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
正在進入高考的最後準備階段，校園已經不平靜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猶如一顆深水炸彈，震撼著我們。讀報、聽廣播成了比複習還重要的每日功課，大家互相談論著爭吵著。誰也沒有想到一場改變我們每個人命運，顛覆中華民族的風暴、劫難就要來臨。當時的北京猶如一個巨大的戲台，緊鑼密鼓，雷聲陣陣，劇情不斷變換，演員輪換粉墨登場。從一九六六年－月到五月十六日，先是鄧拓吳晗廖沫沙被打倒了，接著是「彭、羅、陸、楊」一朝傾覆。而以江青、陳伯達、康生為首的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登上了歷史舞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當時聽這一篇文章時，我只記住了一句話，「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它」（好像是引用馬克思的話），因為後來十年的歷史正證實了這一句話。而且比古今中外的任何時候都要殘酷都要暴虐，這也許是當時的作者沒有想到的吧！這篇社論的發表猶如開啟了「潘朵拉」魔盒，使原本平靜有序的北京成了「無法無天」的血腥世界。在這場「攪得周天寒徹」的革命中，幾千年專制主義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緣文化泛濫一時，並成為政治認同的重要標識。一些青少年學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統論」抬了出來，把中世紀的裹腳布當作革命的旗幟到處揮舞，形成了紅衛兵「橫掃一切」的風暴。同時，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和絕對權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頂峰。「萬壽無疆」的全民敬祝、「獻忠心」的萬眾供奉、「誓死捍衛」的熱血愚忠……，這些都讓人們看到皇權專制時代的迴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對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的膜拜物。舊時代的陰魂附體在革命後代身上，發作出了新時代的癲狂，踐踏了人類文明價值。（摘自王海光《血緣文化與文化大革命》）
兩個老師的驚恐
文化大革命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開始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中央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師大附中的是以勾德元為組長的團中央的一些人，在學校成立了工作組、革委會和各班核心小組的三級領導小組，代替了原來的黨團領導系統。我是班裡的核心小組成員之一，如何「革命」？革誰的命？沒有人知道。在暴風初起之時，有一個鏡頭，那就是我的班主任陳復興、政治老師董世鵬的慘白的臉色、慌亂的舉止和極度恐怖的神情，使我不解。一直到下鄉以後，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才知道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次運動，尤其是「反右」，這個魔團謎底才得以解開：他們一定是經歷過那一次次的以知識份子為鬥爭對象的整肅運動，是僥倖「漏網」而心有餘悸的。所以當一場更大的來勢更兇猛的運動撲面而來時，他們如驚弓之鳥，怎麼能不顫慄不恐怖呢！
反工作組
六月二十號，高三（二）班以陳永康何芳芳為首的一部分學生貼出了名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內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矛頭直對工作組，我們高三（三）班也馬上響應。一場是反還是保工作組的爭論在全校展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三樓召開的爭論會上，因為工作組對反對者的定性是「反革命」，運動後期處理。一個高三（二）班的高而黑瘦的人居然跳到桌子上，「反戈一擊」。我唯一的感覺是「可笑」。我是屬於反工作組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組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學生，而且挑動學生批鬥我尊敬的老師和校長。我還寫了名為《非要顛倒黑白不可》的大字報支持聲援陳永康、何芳芳，並積極參與辯論。這下嚇壞了我的大哥，他不只在家裡反對我，而且跑到學校試圖阻止我的行動，要求我向工作組道歉「認罪」。我是理解大哥的，也知道他是因為父親已經「自絕於人民」，再不想看到自己的弟弟在政治上「出事」了。而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學會「明哲保身」，我的性格是明知不可而非為之的倔強。
初嘗被「孤立」的滋昧
不知為什麼，我們班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范光義。一天晚上，班裡的幾個人在徐赤裔家寫了一篇大字報，結論是范是「主觀反黨」，起碼也是「流氓」（班裡的一個女生揭發他以幫助其提高思想為名對其騷擾）。我是堅決不同意的，另外一個叫李乃立的女生也同意我的看法。於是在班裡就展開了對范、盧、李的批判攻勢，而且還形成了一個充滿矛盾的「邏輯」：要想整倒范就需先整倒盧與李，而要整倒盧與李，又必須先整倒范。我平生第一次被「孤立」起來。而且第一次嘗到了被「孤立」後的寂寞。雖然我私下認為這種孤立是光榮的。范曾經跟我說，如果我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你怎麼辦，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和你一起去勞改嘍。在那個並不長的一段時間裡，只有我、范、李在暗中交往。在那個大字報漫天、口沫橫飛的日子裡，我也因被孤立而稍許清醒了些，少了些盲目與衝動，多了些冷靜與思考。
驚動最高層
師大附中的學生中，因為幹部子弟尤其是高級幹部子弟相對較多，所以運動初期師大附中就成了劉少奇了解運動領導運動在中學的一個點（大學的點是清華大學，因為劉少奇的另一個女兒劉濤在那裡上學。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點。）不知劉平平回家是怎樣向其父親匯報學校反工作組的情況的，劉少奇找來包括劉平平在內的校「文革委員會」成員談話說「出現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摘自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二七頁）。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劉居然把反工作組的後台定為我們班的牛德龍。牛德龍在班裡是典型的「浪蕩公子」，常常遲到早退，甚至不上課去看電影，成績自然不算好。在我們的眼裡是「自由主義」的落後分子。我是到高三時才對他有所了解的。因為座位挨在一起，平時常天南海北地聊天，發現他是很聰明有獨立見解的，他的「奇貌」、「奇行」，其實是桀驁不馴的外在表現。可能正因為此，才把他定性為「後台」吧。一般人可以不理解他，甚至曲解於他，但作為如此高級的中央領導也能看走了眼，我想一方面是匯報者之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劉是怎樣按共產黨傳統的辦法領導運動，而這場突如其來的運動又不是他所理解的，因此作出了這樣「奇怪」、「可笑」的判斷。
批鬥牛德龍
那一天，揭露、批判的大會在三樓會議室召開。牛德龍用水沖洗了頭，一步步緩慢地走進會議室，在「被批判」席上坐下，不管是工作組也好憤怒的學生也好，在他們聲色俱厲的質問中，他始終一言不發，甚至連眼皮也不抬－抬，充滿了冷靜、默然和蔑視。從那一刻起，我服膺了，認定了他才是我一生可以交心敞懷的朋友與知己。
他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份子，曾在美國留學八年，回國後一直保持低調，其父親不知什麼原因，不再參加任何工作，少言寡語，但仍然閱讀和查看英文書籍資料。母親則在師範大學任圖書館學教授。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牛德龍作為反工作組的「後台」被批鬥以後，勒令在家檢查反省，他也正樂得如此。記得我是早晨去的，他的母親給我作了一碗米酒，還在裡面打了一個荷包蛋。沒想到我卻滿臉通紅，竟有些醉眼朦朧了。也是自此我了解了自己的酒量。對此我曾有一首小詩「天生小酒人，微醉自沉淪。常懷羞慚意，無為涓滴紅。」
我常常一個人到他那裡去，尤其是在那－次「離經叛道」的談話和決定書寫「反動」傳單後，就去得更勤了。他母親是個慈眉善目的有教養的老人，經常囑咐我一些要注意的問題，比如我的過於耿介過於喜怒好惡皆形於色的性格，這是我的那幾個朋友也經常反覆諄諄於我的。還比如，在我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在學校給新招來的學生代課，就特別提醒我要注意與女生的關係，因為她老人家知道，女孩子是特別容易喜歡我的，這是除父母親外，只有他們像父母一樣關愛我，時時給我以教誨，令我至今仍感激銘刻於心。我們五人的開始學習英語也是德龍的父母兩位老人看到我們每天百無聊賴，就向我們建議，並親自為我們授課。他們說，不要文化，不讀書的狀況是絕不能長久的，只要學，就一定會有用的時候。所以一直到了沁縣李家溝我也沒有放棄，堅持學了下去。而牛德龍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自學起了中醫，並在中藥的鑑別上有所成就，以後他又專注於研究民國史，在滿床滿櫃滿屋的書海里探隱索微，對那個時代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歷史學家——作了詳盡而又獨闢蹊徑的考證、歸納和評說，獲得丁東等學者的高度讚賞。
驚見毆打校長
自反工作組風波以後，我就不再是班裡的核心小組成員，而且不允許我再參加班裡的運動，作為「白專分子」讓我一個人到學校食堂前的洗浴間裡反省。我也樂得清閒，每天在學校食堂門前的浴室里「反省」、看書、抄中外民歌二百首，《赫魯雪夫主義》、《多餘的話》就是在那裡抄錄的。期間有一件事令我震驚：一天的傍晚，我從無人看管的「反省禁閉」室里出來，經過校門口時，我被驚呆了，只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分別站成兩排，幾個穿著軍裝的學生，有幾個是我認識的高級幹部的子女（恕不點名，但願他們已在心裡為此做了懺悔，儘管她們也曾在這場運動中吃盡了苦頭受盡了生死的折磨），她（他）們凶神惡煞般地掄著帶銅頭的皮鞭，輪流抽打著他們的老師和校長，而讓我感動不已的是，校長劉超冷冷地說：如果有罪，罪在我一人，要打，就打我一個人吧！自然遭來更猛的劈頭蓋臉的抽打，以至他老人家的眼鏡也被打落了。當時只有一個人，以前是負責團的工作的，每次他的講話，是那麼充滿激情，那麼充滿理想的革命的感召力，而在皮鞭面前，他那帶著磁性般的雄辯卻變成了苦苦的求饒。我站著，不忍目睹地看著，心裡卻在想是什麼使這些往日的同學充滿如此大的仇恨呢？在這一群人里，只有校長劉超是不失為一個真正的人的稱號的。正因為此，在工作組撤退後，在「鬥、批、改」的運動中，對劉超校長是幾類幹部而爭論不休時，我獨自以師一兵署名寫了三篇名為《要有更多的一把手站出來》的大字報，反覆強調劉校長是好校長。（這三篇大字報的底稿至今還保留著。）我也只看到劉校長一人在瑟瑟的寒風中透過那高度近視的眼鏡，仔細認真地看著。因為大部分大字報是把劉校長當做要打倒的三類甚至四類的「走資派」痛加批判的。我的這篇大字報一定在蕭瑟秋風中，給他帶來一絲溫情和暖意，他可能至死也沒有想到這篇大字報的來歷與作者吧。
獨往獨來
因為被孤立，我就被迫地只能獨來獨往了，雖不能「天馬行空」，卻可以按自己的願望獨自行動。當大字報鋪天蓋地，喧囂鼎沸的時候，我一個人去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主要目的是收集陳毅的所謂「黑話」。我是佩服陳毅的率直和正氣的，在那個打到一切的邪風惡浪中，在幾乎所有的人都像林彪一樣肉麻地大搞個人崇拜、助紂為虐，或盲目地歇斯底里地毫無人性地毀滅文明、誅殺人命的時候，只有陳毅一個人敢於頂風直言。我的收集陳毅的黑材料，不是為了批判而是想在那裡尋求認同。我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聽聞陳毅逝世的消息後，在李家溝的一豆油燈下，悲憤地寫下了《悼陳毅》，以此表達我對陳毅的感佩：
〈悼陳毅〉
磊落比日月，正氣凌天涯。笑對眾妖孽，只語破真假。挺身抗洪逆，怒諫宮門下。
萬民方有持，泣聞閻羅伐。眾星漸隕落，千古遺君話。定後還如夢，茫茫我中華。
除了去外語學院收集陳毅的「黑材料」外，我還收集了大量傳單、黑材料、批判冊，打算以後做研究用，可惜去插隊後留在家裡被棄毀了。
批鬥王光美的大會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我獨自到清華大學看了王光美的批斗大會，真是人潮洶湧喧囂鼎沸。王光美是被押解進會場的。陪鬥的有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三百餘位大小「走資派」。我孤自一人站在最後邊，三十萬與其說是憤怒的不如說是瘋狂了的大學生中學生，都像我一樣伸長了脖子，不禁使我想起魯迅在小說《藥》中描寫的那樣：「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有一堆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著。」我覺得，這時的我就是那個老栓，只是不買「血饅頭」罷了。大約十分鐘還不到，我就不耐也不忍再看下去，於是悄悄地退走了。我又一次嘗到了孤獨的好處，如果不是我獨自一人，而是跟著一個「造反組織」一個「紅衛兵團」，那麼我的提前退出，就會被看做是不忠的「逃兵」。
臭蟲、跳蚤與狼
我這是第二次到清華大學的，第一次是在我高一的時候，和弟弟一起來看在這裡讀書的大哥。在清華池遊了泳，在飯堂吃了飯，還參觀了那裡的圖書館。晚上睡在了大哥的宿舍里，卻被跳蚤和臭蟲咬醒了。那個時候我是滿懷信心兩年後接大哥的班到這裡讀書的。自然沒有想到這不過是一場夢，更沒有想到，第一次是臭蟲、跳蚤用我的血滿足了它的血的貪慾，這一次卻是一群我仰慕的哥哥姐姐們，像兇惡的狼一樣演出了這樣的一場惡作劇。是誰之過誰之罪？現在是已經很清楚了，也明白了這是幾十年來仇恨教育的必然結果，我那天生與來的憐憫是如此可憐如此蒼白。
自此，我就再也不出來看大字報再也不去參加任何的批判會了。
「沉默的大多數」
因為被孤立被反省，我在感到孤獨的同時，卻得到了意外的收穫。首先，我自此開始厭惡和疏離運動，通過自己的經歷和境遇發現這場運動，看似是來勢兇猛光明正大的群眾運動，其實是群眾不明所以，而且互相內亂內鬥，是非並不由我們自己來判斷和決定。不要說我們這些小小的學生群，就是老師校長也自身難保。而在全北京掀起的「抄家」、「破四舊」，可以任意地毆打以至致人於死命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更令我膛目結舌。
我這個原來班裡的風雲頭面人物，成了「孤家寡人」的時候，牛德龍、俞瑚、郭乙林、楊克勤、何忠瑜，這些在三年中幾乎沒有什麼接觸的「沉默的大多數」卻認同了我，成了我苦悶寂寞中的朋友和知音。成了我文革十年以至一生中生活上、感情上、思想上的親如兄弟的夥伴與知己。從此，我們五人（不包括何忠瑜）遠離運動，在一起下圍棋、議論調侃世事、遊山玩水、聚餐，後來還一起拜牛德龍的父母為師學起了英文（我們中學六年一直學的是俄語）。那時班裡的一些人把我們五人稱為「二流堂」（抗戰時位於陪都重慶的「碧廬」里，聚集了一批自由散漫落拓不羈而又堅持抗戰反對專制獨裁的文化人，如夏衍、吳祖光、馮亦代、黃苗子等，並戲稱為「二流堂」。這些人在文革中無一倖免），也就是不務文革「正業」的意思。
忘年交
俞瑚的母親是個快言快語性格潑辣有定見的老太太。她老人家是一九四九年前北京一個供電公司大老闆的千金小姐，她的父親是個有遠見的人，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給了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公司職員，從而保證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運動都得以平安免災。
俞瑚家因離學校只有數百步便成了我們的主要聚會點，他的眾多的哥哥姐姐，都是大學畢業生，大哥還在延安抗大學習過，在人民日報擔任一個版面的主編，其二哥是軍校的教員，她的幾個姐姐都曾留學蘇聯，在北京應當算是個世家了。他的母親與我尤其投緣，是忘年交，只要我一去，老太太就特別高興。有一次我剛進門，老太太正在穿衣準備去王府井大樓，馬上說，我不去了，要和我「兒子」擺龍門。老人家見多識廣，語鋒機敏而又幽默，我們是無所不談，尤其愛議論當前的運動，彭真被打倒，她就說還是彭青天在時的北京好，說到彭德懷，就說如果大家都像彭德懷，天下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和她侃大山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口無遮攔，直抒胸中塊壘。她還向我談起，運動初期紅衛兵要批鬥她，說她是資本家的狗崽子臭小姐，她反駁道，我生下來剛一露頭，發現是資本家，總不能把頭再縮回去吧？惹得紅衛兵大笑而散。為了防止紅衛兵繼續揪鬥，她就不住自有的老宅子裡了，而是輪流到兒女家。說到這裡老太太開懷地笑道，我這是在和這些不知高低的孩子們「捉迷藏」、「打游擊」，想和我鬥，他們還嫩了點！我也向老太太談起我的父親母親，她說，你的父親太天真，太輕信了！對我的母親則充滿了同情與憐憫。後來她還假借一個機會，特意去看望了我的媽媽。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七年，這裡一直是我的另一個家，一個格外溫暖可以傾吐心聲的家。記得一九八六年我要去深圳蛇口，她讓我給她帶一個打麻將用的「骰子」，八七年我去送「骰子」的時候，她老人家是躺在裡屋的床上，一聽到我的聲音，馬上把我叫了進去。我坐在床邊，握著老人的手，那一雙激動起來就會揮舞指點的手已經乾枯無力了，只有那兩隻眼睛仍然是那麼炯炯有神。我們這一對忘年交的「母子」仍然像以往一樣傾談著，只是聲音小了許多。沒想到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最後一次談話了，至今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還像刀刻一樣銘印在我的心中。
俞瑚是俞家的老末，他母親四十多歲才生下他。在父母哥哥姐姐的呵護下，性格就比較懦弱，乏謀寡斷。但心地善良，正直正派。看似寡言少語其實是幽默有趣的，一張嘴就口出妙語。他在李家溝是最能吃苦最任勞任怨的，不管讓他幹什麼從沒有異議和埋怨，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受苦」。他和我是最交心的，兩人在一起，連最隱蔽的純個人的私情私話都直瀉無遺。他的母親最放不下心的就是這個麼兒。所以在面臨分配下鄉的時候，他原本是可以去東北的虎林，或青海的西寧當工人的，起碼也可以去黑龍江軍墾（我們班大部分人都去了那裡），那裡是每月有三十塊錢的收入的。她母親卻說，盧叔寧到哪裡，俞瑚就到那裡，這樣她老人家才放心，實際上是把俞瑚託付給了我。
書寫「反動」傳單
經文革初期的狂熱，歷工作組期間的內鬥，我們五人相識相知，除了軍訓中還去學校參加由解放軍管理領導的所謂「學習」外，我們是漸漸疏遠甚至遠離於運動之外，成為「逍遙派」。文革期間，「逍遙派」人數的比例是很大的。而且高中的比初中的多，我們班絕大部分同學在工作組撤走以後，除了短暫的軍訓和大串聯外，甚至連學校也很少來。恐怕是因為他們更理智更清醒的緣故。紅衛兵運動在其初期只是一少部分人，尤其是那一部分因為父母受到衝擊，由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一下子跌到「黑九類」的幹部子弟的泄憤和開始反思的行動。我想其它學校，包括大專院校恐怕也大致如此吧。至於工人、農民、軍人也介入運動以後，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為閒暇無聊之極，便下棋、聚會，聊渡寶貴的青春時光。後來就到頤和園、香山、潭柘寺、北海等地遊玩。在湖光山色中消受寂寞與苦悶。正是在這苦悶中，我開始了對運動對生活的粗淺而幼稚的思考。一九六七年的一天，牛德龍到我家閒聊，在送他回家的路上，與他圍著友誼醫院散步，我首先談了對運動的一些疑惑和看法，他馬上表示「心有戚戚焉」。煩憂之時遇知音，兩人越談越投合越聊越深入。竟至在那「紅色恐怖」最激烈殘酷的時候，斗膽地打算有所行動。也許是還太年輕吧，也許是我們的熱血還不甘於就此僵冷吧，兩人決定寫傳單，向社會表達我們的看法和思考，這是虎口摸須，「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我起草了底稿，大意是：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應只重老三篇，更重要的應當是「實踐論」和「矛盾論」，否則就是愚民，其二是對這麼多功勳卓著的老幹部被打倒無法理解和認同，最後提出了對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在許多說法作法上的懷疑。然後我們就到陶然亭、天壇公園去複寫並準備散發。有一天還利用他的父母外出，我們兩人就在他家裡加緊複寫。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的做法真是太輕率太冒險了。公然在公園的茶室里、石凳上，戴著白手套複寫如此「反動」透頂的傳單，不是自動把頭伸向絞索嗎？而周圍的遊人看客居然「無動於衷」，是他們的警惕性太差了呢，還是因為我們的行動過於奇險過於大膽，反倒使這些人放鬆了警惕，也許是在冥冥之中有神靈在保佑著我們這一對「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膽大包天」的年輕人吧！
這個行動我們兩人是絕對保密的，連俞瑚、克勤、乙林都沒有告訴。因為複寫的份數還不多，也沒來得及散發，我就匆匆地隻身去了東北，原稿和印本就存在德龍那裡。不料東北落腳未成，反淚雨痛歸，才知道他已將所有印本在天安門東廁所里付於穢水了，我自然理解他的苦衷，只遺憾原稿的沒有留存。
無聊難覓書
那個時候，最大的苦悶是窮極無聊，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記中，是這樣傾瀉自己的感受的：「生活已經空乏到了極點。除了一日三餐、睡覺、休息外，沒有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有益的和有意義的事干，好像活著就是為了活著。這麼大的個子，在世上已度過二十個春夏秋冬的小伙子，卻仍然閒得連手往什麼地方放都不知道，這還有什麼意思呢？想看點書，積存的可憐的一點兒已經反覆讀了幾遍，連以往不屑看的也翻了出來。而到外面——無論是買還是借，又都是貧乏到了極點，陋淺到了極點，好像中國根本沒有什麼書一樣。於是就這樣虛度著、焦灼著、等待著……」（第了一七頁）
冷眼「怪像」
也許是為了填補這無邊無垠的空虛吧，我一邊冷眼觀看文革中的這一幕幕非常理非常情非常識的怪像，在感到不解、疑惑以至反感和厭惡的同時，開始了最初的思考。尤其是瘋狂地吹捧毛，以及各種極端的做法，是稍有理性稍有良心的人無法接受的。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對於一個以極『左』面貌出現的人，幼稚者是因為不成熟，年輕人是因為喜歡激進，總之他們是願意表示更革命一些，這是無可非議的。但對於那些成熟的人，那些已經懂得一些馬列主義，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一些錘鍊，而且完全可以看出左傾還是右傾的人，仍然以極左面貌出現，則必然是別有用心，是想以此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對這種人，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是偽君子是投機者是野心家。……這種人是最危險的，必須牢牢提防時刻警惕。」（第五至六頁）還提出：「現在形勢愈來愈迫急地需要我們對整個運動作個全面客觀深入的分析總結了。已不能停留在麟毛鳳角地孤立地考察各種事物了。需要把一系列看來是個別孤立的事物聯繫起來，找出其內在的引線和根本的原因，從而作出切合實際的結論了。雖然，由於某些原因（為水準所限，材料不全以及其它等等）這些分析和總結還只能限於大腦的思索」（第八頁）在敘述了自一九六五年以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批判」、「打倒」事件後，認為：「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把它由分散而有機的聯繫起來，並貫之以一條線，這樣才能洞察出其中的根本，才能成為一個清醒的革命者。」（第九頁）所以，我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四日，就提出我的判斷和疑問：「任何事物都是有針對性的，但是針對本身只意味要對立的鬥爭，而不是什麼貌似激烈、過火，因為這樣只會使事物走向反面，使矛盾發生轉化，如果前一段的行動還可以用針對性來解釋，用矯枉必須過正的道理來解釋，還可以蒙人耳目的話，那麼現在如此大喊大叫，更加歇斯底里，又是針對什麼呢？這是百思而不得一解的。唯一可以解通的就是，讓真理的腳步在更趨華藻、浮誇的革命口號的喧譁中上再往前邁出幾步，這樣就更容易達到謬誤的境地。就可以更廣泛更深入地掀起一股『群眾』的風，而掀風者就可躲在群眾的後面，坐食漁利。歷史是不應當隨便開玩笑的，難道社會這個產婆真要生下這畸形的，同母所生，而相貌又截然相反的同胞胎嗎？」（第一六頁）到了山西李家溝，我的思想就是以此為出發點繼續一步步深入，從而得出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的。
摘自盧叔寧：《一個黑五類的文革自述——苦難、不屈與求索》，台灣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