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樂隊是中學最美好的回憶
我的中學時代僅僅是兩年。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我考入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與長我三年的二哥周守正同校。三十一中以體育運動水平高而聞名北京，但其實在其他方面這所學校也非常出色。至1966年文革浩劫，學校動亂，停止教學，短短兩年的中學生活，給我留下不可磨滅印象的，是我們有一個經常聚在一起活動和演出的小樂隊。
我的二哥周守正1961一年考入三十一中初中，他擅長各種樂器：鋼琴、提琴、黑管、手風琴……在體育見長的學校里，他以音樂才華享譽全校。每到元旦、國慶等各種節假日，二哥都會到學校很多兄弟班去表演助興，甚至還在著名的首都劇場表演過鋼琴獨奏。1964年9月，二哥考入本校高中，我也追隨他考入初中。由此，擅長拉手風琴的我，得以和二哥一起，在三十一中發揮音樂特長。
進校不久，二哥就帶我參加了學校的小樂隊。也不是正式的樂隊，是愛好音樂的師生們自發地組織起來的。除了二哥和我，還有擅長薩克斯的李國政先生、彈六弦琴的歸僑王先生、喜歡玩沙錘的學長俞天強……
每到下午，放學以後，我們由二哥招呼著，把椅子搬到大操場南面，圍坐一起，吹拉各種樂器，盡情歡悅。我們的小樂隊常常被同學們的掌聲包圍，小樂隊悠揚的樂曲聲和大操場上的龍騰虎躍，形成鮮明對照，也相映成趣。
我們經常彈奏著名的外國歌曲，至今記憶猶新的，是那首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蒂爾寫的《鴿子》，節奏鮮明，再加上沙錘的若隱若現，使人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除此之外，像義大利的《桑塔露其亞》、印度尼西亞的《星星索》等，也都是我們經常演奏的曲目……每到周末，這一個多小時的娛樂，是我對中學時代最美好的回憶！
除了自娛自樂，我和二哥都經常各自出現在學校的各種文娛活動中，為同學們表演，我們倆都是學校節日或慶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台柱子。記得1965年的秋天，全校舉行大型文藝活動，活動開始前，我和二哥在大操場的指揮台上，意氣風發，為全校同學大合唱做手風琴伴奏。那時候，我僅僅是個十三四歲的初中生。
我的音樂才能，最早是源於家庭的耳濡目染。我大哥周國正畢業於輔仁大學，在天主教北堂（西什庫）聖樂合唱團擔任指揮。二姐周淑正畢業於北京師範藝術學院鋼琴系。我家中有兩架鋼琴，以及手風琴、大提琴等樂器。在家庭音樂氛圍的薰陶下，我和二哥自幼學習樂器，我6歲進入師範藝術學院，後師從北京師範藝術學院音樂系吳鐵鷹教授，系統學習鋼琴。9歲時和二哥及三姐洵正一同，進入少年宮（首期）手風琴班學習，還曾多次參加少年宮舉辦的手風琴及鋼琴演出。1959年，由我二哥作曲，我們哥倆一起，到北京電視台錄製了四手聯彈鋼琴曲，並獲獎，獎盃現在仍然在西什庫小學收藏著。
音樂伴隨我成長。
紅8月由鋼琴而遭難
好景不長，初中讀了不足兩年。1966年6月，還沒讀完初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正常的學習生活被打亂，到處是封建迷信式的「早請示，晚匯報」。學業停頓，大街小巷充斥失態的喧鬧。革命不斷深入，乃至走向瘋狂，毆打、抄家、殺戮，罪惡接踵而至。在三十一中，也誕生了掌握生殺大權的紅衛兵。
8月上旬，我在學校，看到一位40多歲的女士，被學校的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女士的頭部被打得腫脹，眼睛僅剩一條細縫，臉部變成醬紫色。她脖子上掛著兩隻演出用的繡花戲裝鞋。受此荼毒的原因，紅衛兵說：此人愛唱京戲，平日穿奇裝異服，是資產階級分子。
據說，不久此女士就亡故了，可是那醬紫色的臉，讓我永遠揮之不去。
8月中旬，毛在天安門接見了北京市中學的紅衛兵，並且佩戴了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臂章，還對宋彬彬說：「要武嘛！」
不久，我到學校，就在我們小樂隊經常演奏的地方，看到幾位先生（老師）被紅衛兵命令，抬著一具屍體往校門走，我跟著看熱鬧。紅衛兵出校門，攔下一輛三輪車，責令三輪車工人卸下車上的貨物，拉這具屍體。工人問：運送到哪兒？紅衛兵回答：「愛送哪裡送哪裡！」結果那位工人繞過胡同，就將屍體丟棄了。對於學生時代的我來說，那真是第一次體會了什麼是毛骨悚然、頭腦麻木。學校里抬出死人，怎麼死的、兇手是誰？沒有任何警局、法院的人過問，紅衛兵就是「法」，他們可以隨便處置任何的活人，和死人。
8月下旬，北京市不分晝夜，到處是血雨腥風，厄運也降臨到我家。受派出所指點，街道主任李老頭認為：老周家有鋼琴，院門經常關著，是資產階級窩子，應該抄家（即毆打家人、劫掠財物）。
家裡有鋼琴就是罪過呀！
半夜一點鐘，李老頭叫紅衛兵翻牆，進到我家院子，搗毀花池、砸爛魚缸、毀壞鋼琴、摔斷黑管，拉走許多物品。
由於紅衛兵是半夜來劫掠行兇的，自然有諸多不暢。不久，他們又在大白天，進行第二次抄家。紅衛兵知道了我們家人信奉天主教，就把我的父母押解到北京著名的天主教南堂（宣武門），行兇毆打，把我母親的長髮胡亂剪掉。之後，紅衛兵意猶未盡，又把我父母押解回我們自己家，即天主教北堂（西什庫）近旁的草嵐子胡同25號，責令我父母，雙雙跪在院子裡，讓周圍鄰居都來，觀看他們用解放軍軍用銅頭皮帶抽打我父母，而後再次剪去我母親頭上僅存的一點頭髮。雖然遭受暴行，我的母親跪在院子裡，依然默誦著聖經。紅衛兵惱羞成怒，更加兇狠，打得我母親渾身是傷。在被責令圍觀紅衛兵「革命行動」的鄰居中，有我二哥的同班同學，住在附近劉蘭塑胡同的李樹仁，他親眼目睹了這一切暴行。
萬幸，父母沒有命喪紅8月，僅僅是被毆打，家中財務盡失、樂器被毀，最好的北房中間兩間，被所謂紅五類侵占。每天天不亮，父母就被李老頭責令去清掃大街，洗刷牆壁。
我的大哥周國正（當時是北京八中物理老師，後調入師範大學體育系，擔任運動生物化學及運動生物力學教授）和嫂子，被家中的保姆舉報，說他們有反動言論，因而在八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漏網右派、歷史反革命。好在負責看管他的紅衛兵，剛好是他先前教過而且關係不錯的學生，所以僅僅是挨了幾次打，命還是保住了。後來大哥被派往西直門拆城牆，勞動改造，總算僥倖躲過學校的輪番批判鬥爭。
父親早晨掃大街，然後去他親自創辦的「輔進文化補習學校」，由學校的紅衛兵批鬥、鞭打。父親的上衣胸前，縫塊白布，上面用黑字寫著「歷史反革命」字樣。革委會還將同樣字樣的牌子，掛在他脖子上，每天從學校回來，父親肩膀和背部，都會增添新的傷痕。
我父親生性膽小，平時都是和善待人，從不對人發脾氣。遭遇如此打擊，實難承受，繼而突發膽囊炎，送到北大醫院的時候，人已經休克。但因為他是「歷史反革命」，醫院拒絕救治。幸虧我大哥遇到他當年在輔仁大學讀書時的學長，幫忙疏通，才終於讓父親接受了手術，腹腔插引流管，回家以後，臥床一年之久。父親因此躲過了之後的批鬥和鞭打，也算因禍得福，不幸中的萬幸了。親戚們在悽苦中自虐：說我父親是被嚇破了「膽」。
老百姓確實是被紅衛兵嚇破了膽，在那個罪惡的紅8月，紅衛兵打死人，不但是革命行動，還要把被打死的人追認為反革命分子，誰不怕呀！因為害怕家裡有什麼1949年以前的東西，成為罪證，母親讓我把家裡的舊書、細軟（所謂四舊物品）等等，主動交送到我家附近的三十九中紅衛兵司令部。這個三十九中確實兇悍，我曾祖父在北堂北部的墳墓，就是被他們平毀的。母親還害怕三十九中紅衛兵覺得我家四舊太多，再招劫難，又偷偷讓我把家裡的袁大頭、簪子、金銀首飾等等，帶到三十一中扔掉。
在我和二哥以及小樂隊在學校活動的地方，再往西一點，靠學校南牆，是一間廁所。以前，我在這裡幸福地演奏世界名曲，現在我像罪犯一樣，往廁所里丟棄自己家的財產。
我的家庭
我是個14歲的初中學生，何罪之有？因為我出生在一個世代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全家都喜歡天主教聖樂。
我的曾祖父母於清朝末年「義和團運動」時期，成功解救了被暴徒圍困的修女，並安全護送到東交民巷教堂（使館區），但曾祖父夫婦自己，卻被義和團暴徒砍了頭，為聖教會犧牲了。後來，他們兩人被葬在北京西什庫教堂的主教府後院，立碑「肉丘墳」。
曾祖父母離世，留下三個遺孤，周維真、周維誠和周維x，他們均被教會收養，並送往法國留學，周維真是我的祖父。
我的父親周元增（周仁輔）畢業於天津塘沽海軍大學，經天主教北堂（西什庫）張輔仁神父推薦，指認為北堂公教進行會會長，並擔任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雷冕神父［德］的秘書。1946年至1950年，繼任芮歌尼（Rector Rigney）［美］校務長的秘書，並任輔仁大學財務，監管全校薪俸多年。1949年後，芮歌尼神父被捕，我父親也一同入獄，並被強制勞動管制3年。管制結束後，輔仁大學的一部分被合併到北京師範大學，但父親被解除了職務。父親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西單皮庫胡同創立了北京首家私立學校——輔進文化補習學校，讓更多的青年受教育。
也由此，父親在文革紅8月中，受盡了自己創辦的輔進學校紅衛兵的迫害。
其實，我剛剛進入三十一中時，僅僅13歲，並不清楚家族的歷史，每天在學習文化知識、接受革命教育、玩著喜愛的樂器。但是派出所、街道、學校，早就確定了我的社會地位：混蛋、狗崽子（文革前講究家庭出身，文革中盛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我在學校文革中的經歷
文革爆發時，我是三十一中初二8班學生。
記得1966年9月中，紅衛兵把學校的先生們集中在小禮堂，輪番批鬥、毆打。
我們學校是英國聖公會在1911年創辦的教會學校，現在一進校門的小禮堂，是當年教會淨化師生心靈的（小）教堂。我們在校期間，經常在小禮堂聽講座、看科技電影、舉辦音樂會。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小禮堂變成了紅衛兵毆打老師以及校外居民的地方。
這天，我進了學校，就見小禮堂人頭攢動，我擠不進去，在門外觀看。文革前我和二哥一起表演手風琴的舞台上，站著一群紅衛兵。他們左手拿著紅寶書，右手揮舞著皮帶，嘴裡狂呼革命口號。小禮堂座位及過道上，都擠滿了人，好像還有外校甚至外地的學生。紅衛兵的皮帶不時落在距舞台半米、站在地面的先生們的頭上和後背上。先生們彎腰低頭，站了一大排，面前圍著許多他們的學生。這時，有位先生為喘一口氣而抬起頭，我看清了，他是教外語的王騏驥先生。再仔細看，又辨認出好幾位先生，毛浦森、劉志誠、劉桐、李國政、周冠英……
周冠英先生是我的初一班主任，並且教我們數學，他博學多才，上課認真負責，還是學校壘球隊的教練；李國政先生教我們歷史，據說他是三十一中1953年的畢業生，當時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後來服從黨的安排，放棄讀大學，留校當老師。如今，身穿一身藍制服的周先生，和短褲加襯衫的李先生，在紅衛兵皮帶之下，忍受著被學生毆打的屈辱。他們瞋目扼腕的樣子，讓我至今難忘。李先生平日裡喜好拳擊，周先生還是籃球健將，他們抵抗擊打的能力和出拳反擊的本事都超強，但是在毛支持的紅衛兵皮帶下……
最後，批鬥會結束，先生們被趕出小禮堂。往外走的時候，要經過紅衛兵的夾道「歡送」：即揮舞的皮帶，隨時毆打！面對走出來又被毆打的恩師，我的心潮澎湃，眼中幾乎冒火。不知是良知的驅動，還是對先生的熱愛，我和旁邊的同班同學馬強、白平生、谷明明……連推帶搡一起擠過去擁到最前面，攪亂了紅衛兵的陣腳，我們保護著李國政先生周冠英先生等，終於衝破了紅衛兵的重重圍堵……
回到家裡，我的內心依然忐忑不安。雖然此時已經不是紅色恐怖最甚的紅八月，但紅衛兵的淫威尚存啊，然而因為能夠在危難中保護一下先生們，我的心靈也得到了極大的蔚藉。這是恐懼帶給我們極度壓抑感之後的釋放，也是人性被磨滅之後的復甦，更是作為一個男人充滿自信和勇氣的初始。那是我在十年浩劫中，最為自豪的一刻！
我和同班同學馬強、白平生以及張同慶、桂善輪、劉金亮，特別是陳京尼，有相似的經歷，關係更加親近，成了好朋友。當時全國一片動亂，學校、工廠混亂不堪，陳京尼綽號白梨，在他的周圍，我們二8班在西單、西四等地可謂名噪一時。
1967年初，學校來了解放軍搞軍訓，聲稱複課鬧革命，實際上一切都形同虛設。夏天，學校組織拉練，由學校出發，途徑地安門、東直門……一直走到天黑，到達順義某公社，然後分散居住在老鄉家。路途遙遠，一路上我們二8班與社會上無所事事的學生打鬥，為我們的「西單白梨」揚名。現在想起來，真不清楚去順義農村的目的和意義何在，更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去打鬥……
混亂的社會，空虛的精神，可能唯有疲憊和疼痛，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還活著。1968年底，我們這些同學各奔東西，絕大部分去農村邊疆種地……開始了另一番艱苦的人生歷程。
音樂維持著我的生命
1968年底，我17歲。既不是青年也沒有知識，但作為知識青年，來到山西芮城縣當農民，開始了6年艱苦的插隊生活。這其中，音樂使我經歷了許多離奇的遭遇。
記得我插隊的第二年，一次大隊長來我住的地方閒談，他翻看我的日記本，我並未在意。突然，他指著我日記本上的「無情未必真豪傑……」說，這是反動詩歌。當時我感到驚愕，但又不知所措，解釋說那是國家出版的詩歌集中抄錄下來的。他態度十分嚴肅，我急忙拿出北京帶去的香菸、醬油送給他，才使此事化小，虛驚一場。自此我再也不寫日記。
被送到農村當農民時，我帶著手風琴和吉他。音樂是我在鄉下最大的樂趣，樂器是無數不眠之夜陪伴我的忠實夥伴。只要有空，我經常會坐在黃河邊，看河水翻滾。白天望著河對岸，晚上望著星月，彈唱印度電影《流浪者》的插曲《拉茲之歌》：「到處流浪……」或者當時學生中流行的那首「住的是茅草屋，和從前不一樣」。而最動人的，還是那首知青歌曲「我要到那遙遠的山西，去把農民當，離開了親愛的家園和故鄉，親人含淚來相送……」一次又一次，唱哭了自己，唱哭了同學，唱哭了友人，唱哭了田野，唱哭了黃河。望著滿天星辰，我多盼望能早點回到父母和哥哥姐姐身邊，多麼盼望能早日回到我可愛的故鄉：北京……
每年就盼著能回北京和家人團聚的那幾日，每次我都要帶一些土特產給家人，也經常湊一些同學，到家中彈唱歡聚。記得有一次白梨陳京尼，帶些同學來家裡聚會，不料遭到舉報。民警在街道居民大會上宣布：反革命周家的小兒子，在家中聚集社會上的流氓和閒雜人員，大唱黃色歌曲，大搞裴多菲（貝多芬）俱樂部活動。會后街坊大媽告訴我母親此事，我母親淡淡地說，他只是喜歡音樂罷了。後來有一天夜裡，民警帶著街道「積極分子」，翻牆來我家翻抄，問我哪兒來的洋琵琶，我告訴他那叫「吉他」，樂器廠買的。之後又翻家中其他物品，均未發現四舊等違禁物，便警告我，不許聚眾唱歌。我說，我們唱的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反法西斯歌曲。他們無語，又覺得自己沒面子，不知道他們依據什麼法律，命令我天亮後去挖防空洞。幾個小時後，我這個回家探望父母的知識青年，因為唱歌而淪為挖防空洞的苦力。
但我熱愛音樂的痴心不改，音樂伴隨著我的人生。
1976年之後，萬物復甦，三十一中的小禮堂恢復演出的功能。1985年，北京天主教北堂（西什庫）歸還教會。由於我多年沒有放下音樂技藝，便開始服務於北堂的聖樂工作，組織和指揮聖樂合唱團30年。
2010年，我在編纂中國曆法的著名傳教士利瑪竇神父誕辰400周年之際，受義大利瑪切拉塔教區Claudio Giuliodori大主教邀請，克服重重困難，率領天主教中國北京北堂聖樂合唱團一行29人，赴梵蒂岡演出。演出空前成功，受到教皇接見。這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榮耀。
人生幾十年，起起伏伏，音樂伴始終隨著我。而1966年9月中旬，在三十一中小禮堂，我衝破紅衛兵的淫威，保護我的老師周冠英先生李國政先生，則是我最驕傲的一刻，也是我作為一個男人，獲得自信和勇氣的轉折點。一切，歷歷在目。
2019.9.11
來源：《失德之殤》，沈寧等編，人文資料出版中心（香港），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