經濟環境以及對未來預期的變化，導致越來越多人尋找新的賽道。
去年9月份，Jenny接了一個案子。這個家庭的父母在近郊有一棟別墅，家庭原本收入很高，給孩子定製的是體制外的國際學校路線。在學習之外，孩子喜歡彈鋼琴，興趣愛好廣泛，父母的目標是讓孩子進入QS（世界大學排名）TOP50的高等學府。此前，學校光一年的學費就差不多要16萬。但這幾年公司經營越來越差，甚至到了欠債的地步，讓孩子繼續走體制外路線，變成了家庭沉重的負擔。
父母「斷供」了，這個孩子就真的成了「爛尾娃」。於是Jenny要幫孩子重新定製路線。除了找到適合的路線，他們覺得孩子要重新適應新的路，還得有定期的心理諮詢介入。
這是許多中產家庭中比較典型的案例。Jenny說，現在面臨經濟環境變化，中產家長在教育投入上也比以前更加謹慎，一方面是中產家庭經濟增長預期不那麼樂觀，另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產出比也越來越低。
被捆綁住的孩子
從事教育行業十幾年，各種各樣的「問題孩子」的故事Jenny能講上幾天幾夜。
有一個前來求助的家長，拿出孩子寫的信和紙條。這個初中女孩給父母寫：「你們欠我一座小金人，我已經偽裝到自己都快不認識自己了。」
這個女孩子搖號進入了上海最好的學校最好的班級，但是學習成績並不好，Jenny說，她去了一個並不適合自己的學校，加上青春期的到來，各種問題都爆發了。
有時候，家長一開始來做諮詢，並不會直接說孩子的問題，而是聊著聊著才不好意思地說，其實孩子心理狀況已經很糟糕，直接不去學校了。有一位進了四校（上海四所頂尖私立高中）的男孩，媽媽去送衣服的時候才發現，孩子平常穿衣服看不見的地方有很多刀疤。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是被捆綁住的」，Jenny說，這是她從事教育行業這麼久的直觀感受。她觀察初中小朋友的生活狀態：7：10分到學校，課間不能出去玩，到4：30放學去補習班，到家後繼續做作業到11點、12點。尤其在頭部的學校，五年級的孩子已經在做初三的考卷，初三的則開始做高三的考卷。「這樣的狀態從十一二歲持續到十七八歲，孩子對世界的好奇心和人生熱情可能已經被消耗完了。」
在學校里當了十幾年老師，Jenny退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被體制框住了」。一個老師的KPI，就是學生的各方面成績，平均分、最高分、比賽得獎數量，「所以很多老師只注重小朋友的成績，你只要成績不好，你就不會被認可，你就沒有任何能夠被別人看見的地方。」
她開玩笑說，「標準化產品——那些聽話、成績好的孩子是老師喜歡的」，這與教書育人的本質背道而馳。
北大教育學院副院長劉雲杉在一席的演講中曾經提出一個觀念，即在現代教育中，篩選的功能已經取代了培養的功能，「現在教學的效果要用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可表現的能力來衡量，因此評價變得非常重要。從學業評鑑到指標記錄、發展診斷，再到自我診斷、自我表現，評價不斷疊代優化……整個教育系統被魔幻成了一個大型的數據監測、偵探、挖掘、分析改進的系統」。
教育的篩選寶能取代了培養功能。（圖/一席）
被困住的不僅是孩子，還有學校里的老師、家長，甚至是這個教育環節上的每一個人。
Jenny也遇到過極端的家長，就像是項目經理一樣在養育孩子。用最終目標來倒推孩子教育的每一個環節，比如目標是考上復旦，倒推回來每個教育階段要做什麼事。家長把孩子的時間表排得有條不紊，家長執行力也很強，可孩子每天學習到晚上12點，卻發現成績怎麼都上不去。他們求助於教育規劃師，目的是想知道孩子哪方面還可以再抓一抓。
但孩子不是「產品」，Jenny說，「不是設定好了指令、調試好了，孩子就會按照那個方向去運作」。
在每個孩子來到諮詢室之前，Jenny會給他們做一個線上的測試，測測孩子本身的心理狀態和親子關係，再結合實際情況綜合看待。她說，初中階段的孩子最為特殊，因為他們要面臨青春期的問題，內耗不只是來自學業，還有親子關係、人際關係中的困擾。她的工作是疏通這些內耗，讓孩子有一個更通暢的心理空間。
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是給家長提供很好的情緒價值，「如果家長心態上可以輕鬆一點，也能創造一個良好的育兒環境」。
但矛盾是一直存在的。Jenny遇到許多從江浙滬轉來上海讀書的孩子，她會開玩笑說：在我們這裡讀書先要考家長的認知，正所謂「雞娃不如雞自己」。
除了要在經濟上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支持之外，現代教育考驗的更是家長的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可曾經提出一個概念「母職經紀人」，母親需要高效地把學校的資源、校外的資源整合在一起，成為孩子學習、成長的經紀人，成為在充足的課程、項目超市中精明的CEO。
在雞娃和雞自己之間，父母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尋找不捲的賽道
來自廣東的大瑩也是一名教育規劃師，她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在經歷短暫科研工作後，轉行長期從事教育顧問工作。
大瑩擅長幫助成績不理想的孩子尋找替代路徑，她經常出入東南亞以及歐美國家考察教育，自身的名校教育經歷以及她所掌握的信息差，也為她打開了市場。這兩年，她經常飛往不同國家和地區了解一手教育信息，還專門學了國際職業生涯規劃。
大瑩之前在香港工作多年，客戶主要是富有階層。對於這段經歷，她的感觸是，「教育規劃還是集中在某些高淨值家庭手裡」，她發現有的家庭三歲就開始做職業認知，通過繪本、遊戲讓孩子發現自己的初步興趣，到了初中就會有更正式的職業探索。
最重要的是，這些探索，讓孩子從小就能逐漸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現在，她在諮詢的時候也引進了一套完整的生涯測試，這套測試做完需要1個小時，包含了對孩子個性、興趣、家庭經濟的考察，最後會得出一個報告，大概知道孩子比較適合哪些行業，哪些職位，而教育規劃師則在這個基礎上做分析。
她說，職業生涯探索，並不是大家簡單理解的找工作，把自己的特長和職業進行簡單匹配；而是「從孩子的個人特質、興趣、能力、價值觀出發，幫孩子探索自己真正喜歡也擅長的事情，找到目標感」。
此前，大瑩原本主要幫助高淨值家庭解決教育問題，但最焦慮的一個群體——中產家庭反而變成了她現在的主要客戶。
由於她擅長幫成績不理想的孩子做規劃，幫他們避開最激烈的高考，找到其他升學路徑，這些信息差也為她打開了市場。在她的小紅書上，最多諮詢的是關於教育路徑選擇的帖子，比如，是選IB、A-level、AVE、AP（全球四大高中課程體系，在國際教育中有相對高的含金量），還是選大熱的香港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華僑生聯考？
她有一個關於「不建議華僑生聯考」的帖子，持續吸引家長的關注。所謂華僑生聯考，是家長先讓孩子到馬來西亞讀書，利用華僑考生的考試政策回國參加高考，最終達到以比錄取分數低幾百分的高考成績進入心儀大學的目的。
這屬於無心插柳。大瑩說，「我的原意是勸年齡小的孩子慎重考慮這個考試，沒想到反而吸引來很多家長找我傾訴和諮詢。」
雖然政府大力支持高職的發展，但這條路目前接受度還不高，還不夠完善。大瑩說，「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經濟條件去英美讀書，走國際教育路線本身也不在他們的規劃里，但現狀就是要沒學上了，這些上不了高中又不願意去高職的學生，怎麼辦？」一些家庭開始把眼光放在成本相對更低的東南亞。
大瑩感覺到人們普遍對教育感到迷茫，一邊為沒有好的升學出路而焦慮，一邊只能接觸到零散的、真假參半的信息，自己沒有能力鑑別。她認為，現在大熱的香港身份，包括「高才通」等，並不是人人都適合。
在長期接觸家長的過程中，大瑩感覺到中國家長為了孩子、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太多了，有背井離鄉的，也有中斷自己的事業陪讀的。隨著形勢的變化，這幾年家長們給她的整體感覺是，「父母越來越意識到跟著拼命卷不值得，犧牲孩子的健康不值得」。
大瑩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她會反向勸告父母多把精力放到自己身上，搜集更多的信息，提高自己的認知，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創造更好的家庭環境和托底能力。
讓小孩有為別人鼓掌的能力
從事教育多年，Jenny一直覺得，焦慮正是最頭部的那群人捲起來的。她說「無論是學校、媒體、社會大眾都只關心最頂尖的那1%，但大多數人是那剩下的99%」。
在上海頂尖的「四校」，老師、年級組長的KPI是學生考上清北，但如果學生考上的是港大或者其他心儀的大學，學校並不認可這個KPI，最後老師還會被扣獎金。
人們容易只關注到名校，關注那些極其優秀的孩子，對自媒體和培訓機構來說，這些孩子總會成為他們的「優秀案例」，Jenny說，但是家長會被大環境裹挾，以為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那千分之一。
Jenny會勸告家長，「真正頭部的小孩不是老師教出來的，而是孩子的天資本來就優秀」，讓家長減少雞娃焦慮。某種程度上，Jenny也對那些「頂尖孩子圈」敬而遠之。她說每年上海頭部的那些孩子大約有兩三百個，有自己的生態圈，圈子裡孩子之間有高度的競爭狀態。
Jenny並不認可這樣的價值觀，她認為總是感覺處於競爭狀態對於孩子的心理健康並沒有好處。況且每個孩子都不一樣，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是拔尖人才。相反，她覺得，如果小孩有做一個快樂的普通人的能力，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可以為別人鼓掌，那未嘗不是很好的。
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Jenny家裡是女強男弱的模式；爸爸開出租，照顧家庭，熱愛彈吉他；母親則在外打拼、做生意。她對電影《好東西》的情節很有共鳴。她覺得自己從小就是被寬鬆的愛的教育養大的，所以現在她也用這樣輕鬆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孩子。
從小在愛的教育里長大，孩子會變成什麼樣？（圖/《好東西》）
大學時，她學的是特殊教育專業，很早就明確了自己想當老師的志願；大學畢業後她進入特殊學校當老師，在那裡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有了深刻的認知。她堅信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道路。
同時她也認為現在的孩子被浸泡在優績主義教育里，變得越來越精緻利己，這對一個人的長遠幸福來說是沒有益處的。人是處在社群里的動物，人也需要在與他人的連接中獲得幸福，而不是永遠要在比較分數、比較房子的價格里尋找優越感。
在她和同事的聊天中，他們反覆提倡一種更為「chill」的育兒心態——放輕鬆，享受生活，讓孩子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絕對不雞娃。但在整體緊張的競爭環境中，「chill」只能是心理按摩，或者是小部分人的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