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我下鄉到遼寧省開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隊當知青。
一個月之後，生產隊長找我說：隊委會昨晚開會了，大夥認為你的表現不錯，決定讓你參加隊裡的「分配領導小組」參與制定隊裡今秋的分紅方案。此外，隊長還讓我明天上任「護青員」（俗稱「看青的」），也就是看護地里的農作物不被他人盜竊或被牲畜啃吃。
聽了隊長的這一番話後，我心裡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要知道，當時的「分配領導小組」和「護青員」，可不是啥人想參與就能參與，想當就能當上的。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也許不太明白這其中的奧妙，那可是組織上對一個年輕人的極大信任啊！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那時讓我參與隊裡的「分配領導小組」並任「護青員」，似乎就像今天的領導提拔我到一個關鍵的崗位擔任重要職務一樣。
對此，當時的我有兩種的感受：
一是我覺得是隊長看重我有一定的政治素質，能了解國家有關糧食的分配政策，會為隊裡秋後分糧提供「既不違反國家的糧食政策，又能提供讓農戶儘量多地分到一點口糧」的參考意見（那時，國家對糧食實行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只允許農民留下有限的口糧，不允許私分糧食）。
二是我覺得隊長讓我擔任「護青員」，是看重我沒有私心雜念，能夠堅持原則、敢於向不良現象作鬥爭。也就是對偷糧者不循私情，敢於得罪人。
這樣一來，我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決不能辜負隊長對自己的希望。我常常暗暗的要求自己，要更賣力氣的干好農活，要更好的表現自己。特別在「看青」的過程中，遇到鄉親們「撿地」（農民到已經收割後的地里撿落在地里的糧食穗）。我總是表現得「一本正經」，在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鄉親們面前六親不認，甚至「兩眼一抹黑」地大呼小叫，不允許鄉親們撿糧。我覺得自己身為「護青員」，一定要堅持原則，絕不可以在好友面前「開口子」，更不會慷集體之慨，將落在地里的糧食送人情。
也許是我的工作得到了領導的充分肯定，沒過幾天，隊長又讓我擔任生產隊的記工員。就是要每天給出工的農民計工算分。用今天的話來說，有點兒像一個企業的現金。
在隊部（辦公室）的一面牆上，有一個木製的大鏡框，玻璃裡面是一個很大的記分表格。最左側的表格裡面填寫著每個社員的姓名，右側是每月從1號到31號的日期，下面則是每個社員每天的出工記錄空格。我的任務，就是負責將每個社員每天出工的狀況，填寫到空格里。
記分表是上牆公示的，有利於大家的監督。既防止有人不出工照樣得到工分，也防止由於漏記，出了工也沒有得到工分。這就要求作為記工員的我，必須一絲不苟地完成這項工作，不允許出任何差錯。
到年末，由我負責將每個月的表格匯總起來，就是每個社員的年終收入總額。首先由生產隊的會計，計算出生產隊全年的收入總額。然後由我核算出全體社員的全年總工分，再用總收入除以總工分，就可以計算出每一分的分值。最後，用分值乘以你全年累計得到工分，就是你全年的收入。
由此一來，我的責任重大。因為每一名社員的全年收入都掌握在我的手裡，我的記工工作不能有絲毫的差錯。有時，因為工作需要加班加點，隊長會臨時給加班人加分，我必須及時將加分記入到記分表里。哪怕頭一天晚上收工太晚了，第二天早晨我也必須起早記錄。否則忘記了記工，出工社員就要受損失；有時，有人請假沒出工就不能積分，如果錯記了出工，集體利益就會受損失，其他社員也會以不公平而指責我。總而言之，一點也不能錯，錯一點我也負不起責任。
到年末，我還要把所有人的工分匯總交給會計，會計按照我核算出的匯總工分，作為發放年終紅利的依據。
記得，那時候我們在生產隊幹活，每人一天的工分是10分，知青當年的工分是8分。1970秋，那一年我們隊的效益非常好，每一分的分值是0.113。換算成農民的一天收入就是1.13元。這樣的分值，在當時經濟欠發達的開原縣來說，實在算得上較高的水平（經濟中等的生產隊，農民的一天收入大約五六毛錢；少的，不過三四毛錢）。即使如此微薄的收入，在當時來講也是相當的不容易。那時的我們，從早天亮開始下地幹活，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一天的勞作時間不止12個小時。如此的辛苦付出，每天只能掙幾毛錢，到秋後的算帳，還要向生產隊再倒找幾百塊錢。
2022-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