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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革命為什麼不可輕言

—從《路標文集》看俄國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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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是熱衷真與愛,他就會被懷疑對民眾的幸福漠不關心,誰要是致力於創造性的純粹文化研究,他便會被歸類於不齒於人類的"反動學者"與"養尊處優者",有教養、有文化則被譏諷為"脫離了人民",以至於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大文豪都認為,"俄國上層文化的主要錯誤在於脫離了人民"。

由於歷史色盲症的互相傳染,人們改變了對暴力的態度,通常認為刑事犯罪的事情現在都成了讚揚的對象,恐怖活動被賦予贖罪祭祀的職能。復仇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社會已不再區分死亡和謀殺的界限。在"不能戴著白手套幹革命"的口號下,可怕的無政府主義的普加喬夫效應全部被釋放出來。在這一系列鏈條當中,初始的文化激進主義負有一定的責任,因為它的先導宣傳與後來的社會動盪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一個鏈條過程。

產生後來的巨變的歷史背景與理論支撐是複雜的,不能說它是文化激進主義的直接產物,但有一點很清楚,沒有19世紀後半葉起在所謂的"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中間培植起來的精神氛圍,政治激進主義就不能出現。

正是在政治激進派中間,普遍讚賞法國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認為群眾對"壓迫者"和"革命的敵人"實行政治上的極刑是人民神聖的權利……國家的落後和拒絕改良在政治激進派那裡都變成了優勢,只要有助於社會矛盾的激發都是他們樂於看到的,甚至駭人聽聞的災禍——世界大戰都被看作天賜良機,政治激進主義是這些情緒的集大成者並成了毀壞過程的催化劑。

▌廣場式的譁眾取寵最能得到群眾

批判"道德虛無主義"是俄國文化保守主義要完成的第二個任務。他們發現長期以來的歷史總是教人學壞,在反對美學"暴動"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質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羅斯傳統的聖徒精神被拋棄,不擇手段的"小人"總能戰勝善良的"君子",惡行能大行其道,良知與善的聲音總是那麼膽怯、那麼低啞、那麼不自信,愛遠遠退位於恨,誰要是熱愛上帝,即便他沒有妨礙任何人,他也會被認為是民眾的公敵,宗教成了反動勢力的必然延伸。

誰要是熱衷真與愛,他就會被懷疑對民眾的幸福漠不關心,誰要是致力於創造性的純粹文化研究,他便會被歸類於不齒於人類的"反動學者"與"養尊處優者",有教養、有文化則被譏諷為"脫離了人民",以至於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大文豪都認為,"俄國上層文化的主要錯誤在於脫離了人民"。

他們一生都具有被底層拋棄的負罪感和孤獨感,竭力表現自己的親民形象。知識階層在"拜民主義"的社會氛圍內,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棄了做人的底線。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說從絕對主義中衍生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在俄國造成的影響,這種人格的變異和心靈扭曲一直沒有得到系統清理。

從民粹派開始一直在宣傳這樣一種理念:社會進步高於個人的自我完善,整體的利益、崇高的目的與個人道德操守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這二者是不同步的,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宏大敘事中被拋在一邊。

從涅恰耶夫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達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礙,那麼"以惡達到善"是不會受到譴責的,因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的"。於是,政治上的輕率與摒棄道德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為放棄自我完善的道德淪喪找到一個最冠冕堂皇的藉口。怪不得還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就稱涅恰耶夫"原來是個普遍的流氓"。

廣場式的譁眾取寵的激進比賽,很容易造成更純樸、更敢作敢為的印象,對於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小人物來說,總是願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災難和外部的強力聯繫起來,對於現狀總是存在著一種絕對完整的觀點,這種心理習慣於推卸掉個人責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眾運動中快速翻身,於是"印象主義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離開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熱的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政治激進派,而這些人恰恰不是從民族國家的長遠發展著想。

俄國為暴力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斷層是無法想像的,革命打碎了舊世界,同時也毀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積累,新世界只能在蠻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築。

▌君子總是鬥不過小人

俄國革命的實踐表明,凡是那些關心道德操守,認為任何政治鬥爭行為都應該具有道德底線的人,都被認為是"書呆子氣",這也是區分政治激進派與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重要標誌。不講道德的人與講道德的人競爭,永遠是前者勝出,這是一個規律。

早在1917年時孟什維克李伯爾就說過,不是群眾追隨政治激進派,而是政治激進派追隨群眾,他們沒有任何硬性的綱領、沒有底線的原則,對群眾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們往往對工人說,他們的要求是辦不到的,而政治激進派卻對他們百依百順,我認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綱領有原則的人,而那些沒有綱領、贊同人和群眾口號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

其實,誰都知道"革命"這種宣傳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顛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後,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權威和規則,而且是更嚴酷的更鐵腕的統治,否則道德淪喪的惡果很快便會降臨在"以惡達到善"的弘揚者身上,因為如果任其泛濫,每一位宣揚者都會成為它的犧牲品。

個人的道德素養、自我完善、操守品德與社會運動不能脫離,很難設想一個缺乏高貴心靈、在日常瑣事中沒有"向善"的道德低劣者,可以為了崇高信仰不惜犧牲個人,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倒要懷疑目的真實性了。

而且在"以惡達到善"的實施過程中,惡行任其大泛濫不被譴責,不擇手段成為相互追捧法則,即使達到了目的,"向善"的社會的道德規範已被破壞殆盡,這種"理想社會"即便實現了又會是一種什麼景象呢?

俄國革命導致原來知識分子最為稱道的道德觀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國積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壩頃刻間坍塌。由於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們對上層充滿了仇恨和鄙視,"民眾中'當權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積累起'破壞現存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在提出最為激進要求的同時,激進知識分子喚起民眾付諸行動,憤怒的情緒迅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隨後再也不能提供任何東西了"。

知識分子在民眾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這種喧囂聲表面看起來轉化為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革命的破壞性發揮完以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歷史與秩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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