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就侵犯商業秘密罪這個罪名，我這幾年遇見了好幾次，結果都是撤案或者不起訴，我在這個罪名上運氣不錯。
回想起2023年我轉到雲亭所，其實也和商業秘密業務有關。我看了唐青林律師關於商業秘密的著作和課程，很有收穫，就通過法客帝國的公眾號聯繫了李舒律師，轉來了雲亭所。此前，我一個雲亭律師都不認識。
2024年下半年，我參與了三起刑事案件。
一起是為五台山僧人宗台法師申訴的案件，他的罪名是詐騙罪。以下是我12月20日寫的朋友圈：
應承辦法官約談，今天我和秦旭東律師就宗台法師申訴案去山西高院。
這起案件，第一次一審，是經李樹亭律師介紹，我們為宗台法師辯護。在疫情最嚴重時期，我和朋友、家屬多次驅車前往五台山，遍訪各大寺院，為法師取證。然而就是這樣一起沒有被害人的案件，所謂「被害人」願意出庭證實沒有被騙的案件，當地經過一審、二審、重一審、重二審，仍然重判十五年。
家屬告知這個消息後，我對他們說，因緣未了，我願意援助，並邀請秦旭東律師再次合作。我對家屬說，申訴之路是萬中取一的孤注一擲，作為律師我們可以提供法律專業層面的幫助，但案件結果取決於偶然性，以及家屬和當事人的決心和努力。
在高中，我得過一個獎學金叫做「華藏獎」，幾百塊錢，在當年的農村是不小的一筆錢。後來我知道，那來自一位僧人的捐獻。
該案詳情，見秦旭東律師《山西五台山一起離譜的和尚詐騙案，我們這樣辯護》。
當天，我們和法官談了將近兩個小時，在最後一分鐘趕上了回京的高鐵。
第二起是李偉平涉黑案二審，我和任建宇律師為第六被告蘇高帥辯護。這個案子我在庭審中途加入，給任建宇律師打下手，參與開庭將近50天。這是我在二審結束後發的朋友圈：
2025年1月17日，李偉平涉黑案二審庭審結束，但案件遠未結束。1月8日解除律師後，李偉平再沒有出現在法庭上，現在還不知道洛陽中院作何打算。
據王旭律師的統計，該案二審共計118天，其中庭前會議40天，正式庭審78天，創造了最長庭審記錄。這個最長記錄，我沒有核實，但即便不是最長的唯一，想必也是之一了。
這118天，我參加了將近50天。坦率說，中途有點打卡上班的感覺。這個上班的地方，布滿了信號屏蔽器，直至庭審結束，也沒有撤掉。而且，洛陽中院提前啟用了第二辦公區，專門用來審理這個案件，整個庭審期間，沒有其它案件。上次享受這個待遇，整個法院空出來專門審理一起特定案件，同時布滿信號屏蔽器的，還是在2021年的海淀法院和2022年的北京一中院，弦子訴朱軍案的一審和二審。
在這樣的法庭里，麥克風，信號屏蔽器，法官的專用通信網絡，視頻旁聽室，視頻法庭（分法庭），是技術設備，更是權力的工具。
我是庭審中途加入的律師之一，也是被集體解聘的18個律師之一。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涉黑案，也是我執業生涯第一次被訓誡，姑且說幾句隨想。
我沒想到的是，一個涉黑案件，連一起暴力犯罪都沒有，全是十幾年前、二十年前的陳芝麻爛穀子的瑣事。在認定事實上，漏洞百出；在證明標準上，竟然比民事案件還低；在法律適用上，囫圇吞棗，不是「從舊兼從輕」，而是「從重兼從嚴」。我和任建宇律師的當事人，蘇高帥，就因為給舅舅李偉平打過工，就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一審判了十二年半。他給舅舅打工，下煤礦，開堆高機，工資都很低，只好去外地打工，被抓前，他在北京當過保全，在新疆採過棉花，乾的都是重體力活。
在這樣的案件里，最艱難的角色，是尚未失去人身自由的家屬們。家屬們，通常更多為女性，她們的處境，難以想像。李偉平一家老少十幾口被捕，餘下的女兒們、妻子們和兒子們，日日在法庭門口，不管開庭到多晚，都要等到押解車輛出來，揮揮手，看一眼，喊一聲。因為她們有的被公安問過話，不被允許旁聽；就算旁聽，也只能去視頻旁聽室，看不到人，也無法交流，當事人也不知道她們在不在。然而正是在這種艱難中，面對這部被稱為法律的機器，她們不迴避，不放棄，也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心。
在這樣的案件中，律師比看起來的更重要，因為律師的工作凝聚著當事人和家屬共同的寄託。像我的搭檔任建宇那樣的律師，在法庭內，激烈的對抗中，仍然能把辯護意見表達得淋漓極致；在法庭外，背著十幾斤的印表機和其他設備，日夜兼程，調查取證。在李偉平案中，我看到了許多個和建宇一樣值得託付的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