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間的一個深夜，窗外寒風瑟瑟，有友人突然打來電話，說是張光直先生故去了。雖說已經好幾年和光直先生沒有過從，但他的身體不好，而且每下愈況，我倒是從不同渠道聽說了。他的這個病是很折磨人的，聽說後來在台灣還動過腦部手術，而效果並不理想。可是沒有想到在這個冬天也就真的走了。
我是個十分疏於交往的人，離開哈佛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便不得不為稻糧謀，與學界漸行漸遠。尤其後來光直先生被李遠哲請到台灣去作中研院的副院長，我便感到更是隔了一層。在得知他從台灣又回到波士頓之後，我曾幾次萌生出要到光直先生處走動一下的念頭，但馬上就又被疏懶和惶惑打消了。
直到一月間後來的一個晚上，劍橋語社假哈佛燕京的一間會堂召開紀念光直先生的活動，在會上聽到光直先生的許多舊雨談及他為人的豁達和不拘一格，我這才有了不少悔意，覺得實在不應有那些顧慮，真是應該在他生前多去看望病中的他才對。如今他走了，天人永隔，我對此將只得抱憾終生。
光直先生是從台灣到美國求學，然後在哈佛做到終身教授；而我則是來自大陸，一九八九年底才第一次有幸到訪哈佛。我們的交情似乎應該從這時才算開始，其實也不盡然。
儘管光直先生原籍是台灣板橋，但他出生在北京，小學和初中的少年時代都是在北京度過的。他是高中上了不久之後才隨父母回到台灣去，而那已經是一九四七年以後的事情了。湊巧的是，他上的小學與我竟是同一個學堂，只是前後相差了二十年之久。他的班級老師當年還是個年輕的女士，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已經是白髮斑斑的校長，而且桃李滿天下，聞名遐爾；他的地理老師原來是個初出茅廬，面有羞色的青年，可是到我聆聽這位先生口若懸河地授課時，儘管他仍舊是聲若洪鐘，但已年近花甲，而且是學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了。
不過，我原本並不知道有光直先生這樣一個事業卓然有成的校友，而且後來還會一見如故，相知恨晚。在結識光直先生之前，我是偶然通過電視裡的一則報導而發現和光直先生的這樁緣份的。
那還是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剛剛門戶開放，光直先生大約是最早由美國到訪中國的人士之一。大陸的百姓苦撐苦熬了十幾二十年，到了此刻國門洞開之後才忽然發現，希望的田野原來在水深火熱的彼岸早已略約看到。那是一個驚訝與悔恨齊飛，艷羨共懊惱一色的年月。一罐可樂飲料、一支港台歌曲就足以傾倒無數原本為理想獻身的英雄。美國的訪客有如外空來人，眾星捧月，於是便有那些乖巧伶俐之徒招搖過市，竟然也就能夠所向披靡，風光無限，其中又不知生出多少不足向外人道的笑話。
可是在差不多整日都是報導無數世界名人訪問中國，接見、吃飯、遊覽、吹牛的電視節目中，我卻意外看到一條新聞，是美籍華人著名學者張光直教授看望舊日小學教師陶淑範的消息。並且中美交往中斷幾十年，一旦通郵之後，光直先生立即致函母校，敘舊言歡。或許是因為我也曾在這所小學就讀的緣故罷，所以分外注意了這件事。確切的年月已經記不清楚，但總歸是我還沒有幹上考古這個行當，甚至也還沒有到故宮擔任「行走」一職之前的事。那時我還是京城裡一文莫名的「知識青年」，並不知道光直先生為何方神聖，只是在文革惡臭尚未完全散盡，而海外華人也每每只會趨奉時政的當口，光直先生有此尊師愛校一舉，便頓覺如沐春風。
後來我到考古所作學生，讀了他的書，聽到同行對他學術的評價，這才知道光直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和名聲，當時只是覺得結識光直先生乃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與光直先生的第一次見面的確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記得是我在考古所論文快要答辯的那個暑天，這樣說來就應該是一九八一年的夏季。我正在考古所的圖書館裡埋頭看書，突然所里領導找我去，說是加州大學柏克利的教授吉德煒先生要到北大作古文字學的演講，陪同的翻譯對考古專業不了解，於是吉先生找到所里，希望叫我去給他作口譯。吉德煒當時是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的成員，當年又正值中美的蜜月期，大約所里的領導到美國訪問也得到吉先生的不少關照。如今既是吉先生提出要求，正好落得做個順水人情，投桃報李，所以也就爽快地答應了人家。我是因為有朋友正在柏克利讀書，吉先生一定是從他們那裡知道我的底細，所以也就不便推託。
演講之後，吉先生便酒飯酬謝一番。我想吉先生是學得中國古文化的同時，也就順便學得了中國的人情世故（想起九零年初，我到柏克利校園作客，住在陳世驤教授的遺孀陳太太家中，才知道吉先生曾是陳先生的學生。從陳太太的作派上完全看得出當年吉先生是如何從師父和師娘身上耳濡目染中國的應酬文化，一笑）。其間我們談起我畢業之後留學深造一途，吉先生說到哈佛的張光直先生目前人就在北京，何不一訪，到光直先生那裡絕對是個正途，並十分熱情地將光直先生旅館的電話地址寫給我。
與生人交往對我來講總是一件頭痛的事，但吉先生的慫恿與我對前途的茫然，再加上對光直先生的景仰，最終使我鼓起勇氣給光直先生打了個電話。沒有想到光直先生十分熱情，約好隔日見面。
記得我是到旅館見到光直先生的。他身材不高，兩眼十分有神，簡直可以說是目光如炬，仿佛可以將人徹底看透。這是他的突出特點，許多人都有這個印象。我只是略道仰慕之情，並大致介紹了我的經歷和學歷。其間特別提到我的先天不足，曾有十年失學的缺陷。光直先生聽完之後既沒有斷然否定，也沒有輕言許諾，只是仔細介紹了申請程序的細節。那時作學生的人不象如今打算出國的青年人，人還在國內，全部手續簡直比美國大學招生辦公室的人了解得還要透徹。當時我的年歲雖然在同一屆研究生里還算是小的，但畢竟已是三十出頭，且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真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滄桑之感，只是聽了光直先生一番鼓勵的話，才添了一點不妨嘗試一下的勇氣。
光直先生回到美國之後不久就將哈佛的申請文件寄給我，並詳細注釋了申請過程中我應當特別留意的地方。我當然知道他的好意和他在哈佛的地位，所以格外用心填寫。
當時的中外關係與政治局勢一樣，象是一場反覆發作的瘧疾，忽冷忽熱。完全無法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如果又恰恰落在這種夾縫之中，也就只有自求多福了。
記得那是一個下午，考古所一場所務會議差不多就要結束的時候，剛剛調來的行政領導忽然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地大發脾氣，說是有人私下與外國暗通款曲，並且警告今後沒有領導批准，一律不得與外國人接觸。後來有人告訴我，矛頭所指就是我和另外的一名研究生。因為我和德國同行曾有過書信往來，後來人家到中國來，並不曉得這裡政治的厲害，要求與我見面，並且有書相贈，於是惹起了這位領導的火冒三丈。他是個說得出便作得出，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角色，我不得不小心他的套路。光直先生儘管是完全的中國人，但在這位領導的心目中肯定早已是美國人，與光直先生的交往當然也屬裡通外國，由此我不得不決然切斷了包括光直先生在內的所有「涉外」交往。對我這個十分懶於交往的人來說，這樣做倒也並不為難，只是覺得有負於光直先生的關心，因為我不得不停止哈佛的申請，而且無法告知我的處境。
在那個百廢待興而又茫無頭緒的年代，亂點鴛鴦譜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此後不久，正當我在河南裴李崗參加考古發掘的時候，所里催我馬上回京，然後陰錯陽差地遣我到德國去學習西洋考古。在別人看來，或許這也算是皇恩浩蕩，但我知悉其中的究竟之後便只覺得啼笑皆非了。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德國的一個偶然機會學了一點電腦知識，不想反倒是這點雕蟲小技成全了我今日的生計，而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事到如今，大批的莘莘學子竟對電腦趨之若騖，奉為「高科技」，這乃後話了。
後來舊友阿城到哈佛來訪問，見到光直先生，談及他也是同一間小學的畢業生，而且曾與我一同到雲南插隊。光直先生便與阿城在哈佛燕京學社門口合影，囑他向我致意。阿城回國之後告知此事，我多少更覺得當年放棄申請哈佛一事有欠光直先生的人情。八九年底到哈佛之後，我首先便把當年的處境解釋一番。光直先生並不介意，說到德國去學習也是一樣。其實他對大陸學界的種種弊端早已是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只是不願點破而已。
八六年我從德國回國，於是便有老一輩的同事開玩笑，說到下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也就都老了，該輪到我們這一輩人嘗嘗味道。說我既是去了德國，以後無論怎麼分辯也都是德國特務。聽到這番推心置腹的話，我也就自暴自棄，罔顧什麼警告，繼續保持我和光直先生，以及其他海外人士的通信。
大約是在八八年的前後，我想將在西德學習的電腦考古分析方法再深入下去，在得到幾位先知先覺的學長的鼓勵後，便計劃到電腦發達的美國去見識一下，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哈佛的光直先生。他見信後立刻給我很好的建議，並推薦給洛氏基金會。
在第一年的遴選中，我申請的項目並沒有通過。光直先生來信說，這是因為提出的題目與基金會贊助的範圍過遠，不過仍然鼓勵我繼續努力。
但是我便懶了申請的心思，後來還是美術學院的教授金維諾先生帶斯坦福的丁愛伯先生到歷史博物館來找我，鼓勵我再申請到美國來。我表示是否請丁先生也來推薦一下。他倒是滿口答應，不過表示，光直先生的「面子」在基金會那裡遠遠大於他，有光直先生「作保」，定保無虞。
於是我就只好再寫信給光直先生，詢問我是否可以再行申請，以及他是否願意仍舊作為我的薦舉人。
光直先生馬上來信說，當然應該再申請，而且十分願意向基金會推薦。此後又重新幫我準備申請項目而不得不做的那些瑣事。
第二次的申請居然便在基金會通過了。八九年的聖誕節前我從波恩來到了紐約，並且趕上了基金會的聖誕晚宴。從與洛克菲勒太太和基金會辦事人員的交談中，我才真正了解到光直先生在學術界的名望和人脈。
記得是在八八年，光直先生推薦他在哈佛的同事藍貝格—卡爾羅夫斯基教授到北大講學。事後受北大嚴文明先生之託，我陪藍先生到甘肅去訪問。其間我談到光直先生，藍先生很認真地說，你們或許還不完全了解光直先生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名聲，尤其是美國學界對他在中國考古學上的推崇。其實，如果想倚重國外的合作和企圖讓美國學界了解你們，應該善用光直先生這個「資源」。後來我把這話說給光直先生聽，他便笑了，說這只是卡爾（藍先生的大名）一廂情願的想法。看來光直先生不但有一個現實的眼光，而且明知在大陸有更簡捷的途徑，但決不會投其所好，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有作人的底線。在限度之內，盡力而為；超出這個限度，可為而不為。或許這就是直到今日，光直先生的許多宏願總也未能徹底實現的緣故罷。
為此事作註腳的是我所知道的兩件小事。其一，就在送走藍教授之後不久，我到考古系的一位教授家中作客，見他正在為將要到訪的光直先生準備各種文件，忙得四腳朝天。他在報怨，光直先生要到周原遺址去參觀，可是居然要蓋六個不同機關的印章。問其原因，說是那一帶有所謂的三線國防大廠，光直先生是美國人，所以要有國防部等單位的關防大印。現在已經蓋了三個，其餘那三個，個個是要命難纏的衙門。教授嘆到，光直先生是搞考古的，不要說在離工廠幾十上百里之外經過一下，就是把他帶進工廠裡面，他也不懂其中的奧妙！結果是直到光直先生在北大講完課，離京回美國時，那位教授需要的大印也沒有下文。光直先生臨走時還在安慰他，說是下次來中國的時候可能就辦成了。
還有一次，是周恩來先生的未亡人鄧穎超聽說了光直先生到北京來，有關單位就出面安排周太太會見光直先生。我聽說後對光直先生建議，其實不妨將他在中國進行考古的許多計劃趁機當面對周太太力陳，她實際上在中國政壇上還有餘威，有她助一臂之力，這些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來談的計劃，可能就會迎刃而解，立刻實現。光直先生聽了之後只是笑笑，說周太太之所以見他，是因為師大附中的校友之誼，不宜利用機會談論這些話題。其實光直先生多年的宿願就是能在豫東一帶作實地考古發掘，為此他不知做過多少次努力和準備，但都是無疾而終。現在有我看來是唾手可得的機會，光直先生卻淡然放過了。
我也在時時提醒自己潔身自好，但光直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處世風格仍舊使我自慚行穢。
另一方面，在和光直先生的交往之中，我又感到先生是個十分念舊的人。記得在我從德國來美之前，妻子已在美國，她趁到波士頓出差的機會，為我的行期與光直先生聯繫過。因為時間倉促，並沒有事先約定，因此只是匆忙談了幾句話。事後，妻子一位在哈佛就讀的老同學聽了，便對她說，你可真夠幸運的了，哈佛大學的大牌教授哪一個是事先不約定能跟你說上半句話的。妻子這才知道，光直先生是因為我的關係才臨時下樓來見她，頓覺十分幸運。
後來在哈佛校園附近的中餐小館「長風」與張先生敘舊之際，我還談及，當年最早知道他是在電視裡看到他曾有重訪母校一舉，他聽了只是淡淡一笑，說道：「多年在海外，總想看看故人。我那次問陶先生還記得不記得我，她說還記得。我想她那是客氣，是看到我從美國回來，不好意思說不記得。其實那麼多學生，怎麼可能都記得。」
我告訴他，無論陶校長記得不記得他，我倒真是從那條新聞中受到了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