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對中國抗戰的外援，宋美齡曾隻身去美國，呼籲美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還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轟動一時。蔣夫人從美國載譽歸來後，蔣介石派一位侍衛官給我送來一件從美國帶回來的小禮品，一枝51型「派克」鋼筆，還附了一張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麼頭銜都沒有，就是中間有「蔣中正」三個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開大學念書，一次划船時，鋼筆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虧丟失了，否則在以後的幾次政治運動中，它只會給我帶來麻煩。
到黃山官邸做客
有一次，蔣介石約我在某天傍晚四五點鐘去黃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約定時間，我一人步行到黃山。衛兵問我找誰？我說是委員長約我來的。衛兵打了電話進去，沒多久，一位面熟的侍衛官出來，把我帶進一個大房間。
房間裡，好多人正圍坐在一張圓桌旁吃飯。我一看，都是蔣委員長身邊的侍衛官。大家都認識我，紛紛說：「國雄來了！」
只有一個瘦高個子我從未見過，他站起來，給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衛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邊一起吃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邊喝酒，一邊吃菜，談笑風生。許多侍衛官都向他敬酒。
他問我：「你該叫我什麼？」他想了想又說，「就叫我蔣二哥吧。」
我當時並沒意識到這個稱呼的含意。飯還沒吃完，他對一個侍衛官說：「你打電話，問爸起來沒有？」他接著說，「轉告一聲，國雄已來了。」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蔣委員長的二兒子蔣緯國。在餐桌旁邊，我看到一個炮彈擺在那裡，覺得很稀奇，就拿起來玩，一看，原來是個炮彈式的手電筒。他笑著對我說：「好玩吧？」我直率地回答：「好玩！」
侍衛官打完電話回來說：「委員長起來了，叫國雄上去。」蔣老二馬上站起來對我說：「我們走吧！」
我跟他一起離開了餐桌。他拿起那個手電筒，帶我出門，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個二層樓房，開門進去，在一間不大的客廳里等候。我就東張西望地看，看到房間裡只擺著幾張普通的沙發和椅子，桌上擺了個不大的收音機，牆壁上掛了一些畫，整個陳設顯得很簡陋，比我家的差遠了，那個收音機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機差多了。
不一會兒，蔣介石從樓上下來了，高興地與我握手，問我身體好吧。他濃重的浙江口音，我還能聽懂。
一會兒，又開出一桌飯，我們三人一起坐下吃起來。是四菜一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盤很酥爛的蠶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裡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經吃過了，所以我吃起來覺得實在沒味道——後來我在台灣見到姐夫，姐夫還笑話我說：「記不記得？當年你到蔣介石家去吃了飯回來，我們問你好不好吃，你說不好吃……」
飯後，有一盤煮水果，以後又上來一盤新鮮水果，我與蔣老二各吃了一個。
飯後我們又一起回到客廳聊了一陣，蔣介石還說，下次找個攝影記者來給我們照張相。後來說時間不早了，今天就到這裡吧，並對緯國說：「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員長拉拉手，臨別時他說：「下次再來，我找一部電影來演演。」
——不過，後來我就進城上學去了，沒有機會再見到蔣介石，他說的電影我也就沒有看成。
下山後，緯國自己駕車，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還在我家客廳里坐了一會兒。當時，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親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會。記得他在我家客廳里巡視了一番，問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況，觀看牆上掛的各種字畫。隨便聊了一會，最後他說：「太晚了，我走了。」才驅車離開。
我成了「汪山要人」
後來，我因為考試不及格，被南開中學除名。苦惱中，曾想去找蔣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長的中正中學去讀書。
父親聽說了，把我找去痛罵了一頓，說：「你居然異想天開，去中正中學！委員長在那裡當校長，你去了，有他做後台，豈不是更不好好讀書了？」此事遂作罷。
那時我與蔣介石的交往，已經引出一些趣話。我父親與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關係很好，于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常來我家玩。有時他們見到我，就開玩笑說：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
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其實，當時我不僅同蔣介石，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我也有過類似交往。
有名的川軍將領，人稱「范哈兒」的范紹增，常來我家找我父親玩。他一來，我就約上侄兒等小夥伴，拿上刀刀槍槍，跟他玩打仗的遊戲。有一次，他把我一個侄子手中的棍子繳下來了，我那侄子哭了起來……多年後，我在北京遇到他，他還高興地提起那些事。
上海有名的幫會頭領、「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常來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開學校上初中時，有一次為抗日募捐，我還跑去找杜月笙。那時他住在重慶城裡打銅街交通銀行，我請他為抗日募捐，他說，可以，但要等他秘書回來辦。我說，你就隨便開張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說要等秘書回來。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因為住校，必須趕回學校，等不及了。最後他從身上摸出一張支票給我。我還嫌錢少了，要他再開一張，他說那只有等秘書回來了。我只好回了學校。結果公布出來的募捐數，我的成績最大，杜月笙那張支票數字最高。
後來我跟父親說起這事，奇怪為什麼他一定要等秘書回來開支票，我父親說：你真是胡鬧，你不知道他不會寫字嗎？他只會簽「杜月笙」三個字，你硬要他開支票，不是為難他嗎？
父親與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參加同盟會反清鬥爭的老友，又是陝西同鄉，私交甚篤。抗戰期間，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慶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裡，也是我們家的常客。當時我和妹妹雖然年幼，但對於老伯印象很深。因為他很喜歡我們，每次來我家，總要逗我們玩笑，我們還愛撫摸他的大鬍子。
因為于右任的關係，杜聿明、關麟征這些陝西籍將領也來過我家。杜聿明還送過一把日本指揮刀給我父親，是他在抗戰勝利後參加日軍受降儀式後帶回來的。那上面還留著血跡，據說可以辟邪，有段時間掛在我父親的床頭。那時有人說，于右任當大官卻沒有袍子（皮袍）。我父親說，他哪裡沒有袍子？最好的皮袍子他都有，他的袍子全都賣了，因為黃埔軍校成立時，他要送一批陝西青年（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把袍子賣了給他們作路費，所以有人稱杜聿明他們叫「袍子將軍」。杜聿明他們對于右任也十分恭敬。久了不來，于右任就會念叨：杜聿明娃好久沒信來了……
此外，張群也在我家住過，經常來往的還有何應欽、谷正綱、谷正倫等。有一次，何應欽來了——聽說他不願在外邊跳舞，我家為他辦了小型舞會。我父親把我叫到客廳里去，說：來，給你介紹何總長。
那時我雖然年紀小，但我從小膽子大，「不詫生」（不怕與陌生人說話、接觸），不怕與成年人交往，所以蔣介石喜歡跟我交談，因為許多官員在他面前害怕，什麼都不敢說。我卻不怕，他問我什麼我都直說，因此他很高興。
與蔣介石的最後一次交往
我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45年。當時因為長期生活於戰爭環境，同盟國，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美國陳納德飛虎隊，以及日本空軍「神風」敢死隊等等，都是我們少年學生議論的話題。我佩服那些軍隊的英雄，我讀不進去書，想去參軍，遠離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長們。
一天，我看到「空軍幼年學校」（簡稱「空幼」，當年設在成都灌縣）在重慶招生，我去報名，未獲批准——因為要小學畢業文憑，而我沒有。
我當時就讀的廣益中學，坐落在重慶黃葛埡山上，與蔣介石的黃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與三位同學從學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見，每距離兩三百米有一個憲兵站崗，我明白蔣委員長要出來了。我告訴同學說，我認識委員長，並和他很熟。同學們不信，以為我在吹牛。
不久，從遠處開來三輛黑色小臥車，我對蔣介石的車很熟悉，一看就知道這是委員長的車隊。當汽車擦肩而過時，我叫了一聲：「委員長！」
車隊一下就剎住了。同學們嚇得臉色都變白了，以為我惹了大禍。中間一輛車門開了，出來一個穿呢子制服的侍衛官，跑過來問：「你們中間有康國雄嗎？」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他說：「委員長要你過去。」
我就小跑過去。蔣介石對我的聲音很熟悉。我跑到車門口，見他坐在裡面。他問我上哪兒，我說回汪山。他說：「可上車來，我送你去。」我說還有三個同學。他說：「讓他們都來，一起走。」
同學們遠遠看著，嚇得一動也不敢動，我招手叫他們過來，他們才如夢初醒，跑了過來。於是，我們四人都上了蔣介石乘坐的那輛汽車，中間還有一排活動座椅，他們三人正好坐下，我與蔣介石同坐一排。
在車上，我告訴蔣介石，我想考「空軍幼年學校」，因為我沒小學畢業文憑，不讓我報名。他說，沒關係。他馬上對坐在司機旁的一位叫余濱東的侍衛官說，你帶他們辦一下手續。余滿口答允，當天是周六，余要我們下周一到重慶曾家岩蔣委員長官邸找他。
車隊到達汪山後，他與我們一起下車，像平時那樣，與我們一起在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後，他說：「我不送你們了，你們自己去玩吧。」
我們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說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學們說，沒想到你與委員長關係這麼好，我們起先還以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個星期一，我們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蔣氏官邸。找到余侍衛官後，他當場與「空幼」招生委員會鄔主任通了電話，然後帶我們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員會報名處。他向鄔主任介紹說，他們是蔣委員長介紹來投考的，並把我們沒有小學畢業證明書的情況作了介紹。這樣一來，我們報考的問題就解決了。我們填了表，在約定時間進行了身體檢查。
不久，我收到「空幼」錄取通知書。從此我就不再上學了，等著去空軍幼年學校，並且做起了開飛機上天的美夢……
當時父親不在重慶。因為美豐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帳，帶上秘書、會計，每一家都要查到，東線西線，到廣東啊，川北啊，山西啊，都要去查帳。我父親是很能吃苦的。母親托人把這事通知了父親。父親給我寄來一封長信，臭罵了我一通，說我不好好念書，異想天開想從軍，信中還說我「居然還去找蔣委員長疏通」等等。但是，當時父親已對我有點無可奈何。
正當此時，日本無條件投降了。「空幼」學校原定8月底到灌縣集中，由於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遲到9月。
父親正好於8月上旬返渝，對我做了許多思想工作。他說，既然戰爭結束，已無仗可打了，再去當兵就沒有意思了，並說今後主要搞經濟建設，還是應該留下來讀書，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終於被父親說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頭。
與我一起報名的那三個同學，有一個體檢時被淘汰，另外兩個都考進去了——而這後來就成了他們的一項「反動罪行」。
蔣介石最後一次問起我
1946年，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那次大會排斥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也認為這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大會而拒絕參加，因此後來被稱為「偽國大」。我父親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推選為那次「國民大會」代表。
開會期間，蔣介石見到我父親時，還問到我。他說，他去「空軍幼年學校」三次，查名單，沒有找到國雄的名字。我父親解釋說：「因他身體不好，被淘汰下來了。」蔣介石問我在幹什麼，我父親扯了個謊，說我在大學學經濟。蔣介石連聲說：「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我父親當時的回答，雖不是真的，卻是他內心對我的期望。然而他從來不逼迫我去做什麼。他對父母親孝順，對兒女也是尊重個人的意願。1950年，我考上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時，他的確得到不小的慰藉。
在1948年4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上，蔣介石當選總統。我父親發賀電，落款是康心如率子國雄敬賀。
蔣介石最後一次問起我，是在1949年底。蔣介石離開大陸前夕，經過重慶，他自己已沒有汽車，由當時的重慶市市長楊森出面，徵用了我父親的私人小臥車。蔣介石乘車時，和我家司機聊天，得知車主是我父親後，還向司機打聽我的情況。
後來司機回來了，還給我說，蔣總統都還記得到你，還問了你的。我與蔣介石交往的故事，發生在我的童年時代。當時我年幼，什麼都不懂，我自己或親戚朋友都沒覺得是什麼大事，不過是一個小孩子頑皮搗蛋引出來的故事。
我對這段童年的歷史毫無羞愧和後悔。我認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憶，就跟每個人都有的童年時代的美好回憶一樣。
可是，誰也沒料到，這樣一件與政治完全無關的事情，在50年代以後，卻被無限上綱，影響了我一生。50年代初期「忠誠老實運動」中，我就把這件事毫無保留地，一清二楚地交待過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這一段發生在童年時期的插曲，卻牽連著我的個人前途，我為此而受到的打擊和歧視，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點，身家性命幾乎被毀……
（康國雄口述；何蜀整理）
（選自《溫故》（之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