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獎，過獎，」他答道。但我認真地告訴他，由於文革的浩劫，我曾失學達十年之久，聽到他重訪母校之舉的震動，不是當事人是不會理解那種五味雜陳的感受。他便答道，若是果真如此，那也就不枉電視台的一點功德了。話語裡可以分辨出他對大陸的政治運動也頗為熟悉，只是隔岸觀火，見到我是個大陸來的人，不便多加評點而已，這又可看出光直先生待人的細心體貼之處。
後來我們多次談起共同的母校師大二附小。每次談到往日的時光，我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裡有許多回憶的神情，手帕胡同、西單、順城街仿佛就在眼前。他說幾十年之後第一次回小學，最想看到的就是校園裡的那眼壓水井。談到門房的老李、外號「賈大姑娘」的賈老師，他都興趣盎然。他又告訴我，師大二附小的前門原本不是開在手帕胡同，而是在東鐵匠胡同。後來是因為日本人在那條胡同里有駐軍，學校擔心學生害怕，才把手帕胡同的後門改成前門的。他家在手帕胡同，所以這麼一改，就在師大二附小的斜對門了。說起來，他得意的神色溢於言表。
當時我還不知道他上的是哪一所中學，在北京時偶然聽見有人說起過，似乎和我一樣也是在北京四中。於是我就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說不是。他的父親張我軍先生一生從事教育，也希望他繼續子承父業，所以決定讓他進和平門外的師大附中。不過說完這話，他立刻不服輸地表示：四中其實也考上了，只是沒有去。看到哈佛的教授至今仍自豪於少年時的風光，我也不禁笑了。他又說到當年如何步行沿著宣武門順城街的城根兒，從西單到和平門外去上學，仍然還是那片童真，而且看得出來，他對北京古城那份無法割捨的相思。
愛屋及烏，光直先生對京腔京調也是情有獨鍾。
記得我剛從紐約來哈佛的那個晚上，因為尚未找到住處，就暫時借住在哈佛神學院的馬兄處。當他得知接待我的教授是光直先生，而且還不是剛剛開始的交情，便大喜過望，連說大好。
我不明就裡，忙問他喜從何來。馬兄告我，說來實在慚愧，他前幾日走到哈佛燕京門口碰到熟人，因為多日未見，便忘乎所以，高聲笑罵起來，語中便不免夾帶髒字粗口。正在說得興起，發現路對面有位先生佇足朝他們這邊觀望，似乎十分入神。他也沒有在意，和朋友臨分手的時候，看到那人還朝他笑笑，他便十分納罕，趕忙問朋友這是何人。朋友一看便說，你難道不知，此乃哈佛大學大名鼎鼎的張光直教授呀。
馬兄聽後便連連頓足，嘆道如此一來便糟了。這個學期還要選光直先生的課，不想讓他看到自己原來是個這麼粗鄙之人，真是如何是好，不免連連生了幾天悶氣。馬兄接著對我說，既然我與光直先生有這份交情，無論如何要成人之美，行個好事，務必把他前幾日的那番醜態向光直先生解釋清楚，免得誤會。
後來我還確實找了個機會和光直先生講了馬兄的話。光直先生聽了大笑，說他還真是一直記得那天在哈佛燕京門口有人用純正京腔講的粗話。那口京片子的調門，字正腔圓，真是地道。開始他只是在聽京腔，到了後來，聽到馬兄的粗口都覺得痛快，而且事後一想起來在哈佛校園裡的京腔罵人就想大笑。說完之後馬上對我說，對你朋友講，讓他來聽課，不要在意，說老實話，在這裡我還找不到個機會聽這京腔呢。我便再三謝了光直先生，至於後來馬兄是否結識了光直先生，以及後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光直先生的念舊也表現在他對故人的幫助上。
從我在文物出版社作編輯的朋友那裡知道，光直先生一直對在大陸出版他的老師李濟先生的考古文集孜孜以求。當時因為我有事經常要到文物出版社打交涉，每次去編輯部，就會發現光直先生關於此事又有來信和出版社商議或者安排。在那個年月，一位政權易手時遷居到台灣的學者得以在大陸刊行學術著作，除了文物出版社的眼光獨到之外，不能不說是光直先生的出力之巨。
出版李濟先生的著作是我間接看到的，而另外還有一樁事則是我直接牽涉到的。
記得那是八九年初，我的妻子在街上偶遇她的大學同窗，顧頡剛先生的女公子。閒談之際，顧家女公子便講到正在為先父幾百萬字讀書筆記的出版而煩惱。當時正是人慾橫流的濫觴期，已經沒有多少人要注意學術，或者至少說，不能賣錢的學術。儘管礙於顧老先生的名氣出版社無法推託，但不好正面言商的同時，也就要求顧家包銷其中一大部分，其結果便有惟恐躲避不及的意思。顧氏姐妹已花費大量時間整理注釋，如不能出版只恐前功盡棄。我的妻子也只得好言相勸。
妻子回家之後便有如今世道人心不古的感嘆。過後不久，恰好光直先生又來北京訪問。此時正是我第一次申請洛氏基金不果的時候，感到有負光直先生的幫忙。我不知此事他是否願意伸以援手，但還是冒昧地給他旅館打去電話，向他探詢在海外出版著作的可能性。他大致聽說以後，知道是顧老先生的文集，馬上就囑我將文稿目錄提綱準備好，交他帶走。因為當時也是一個政治敏感期，他認為我也不便到旅館找他，於是我們就約定，第二天我去參加他在考古所的講演，會後散場走到講台旁，順手將材料交他手中。因為我過去曾在考古所工作，又是個中人，不大會引起麻煩。我認為他的安排極為周到，便一口答應照辦，立刻囑咐顧家準備好目錄提要。
光直先生帶走文目之後不久，就聽顧家女公子告訴我們，因為是光直先生的面子，後又有錢穆先生的推薦（錢先生當年是頡剛先生一手提拔的先進，於是便有知遇之恩），又加顧先生如雷貫耳的大名，台灣聯經出版社幾乎立刻同意出版。據說，為了稿件安全而不丟失，顧先生的文稿是分幾次帶出去的，其間的波折與甘苦也是後來我的妻子與顧家女公子通訊的話題。
不久，顧頡剛先生的著作終於在台灣出版，顧家也就了卻了一樁最大的心願。後來顧家女公子來信給我們，大家都為這樁事感謝光直先生。其實光直先生與顧家並非有舊，但得幫忙處一定幫忙，這是光直先生的一貫作風。走筆至此，今晨與北京的顧家女公子打電話核實當年的細節，得知頡剛先生的學術日記也將不日出版，不禁欣然、慨然。
其後和光直先生的交往並不長。我到哈佛之後不久，發現了膽結石。其實多年前我在歐洲的時候就常覺腹部不適，回國後在北京多次求醫，但都當作肝炎來治，自然也就久治不愈。這次發現結石已將膽管堵死，膽汁只好通過汗腺排出，全身奇癢難搔，醫生說需要立刻施行手術。光直先生聽說之後，連忙跑到學校了解，知道我住院的地方是哈佛醫學院的實習醫院，手藝應該靠得住，囑我放心治療。手術的當天，他還趕到醫院陪我妻子，安慰她說，您先生從此沒有膽囊，五臟不全，連膽汁也沒有了，從今往後一切要小心留意，好自為之，神情還頗有些擔心。我妻子說，膽汁是從肝臟里來的，膽只管貯存膽汁，聽大夫說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光直先生聽了先還是一楞，然後自言自語道，哦，原來如此，我怎麼不知道膽汁是從肝里來的。直到今天，妻子仍然感念在當年孤立無援的境地時，光直先生對我們體貼的關照，也仍然記得光直先生關於肝膽的見解，覺得十分有趣。談到光直先生時還總是說，原來大牌教授也有所不知呢。
術後，他又幾次和他的學生到病房來看我。後來我便轉到紐約上州療養，離開了劍橋。再幾個星期之後，我便雲遊四方，到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地，從此我和光直先生只是電話來往，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面。
最後一次見到光直先生已是過了差不多一年，我又從德國返回美國之後不久。
仍然還是在哈佛人類學系的紅樓。我告訴光直先生，我有一個也是師大二附小的同學，現在緬因大學教書，他邀我到那裡去試試運氣。我自忖目前的局面也只有這條路可走。我當然知道光直先生是不主張我的下一步棋，但還是硬著頭皮對他說了。他也沒有說什麼，但神情不免有些黯然。一席長談之後，我便告辭出來。他堅持送我下樓，在門口握別。從此，在美國這個非常現實的社會中，我便漸漸離開了學界。
離開了光直先生，並不等於說不再關心光直先生身邊發生的事。從報紙上，從過去同道們的口中，不時還是聽說光直先生的近況。他到台灣去了，他的帕金森症加重了，他頭部動手術了，他回波士頓了，他搬到公寓住了，他坐輪椅了，直至他去世了。每次聽到他的消息，我都湧上要去看望他的念頭，但又在想，原本辜負了他當初薦舉我的一番美意，有何顏目去面對故人呢，還是不見為好，否則又是惹他煩惱。另外又想，或是應該等他身體更好轉一些，或是等我的境遇更改善一些，總之是一些毫不實際的託詞和藉口，時間就在我的這種自欺欺人的願望夾縫中流走，直到友人通知我光直先生故去的那一刻。
當晚，我不禁翻開光直先生送給我他的那本《中國青銅時代》，裡面有他渴望到豫東一帶作考古發掘，尋找早商文化的期望，由於種種原因，畢生沒有完全實現。我又翻開他九十年代在台灣懷念少年時光的《番薯人的故事》，除了那些我們曾不止一次笑談過的少年生活細節之外，還有他青年時代在台灣的種種經驗與遭遇。那是我所根本不熟悉的，而且沒有想到，沉穩平和的光直先生當年還是個激烈的人。而書中所附的那些京城舊日的照片和對斯城、斯巷、斯校、斯人的記述，儘管我們彼此的時代前後相去二十年，但掩卷沉吟，仍然不免讓我感觸良多。
一個書生本色的光直先生，一個童心泱泱的少年，一個壯懷激烈的青年，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永遠地走了。
光直先生的學術成就，我想毋需我來贅言，自有今日仍在行里的人物來評說。眼下我只是想寫出當年與光直先生私人交往的點點滴滴，想到他為人的樸直與真誠，在今日的學界已不多見，故而悵然。
故人西去，而哈佛校園裡聖街兩旁的燕京學社與人類學系紅樓依然如故，當年的往事歷歷在目，恍如昨日，留給我的是無邊的思念。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波士頓市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