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6日，春寒料峭。
早晨剛剛起床我們就覺得今天氣氛有點不對。按往常慣例，起床後給我們整理洗漱時間大約有二十分鐘，然後全體立正面對號門背語錄，有時也會多幾分鐘讓我們活動一下手腳，等早飯後各就各位坐下開始「考慮問題」，新的一天這才算真正開始。
那天我們剛爬起來正準備疊被時，號子門上的小窗突然啪地打開，管理我們的那位「陳醫生」，沉著臉對我們下命令：動作快點，疊好被子後各人坐在自己鋪位上，一律不准隨便走動。有個老犯請示：我們背語錄怎麼辦？陳醫生沖他吼了一句：我講的你沒聽見嗎？隨即關上了小窗。
清早起來就特別關照我們不准隨便走動，「早請示」背語錄居然也暫停，這可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每個人都明顯感覺到了反常。更令人不安的是號子裡的喇叭從起床開始就反覆地播放「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無間斷，而且聲音大得出奇，少說也在七八十分貝以上，老犯都稱多年來從沒遇過這種情況。
喝完稀飯後我們一個個坐在自己鋪位上，鄰坐的老爺子方征悄悄告訴我：今天恐怕要有大行動。喇叭里放這麼大的聲音，大概是為了蓋住外面大院裡的什麼響動，不然沒必要這麼做。事後回想，這位法院老院長真不愧為前輩，他的判斷實在太准了！
聽他如此說，更不知要發生什麼事。
最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平時極為準時的午餐，今天也提前了一小時左右。我看著號子牆上陽光的位置估算時間。那天的菜是日常吃不到的鹹菜豆腐湯，放到平時大家會興高采烈一番，可今天個個悶著頭吃飯，無人開口說話。中飯結束後，大家惴惴不安地坐在鋪位上。
約摸半小時左右，我們7號門突然「咣當」一聲打開了，二十多雙驚恐不安的眼睛齊刷刷地一下盯住了門口，背著雙手的陳醫生陰沉沉地掃視我們的臉，目光轉了一圈後，最終定在了我身上：2605，把東西帶出來！
我愣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趕緊答「是」。
一聽要我帶東西出去，難友們明白同我分手的時候到了。號長、方征、馬聚塵等幾位處得很好的難友一齊圍了過來，七手八腳地幫我整理鋪蓋和換洗衣服，最後用一條單褲叉開將鋪蓋紮成了卷。就在這幾分鐘時間裡，他們幾位再三低聲叮囑我多多保重，祝我好運，相約後會有期。
臨別前方徵用濃厚的寶應口音在我耳邊又加了一句：你年輕有才，以後總會有前途的。我按獄中不成文的規矩把牙膏、草紙、肥皂全部留給了難友們，匆匆向大家道了聲「後會有期」後，一手拎著褲子，一手夾著鋪蓋出了7號牢房。
陳醫生押著我走到東西兩大院走廊匯合處，接著又往左拐，到一個被犯人們稱之為「櫃檯」的地方。老遠我看見「櫃檯」旁邊牆根處有幾個人被反銬著蹲在那裡，一個個埋著頭，無法看清他們的面孔。
這「櫃檯」在娃娃橋是個很重要的地方。
新來者要在此搜光所有隨身物品並登記入帳後「淨身入戶」，離開時則在此發還進來時扣押的東西。此外，這裡還是「臨時法庭」所在地——已在法院開過庭而又未當庭宣判的犯人，往往就在此處領取判決書，有的乾脆由法官在這裡對著犯人念一遍判決書就算開過庭了。
我一見「櫃檯」，估計判決下來了。
對即將面臨的判決，我倒不像人說的那樣心裡七上八下，因為對此我早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並盤算過多次——李立榮不過才判十年。我此時還不知道李立榮已經被重新判處死刑。覺得肯定要比他判得輕，最多五到六年。
到了「櫃檯」跟前，陳醫生命令我將鋪蓋放在地上，他從一張辦公桌抽屜中拿出一根布條遞給我系好褲子，接著掏出副銬子將我反銬了起來，這次銬得一點不緊。隨後他把我推到牆根那幾個人旁邊，命令我蹲下，順手把我腦袋往下壓了壓。
我利用蹲下那一剎掃了那幾個人一眼，不禁為之一怔：他們原來是李蔚榮、張稼雲等一共5人。李蔚榮、李立榮是兄弟，其他都是因愛好文藝而常在李家聚會的朋友！
一看早蹲在地上的原來是他們幾位，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意外。在我印象中他們應該不會有什麼麻煩，特別是李蔚榮，他只不過是李立榮的哥哥，平時言行很謹慎的一個人，怎麼把他也牽進來了？另外三位以往和我接觸不多，我一時還真想不出他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幾位中除李蔚榮外，張稼雲是李立榮多年的朋友，我是在李家認識他的，後來也成了朋友。他和我們一樣，自少年時代起即愛好文學音樂，並且很有寫作才華。1979年底他獲平反後一直在南京鋼鐵廠工作，業餘時間致力寫作。1994年5月，突發心臟病不幸去世，終年55歲，嘔心瀝血所寫的幾十萬字書稿亦未能問世。
另兩位都是李立榮的多年朋友，我同他們的交往並不太多。不便列出其名姓。
我有些奇怪的是，我們另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張稼山不知為什麼卻沒在這裡。張稼山和李立榮是街坊發小，是那種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是經李立榮介紹認識他的，見面不久我和他就成了至交。他身材不高，體型魁梧，為人樂觀開朗，心地極為忠厚，白淨淨的臉上似乎總掛著愉快的微笑，使人一見就感到特別容易親近。除了菸癮和我一樣大之外，他和我還有一個奇怪的共同愛好：喜歡安徽的黃梅戲，尤其是特別喜歡嚴鳳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駙馬》。1968年嚴鳳英在合肥挨鬥，我曾連寫三信叫她到我的農場來暫避「風頭」，此信估計落在那些軍代表、造反派手裡了。
一見張稼山不在，我不禁納悶了起來，照理說身邊這幾位既然都陷進來了，那張稼山就不可能平安無事，可現在卻獨獨沒有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會不會人還沒押過來，正在等他湊齊後一道宣判？可等了好久始終未見他人影。這時我不禁為之慶幸起來：老天保佑，總算沒有「一網打盡」。
其實，張稼山早就來了，只是沒同我們押在一起，在我們到「櫃檯」之前，他早已被五花大綁同另外十個判死刑的一同關在另一間密不通風的小屋內了。
我勾著眼睛偷偷打探了一下四周，五六米外牆角處豎靠著的一捆木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狹長的木牌長約一米五六，比手掌略寬，頂尖部成90度交角，下端削得尖尖的，木牌有一面貼著白紙，由於紙面朝里，無法看到上面寫的是什麼。不知為什麼，這東西突然一下觸動了我的某部分記憶——這些玩意兒正是我在電影上看到過的亡命牌，今天是為十一位「罪大惡極」的「現反」準備的！
我原以為來「櫃檯」這裡是接受判決的，可左等右等卻一直沒任何動靜，大約半小時後，從走廊前方一下來了一小隊軍人，走到我們跟前後把我們五人押上了院子中一輛黑色囚車，接著又有八九個犯人陸續被押了上來。我一看這架勢，估計是帶我們去公判。
一路警笛，我們很快到達了目的地。
下車一看，我立即認出了這是南京五台山體育場，我們所處的位置是體育場的後大院。下車後我們就地坐在枯黃的草坪上，四周圍了一圈軍人，這些軍人倒還好，允許我們四處張望，不像在娃娃橋連頭都不准我們抬。
這天早晨很冷，上午10點鐘後漸漸暖和了起來，午後的太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使人有點暈乎乎的感覺。我們已經有半年多沒曬過太陽了，燦爛的陽光刺得眼睛有些難受，但卻使我們沐浴到了一種久別重逢的親切。這時我們五人相互打量了一下，由於長期不見天日，每人的臉上都像白紙一樣不見血色，當彼此目光接觸的那一刻，嘴角都掛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
大約過了一刻鐘，有人過來在我們衣服後背上別了塊白布條，上面寫著各人的名字，接著每人身後來了兩名人高馬大計程車兵，一左一右架著我們膀子彎著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
剛剛蹲下沒一分鐘，三四個軍人走到排在我前面的張稼雲面前問他名字叫什麼，張稼雲回答後他們又問了一遍，問完他後又反覆問我們幾人他是不是張稼雲，直到有了肯定的回答後才作罷。
這個舉動當時令人非常奇怪，別人不問，為什麼單單要問張稼雲？一時誰也不明白究竟為了什麼。後來我們才明白，他們為了「驗明正身」，因為張稼雲和張稼山兄弟倆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怕殺錯了人！
緊接著我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身後傳來，十幾名被繩子緊緊捆綁的犯人被架著逐一經過我身邊，輪到第六個時，頓時呆住了——張稼山！他同前面過去的犯人一樣被五花大綁著，大概是繩索勒得太緊的緣故，腰已無法直起，一直在哎喲哎喲地呻吟。
我們反銬，他卻綁著，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胡思亂想之餘我甚至產生了一個糊塗的奇怪念頭——我們被銬著的今天肯定要判刑，用繩子綁的則是有可能當場釋放，之所以綁他們，是為了給他們吃點苦，出去以後好長「記性」。
我並沒想到大綁是死犯特有的標誌！
片刻之後，大喇叭里響起「把罪犯押進會場」的喊聲，我像一隻雞一樣，雙腳懸空地被拎上了主席台的邊側。
我被押到台上腳剛落地，身後的人一把揪住我頭髮讓我抬頭「亮相」，另一人則拉住勒在我頸子上的繩圈。我乘抬頭之機掃視了一下整個五台山體育場，除了四百米跑道上空著，看台、場地中央以及其他邊邊角角空地，全部密密麻麻擠滿了人群，少說當有十萬之眾。
大會主持者大聲命令：把張稼山犯罪集團所有罪犯押過來！我們被反架著在審判席下一字排開，弓著腰低頭聽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長的罪名念過之後，宣判人提高嗓門宣布：判處集團首犯張稼山死刑，立即執行！
一聽張稼山判死刑，我大腦里「嗡」地響了一聲：天哪！這是怎麼回事啊？我們什麼時候成立過「集團」？張稼山怎麼會一下成為我們的「首犯」？他怎麼會被判死刑？
張稼山那邊起了一陣騷動，只見好幾個軍人一齊向排在我們左邊第一名的張稼山衝去，我聽見張稼山掙扎著要喊什麼，由於喉嚨被繩圈緊緊勒住，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啊啊聲。我彎著腰斜眼看去，只見張稼山在瘋狂地扭動著身體，七八個軍人死命地在按他，拼命掙扎了大約十來秒鐘後他終於歪著頭頹然不動了，靠那些軍人架著才未倒下……
兩三個小時前，當我臨離開娃娃橋看守所「櫃檯」時還暗自慶幸這次張稼山總算沒被卷進來，做夢也沒想到轉眼間他一下子成了我們的「首犯」，而且是死犯！
接下來對我們五個人進行了宣判：張稼雲15年，我10年，最後是李蔚榮8年。另外二人20年15年。
在我們後面是對另一個現反集團的宣判，記得首犯名叫厲功友，是個復員軍人，他和六七個下關的小混混經常一起喝酒亂侃，天南海北，無所不吹，最後稀里糊塗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還算好，厲功友只判了個「無期」，總算留了條命，後來在1978年底第一批平了反。
接著又判了十個死刑，其中有同號的馬聚塵。
就在我從7號牢房被帶出來時，馬聚塵還熱心地過來幫我收拾鋪蓋並互道後會有期，當時我們做夢也沒想到這「後會有期」來得竟然如此之快。僅僅隔了三個小時，他自己也被綁上了五台山公判大會的審判台，並且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飛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國投敵」。
馬聚塵原是南京第二鎖廠的出納會計，1968年秋和姨父王飛從南京飛到昆明，後又輾轉去了雲南邊境，打算從那裡去緬甸，越境時被當地民兵截獲。我進7號不久就看出他是一個很有思想抱負的青年。我在7號被反銬的那六天五夜裡，都是他給我餵飯餵水、料理大小便，並且不時地悄悄鼓勵安慰我。這份珍貴的難友情誼多年來我一直感銘在胸，可惜永遠沒有報答的機會了！
三六公判，清一色的「現反」！判死十一人。其餘十幾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
大會結束，我們分別被押上敞篷軍車遊街示眾。
南京30萬人被組織起來列隊於市區主幹道兩旁。前面六輛車死犯，五花大綁的被架在車廂前面，頸背插著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隨著車隊的緩緩行進，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廟的條形宮燈在半空中微微搖曳。我押在7號車緊隨其後，與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們的頭被緊緊按住低下，而其他人則由身後軍人的揪住頭髮強行仰頭「示眾」。
車隊從五台山體育場北大門出去，沿廣州路轉向中山路，繼而轉向新街口廣場。當行至新街口曙光理髮店，新街口郵局對面時，車隊忽然停了下來！人群中有人連聲高喊：有人拍照！有人拍照！曙光理髮店二樓有人拍照！頓時人群亂了起來，好多軍警和便衣紛紛向曙光理髮店跑去。
多年來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位攝影者後來的下落，希望他拍下了這歷史瞬間且存世至今。哪怕成為秘密檔案——只要它們還在，我想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
約3分鐘後，車隊繼續前進，通過新街口廣場後向左拐上了中山東路，行至大行宮右轉駛入太平路向南，行至白下路口，車隊截為兩段：前面六輛車徑直往升洲路方向，由那裡一直去鳳凰西街，我們後面這些車子則停了下來。
看見前面車子直行，我知道張稼山最後的時刻到了，頓時禁不住淚流滿面。架我的兩個當兵的見我落淚倒沒怎麼為難我，只是揪住我頭髮晃了晃，低低呵斥我別出聲。
前面車隊去後，餘下車隊右拐，經白下路駛回娃娃橋。
這就是一九七〇年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會，是南京的首場。繼此之後，同年4月28日12名，7月24日24名，12月10日10名。另外還有被個別處理的「現反」，具體數字沒有統計。以上四批的「現反」，至1980年複查全部確定為冤案。
在這四批中，最震撼人心的是1970年12月10日。李立榮與他年屆六旬的母親林舜英一同被判死刑，被綁在同一輛車上押赴刑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