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2025年2月16日系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阿納托利耶維奇·納瓦利內逝世一周年。
本文系納瓦利內自傳《愛國者》第十六章
「俄羅斯的權力更替不會通過選舉實現。」這句話我早在2011年的一次採訪中就說過。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首先，在選舉前夕，全社會的目光都會聚焦於政治，需要利用這一點；其次，當局在這一時刻總是非常脆弱。就在2011年，我們已見證了這一切——統俄黨通過舞弊贏得選舉，但這立即引發了大規模抗議。
2011年時，我號召大家投票給統俄黨以外的任何政黨。2018年，當我被禁止參選總統，我號召抵制選舉。很多人因此批評我，認為我的立場前後矛盾，但實際上，它完全合乎邏輯：選舉應該被用來對克里姆林宮造成最大打擊。
2018年底，我們想出了一個新策略——「智慧投票」。通過這個策略，我們計劃打破統俄黨的壟斷。這在過去從未成功過：那個人的黨的候選人在選舉中至少能獲得25%到30%的選票，而剩下的選票則分散到體制內反對派的不同候選人身上。克里姆林宮嚴密監控這些「體制內」反對派，確保他們彼此不能達成協議——每次選舉前都會上演爭吵、選區分配的糾紛，所有人都想在「好」選區參選，結果導致多個反對派候選人在一些核心選區相互競爭，分散了選民支持，反而幫助了統俄黨的候選人當選。既然政治家們無法達成協議，那就讓選民來決定。
這個想法的要點是，由我們總部挑選出「第二強」候選人，並號召所有選民投票給他，不計較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我們在分析中參考了過去選舉的結果，同時諮詢了熟悉地方政治的專家。「第二強」候選人幾乎都是康米黨。在這本書里，我花了不少篇幅表達自己對康米黨的厭惡，但這次情況不同：我並不希望康米勝選，我希望統俄黨敗選。
2019年夏天，我們在莫斯科市杜馬選舉中測試了「智慧投票」策略。我無法參選，但我的許多同儕和支持者都可以。我們提前幾個月公布了這項計劃，並得到了廣泛支持。當然，還是會有人不滿：「我已經給『蘋果黨』投了二十年票，無論如何都會繼續投他們！」；「康米？這些食人生番？！絕不可能。」我耐心解釋說，在我們的處境下，就算投票給一張板凳也比投給統俄黨好。我的另一個論點是，杜馬中的非統俄黨人越多，他們就會越大膽。當他們是少數，他們不敢挑戰統俄黨，但如果他們意識到自己強大，一切就可能改變。
克里姆林宮很快意識到，我們的策略正在獲得人氣，秋天等待他們的會是慘敗。因此，他們採用了已久經考驗的方法：直接DQ所有最受歡迎候選人，而且不僅僅是取消資格，還逮捕了其中多數人，有些人被關押了一個月（有些人甚至更久）。
獨立候選人戰鬥到了最後一刻。柳博芙·索博利是其中之一。當選舉官員拒絕登記她參選，她宣布絕食抗議，並拒絕離開選舉委員會的辦公室。記錄她被連同沙發一起抬出大樓的視頻成了那次選戰的象徵。
兩個月前還只會讓所有人犯困的莫斯科市杜馬選舉，突然吸引了全國的關注。大規模拒絕獨立候選人參選引發了莫斯科的大規模街頭抗議。多名示威者被控刑事罪，通常是「對執法人員使用暴力罪」。所謂的「暴力」有時只是扔向防暴警的一隻空紙杯。這場抗議運動成為俄羅斯抗議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僅因為它吸引了全新的參與者，還因為鎮壓手段更加嚴厲。2017年，參加集會可能會被關押15天；2018年，已經上升到30天。從2019年開始，你可能會因此坐牢幾年。
選舉於9月舉行。儘管真正的候選人被取消資格，「智慧投票」還是奏效了。那個人的黨的議員席位減少了——從40個減至25個。我們甚至成功讓統俄黨在莫斯科的黨魁丟掉了席位。幾位真正的反對派議員成功當選，他們在市議會的講壇上公開批評莫斯科市長和總統。和他們一起被選上的（「智慧投票」實在太有效了），還有一些原本被安插作攪局者的候選人，這些人甚至比我們更震驚於自己的勝選。無論如何，如我所希望的那樣，莫斯科市杜馬的組成發生了根本變化——統俄黨的壟斷被徹底打破，體制內反對派的聲音變得遠為響亮。
這一切我都是通過廣播得知的——監獄裡的廣播。我又在坐牢，如今每次抗議後，他們都會把我送進來。但我感到振奮：既然「智慧投票」在莫斯科奏效了，我們就可以在俄羅斯全國複製這一策略。尤其明年夏天西伯利亞地區議會選舉將舉行，而再過一年，就是國家杜馬選舉了。
我們花了近一年時間準備西伯利亞的選戰。夏天我飛去那裡，準備完成最後一擊——在新西伯利亞和托木斯克拍攝調查視頻。一切進展順利，視頻也拍完了。8月19日晚，我走進了我們團隊下榻酒店的餐廳。餐廳打烊得很早，我的同事們已經吃完晚飯，但他們說服廚房再稍等一下，讓我點單。我說：「要不還是不吃了，明天一大早的航班。就陪你們稍微喝一點，聊幾句，然後很快就走。」吧檯後站著一個新來的酒保，他看著我，目光異常專注。昨天在這裡工作的明明還是另一個人。可能是換班了吧。我向服務員點了一杯「尼格羅尼」，然後就沒再多想那個奇怪的調酒師。酒端上來後，那味道糟糕得令人作嘔。我只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腦海里又閃過那個古怪調酒師的身影，他看起來都不像個調酒師。我沒有喝完這杯，便與大家道別，回到房間。
2020年8月20日。鬧鐘在5:30準時響起。我毫不費力地醒來，走進浴室。洗了個澡，刷了牙。滾珠除臭劑剛好用完，我用光塑料球在腋下蹭了蹭，隨後將它扔進垃圾桶。後來，當同事們來檢查我的房間時，他們會在垃圾桶里發現這個空瓶子。
我怕誤機。
如果我試圖回憶那個讓我意識到自己生命從此處在危險中的瞬間——我做不到。因為從來沒有過那麼一個瞬間。相反，在被投毒前，我一直堅信自己每年都越來越安全。我越出名，他們殺我的難度就越大——我是這麼以為的。
即便現在，我依然認為，我的工作最危險的時候是2004年，那時我還在「蘋果黨」。當時我組織了「莫斯科市民保護委員會」，專門對抗城裡的違法建築。當地居民對這些違法建築非常不滿，而我作為律師，試圖幫助他們。
在俄羅斯，開發商是那種毫不猶豫就能僱人拿棒球棍在你家門口把你打個半死的角色。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傳統的解決方式——「訂購」你。因此，我一直認為，跟地方腐敗作鬥爭才是最危險的工作。我由衷敬佩那些在地方，尤其是在高加索從事這項工作的行動主義者。
而我如今是公眾人物。公眾得讓他們不敢冒險殺我。
我顯然錯了。
我和鮑里斯·涅姆佐夫有過一次談話，那次對話我永遠不會忘記。就在他遇害十天前，我們三個人——我、涅姆佐夫，還有他的一位同事——坐在一起，涅姆佐夫對我說，我很危險，克里姆林宮大可以殺我，因為我在體制外。而他涅姆佐夫則正好相反，他很安全，因為他來自體制。他曾是副總理，和那個人私下認識，和他共事過。三天後，我被捕。再過一周，涅姆佐夫在距離克里姆林宮僅兩百米的地方被射殺。於是我明白，討論誰安全、誰危險完全沒有意義。我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世上有一個叫那個人的瘋子，有時候他只不過是腦子裡某根筋搭錯了，就會在紙上寫下一個名字，然後說：「把他做了。」
涅姆佐夫遇害，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次巨大的衝擊，很多人都被嚇壞了。就連我的妻子尤利婭——一個無比勇敢的人——後來都對我說，那天晚上她獨自和孩子待在家裡時，感到非常不安，心裡想著：「開始了？他們現在開始殺反對派了？這就拿著衝鋒鎗衝進來？」作為一個認識鮑里斯的人，我當然也很震驚。然而，即便在那時，我仍未覺得自己生命所受的威脅有所增加。
我一直儘量忽視一個事實：我可能會遇襲，可能會被捕，甚至可能被殺。反正我無法控制這一點。一直去想反而是種自毀。我今天早上活下來的概率有多大？六成？八成？也許是百分之百？問題不在於我刻意不去想，閉上眼睛假裝危險不存在，我只是決定不再害怕。我全都衡量了，想通了，然後放下了。我從事反對派政治，深知自己的敵人是什麼人，也知道他們能做到什麼。但如果我一直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殺，那我就不該在俄羅斯生活。不如直接移民。或者乾脆換一份工作。但我愛自己的工作，而且認為自己有責任繼續做下去。我不是瘋子，不是不負責任，也不是無所畏懼。這根本不關乎是否畏懼——無非我內心深處清楚地知道，我應該做這件事，因為這就是我的人生選擇。因為有人信賴我。因為我的組織「反腐基金會」。因為我的國家，而我渴望它自由。這些潛在的威脅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我接受這份工作的全部。
我非常擔心孩子和妻子。他們可能會為了毒我，把「諾維喬克」抹在門把手上，然後扎哈爾或達莎也摸到把手，一想到這我就毛骨悚然。在我被投毒前幾個月，在加里寧格勒發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我和尤利婭坐在一家咖啡館，她突然感到不適——她真的差點就死在我對面，而我沒有察覺，還無憂無慮地安慰道：「那就回房間休息一會兒唄。」現在我們才明白，她當時最有可能也被下了「諾維喬克」。她描述的症狀和我在飛機上的感覺一模一樣，只是沒那麼嚴重。後來，我們發現，那些在托木斯克給我投毒的FSB的人在這次加里寧格勒之行期間也在跟蹤我。一想到如果尤利婭當時真的走了，兩分鐘後她可能會被發現死在公園的長椅上，我就覺得後怕。這種認識讓人無法承受，但這也不是勇敢與否的問題。
我做了自己的選擇。當然，我儘可能地保護我的家人遠離這一選擇的後果，最小化後果的風險。但有些事不受我控制。我的孩子知道，我可能會被關進監獄；我的妻子知道這一點，我們已經無數次討論過。至於我可能被殺，這的確出乎意料，但它並不會改變任何事。
我是俄羅斯公民，我在自己的國家擁有權利，我不打算活在恐懼之中。如果我必須戰鬥，我就會戰鬥。因為我知道我是對的，而他們是錯的。因為在這場較量中，我站在善的一方，而他們站在惡的一方。因為許多人支持我。也許這聽起來像是些大道理，甚至有點民粹主義。但我相信這一點，所以我不害怕——因為我知道我是對的。
我不喜歡坐牢。我一點都不會因此感到愉快。這很難受，這是無謂地浪費時間。但既然現實如此，我準備好承受。我明白遊戲規則。我發聲說，等我掌權，我會要求審判克里姆林宮的這些人，因為他們在掠奪俄羅斯人民。他們當然不會喜歡這樣的前景，所以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我。
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如何，談論未來也是純粹的揣測。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半人覺得，既然他們已經試圖殺我一次，那就一定會把這件事做完：那個人既然親自下過指示，目標至今沒有完成，這讓他抓狂。另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則認為，在毒殺失敗，又被我們調查出來後，他們會更願意遠離這整件事。他們一直否認有人曾毒殺我！如果我再一次中毒，並且死於「諾維喬克」，或者「心臟病突發」，他們要怎麼解釋？也許，這只是我在安慰自己，但無論如何，沒有人知道未來，而預測未來毫無意義。
然而，我確信的是，我是我們星球上那百分之一熱愛自己工作的幸運兒中的一員。我享受它的每一秒。我擁有民眾的巨大支持。我遇上了一個和我不僅彼此相愛，而且有著共同信念的妻子。她和我一樣不滿俄羅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的國家配得上更好的現狀。俄羅斯人可以過上比現在富裕二十倍的生活。無論對我，還是對尤利婭來說，這都不只是空談：這是我們應該去做到，或至少試圖去做到的事，因為顯然這是值得的。也許我們不會成功，也許一切要等我們生後才改變，但我們有義務去試一試。我想讓我們的孩子和後代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好人，將自己的一生投入了某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當我的兒子扎哈爾還在小學時，老師讓大家講講自己父母是做什麼的。孩子們的回答大多是：「我爸爸是醫生」、「我媽媽是老師」。而扎哈爾說：「我爸爸在為我們國家的未來與壞人鬥爭。」聽到這件事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仿佛有人在我胸前掛上了一枚勳章。
我從未去特別思考對祖國的愛。我只是單純地愛它。對我來說，俄羅斯是構成阿列克謝·納瓦利內的一部分，就像我的右手或左腿，你很難具體描述自己有多喜歡它們。俄羅斯對我也是如此。
每次從國外歸來，還沒走出飛機，我就已經有一種非理性的感覺——我回家了。有些國家的菜更好吃，有秩序，建築很漂亮。我愛旅行，但我更愛回俄羅斯。因為當我走在街上，我能感覺到，這裡有我最親近的人。幾乎就像是家人。
俄羅斯人很可愛。初遇時他們不太友好，但我應當承認，我甚至喜歡這一點。他們深沉複雜，喜歡陷入哲學思考。我也喜歡。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們都能轉化成一個存在主義問題，然後開始討論國家的未來。而我也會這麼做。我曾用「形而上的加拿大」來描繪「未來的美好俄羅斯」——一個富饒的北國，人口密度低，人們都過得挺好，並且熱衷於哲學思考。
我愛俄羅斯語言。我愛憂鬱的俄羅斯風景——當你透過窗戶望出去就莫名想哭，這種感覺實在很棒。我在這裡覺得很好，因為這一切都讓我感到親近。我愛我們憂傷的歌。我愛俄羅斯文學和電影。它們永遠是在訴說緊張、思索、苦難、愁緒與自省。看了我對俄羅斯的描述，你可能會想像這是個可悲的地方，但其實我們很歡快。我喜歡俄式黑色幽默。人們喜歡開政治不正確的玩笑，我們的笑話常在底線的邊緣試探，但正因如此，我覺得當代俄羅斯網際網路比西方的有趣得多。
西方正在犯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在俄羅斯國家與俄羅斯人之間劃等號。但其實這二者毫無共同之處，而這正是我國最大的悲劇——在千百萬俄羅斯人中，權力一次又一次落入最冷血、最謊話連篇的那群人手中。有句老話說：每個民族都有它配得上的政府，許多人認為，俄羅斯也是如此，否則俄羅斯人民早就該揭竿而起，[…]。但我不信這句話：我有大量同胞並不認同現狀，這不是他們選出來的。但如果假設我們終究要承擔個人責任，那我也有責任。這意味著，我必須更堅決地去鬥爭，去改變這一切。
如果有人問我，是否憎恨那個人，我會說：是的，我恨他，但不是因為他曾試圖殺我，或是讓我的弟弟坐牢。我恨那個人，是因為他偷走了俄羅斯過去的二十年。這本可以是俄羅斯歷史上空前的奇蹟二十年：我們沒有任何敵人，邊境四處和平，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價格升上了天，我們靠出口賺了很多錢。那個人本可以利用這二十年，把俄羅斯變成一個繁榮的國家。我們本來都可以生活得更好。
結果呢，我們有兩千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一部分錢被那個人和他的狐朋狗友們徑直偷走了，另一部分則因愚蠢的政策被揮霍殆盡。他們沒有對我國做過任何好事，這就是他們最主要的罪行——對我們的孩子、對未來的犯罪。我很怕我們再也不會有這樣一個溫飽、和平、幸福的年代，因而不能不感到遺憾，並對那些讓我們無法享受這二十年的人感到憎恨。
我的信念的象徵，就是前面提到的「未來的美好俄羅斯」。我相信，俄羅斯完全可以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富裕的國家、法律至上的國家。但最重要的是，「未來的美好俄羅斯」是「正常的俄羅斯」。
首先讓我們不要再殺人。讓我們來反腐：美國、歐洲也有腐敗，但如果我們哪怕能減少如今國內猖獗的腐敗，我們會驚訝地發現，我們完全有錢去改善教育和醫療。我們會明白，我們可以有獨立的法庭和誠實的選舉。回顧俄羅斯歷史，我們先是有沙皇，然後是皇帝、[…]，然後是總統，但他們全都是威權統治者。不能再這麼下去了。
而我們的任務，就是打破這個無休止的惡性循環——無論誰掌權，威權都會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復燃。我們必須削減總統的權力，現在他的權力太大。權力應該分散到議會、州長、市長，而不是掌握在一個人手中。在地方上徵收的稅款應該留在當地，而不是上交莫斯科。可是我們的一切都圍繞著莫斯科運轉：克里姆林宮和那個總統所坐的辦公室是唯一的權力來源。一個如俄羅斯這般幅員遼闊的國家是不能以這種方式治理的。
總之，就讓我們終於能變成「正常人」——這將是何等美好！
這並非什麼遙不可及的夢想。我在描繪「未來的美好俄羅斯」時，我希望你們明白：這個國家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必須此時此刻就開始為之而奮鬥。
故事還在繼續。但無論我、我的朋友和反對派的盟友會遭遇什麼，俄羅斯依然大有機會成為一個繁榮、民主的國家。建立在謊言和腐敗上的黑暗政權，終究逃不過失敗的命運。夢想可以成真。
未來屬於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