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和捍衛自由民主，是作為現代公民保障自身公民身份，不成為臣民、工具、炮灰、「韭菜」的基本前提。雖然這從廣義上也是一種「績效主義」，但起碼並不是只重視物質、只看經濟、只看GDP的更加狹隘的「績效」。
從19世紀至今，世界各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往往都是以對自由民主本身的追求，或以民主為實現其他權利與政治訴求為目的，而並不將經濟和物質作為追求民主的、進一步的、根本的目的。「不自由，毋寧死」，正是人們將自由看做超越生命、超越各種物質的寫照。法國大革命、國際反法西斯戰爭、蘇東劇變，雖不乏物質動機，但主要是為了民主、自由、正義，否則人們不會捨生忘死的抗爭、仁人志士放棄優厚生活而寧可接受牢獄之災。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國人許多次政治抗爭，也都強調對民主本身的嚮往，而主要不是希望通過實現民主給自己帶來物質利益。
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從毛時代極端的政治狂熱、刻意抑制甚至摧毀物質需求，又逐漸走向了極度的功利主義、務實主義，一切向「錢」看、無利不起早。1989年的八九民運，是一部分仍然還有理想的人尤其青年學生，為了中華民族百年民主夢想，而做出的抗爭。
但之後，中國人逐漸喪失了殘存的理想主義，普遍而徹底的沉淪。包括高校學生和社會精英在內的人，也成了「精緻利己主義者」。他們不僅全身心追求私利、沉迷物慾，不願再參與政治、為公共利益抗爭，甚至都不能理解曾經的許多中國人那種純真的理想，如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對這些理想追求、精神品質，甚至加以譏諷、嘲弄。
而同時，1989年之後的幾十年，中國經濟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有了改善。哪怕這只是之前中國經歷長期戰爭、內亂、非正常社會後，和平及部分走向常態後的必然。中共利用壓榨工農、迫害弱勢群體換來的「低人權優勢」，以及全世界生產力的提高，一定程度實現了發展、滿足了中上層的物質和服務需求，也順便讓大多數民眾實現了溫飽。而中共的統治，也物質改善和高壓控制這「兩手抓」，越發的穩固。
這樣的背景下，也就出現了「六四鎮壓的好、民主了會亂」這樣的奇談怪論，以及績效主義的辯護思維。同樣績效主義的，還包括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高度讚美。
筆者個人也是承認鄧江胡等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的。但筆者同時也反對對他們過度拔高，以及因其經濟成就而忽視民主人權問題。
若論績效主義及經濟貢獻，韓國的朴正熙、全鬥煥、盧泰愚等人，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諾切特等，其經濟貢獻、對其國家經濟發展的提高和民生改善貢獻，都比鄧江胡等人更大。如朴正熙直接將韓國從極為貧困國家拉到准已開發國家，並為之後韓國成為已開發國家奠定堅實基礎。
但這些外國獨裁者，在其國內和國際上，都以負面評價為主，雖一些人承認其經濟貢獻，但絕不會以此掩蓋其專制獨裁和對人民的殺戮，也不認為沒了某某具體的人，國家就發展不了。經濟貢獻在於人民的勞動、奮鬥，而非獨裁者的恩賜、專制統治的福音。即便統治者起到重要作用，人們也不會因其經濟貢獻而無視其人權侵害罪責。
而這些國家即便經濟長足發展，也並沒有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步伐。韓國、台灣、西班牙、智利等經濟高歌猛進時，民主化浪潮不僅沒有退潮，還更加洶湧。這些國家地區的人們，既不會覺得「沒吃飽飯追求民主有什麼用」，也不會認為「飯都吃飽了還追求民主有什麼用」，而是無論經濟繁榮與否、個人溫飽與富裕與否，都積極追求民主。因為民主本身就是重要的，就是價值和訴求，而並不因經濟績效好壞來決定是否追求民主（雖然經濟和民生狀況確實會影響民主運動）。
人類從遠古發展到現代，尤其到了20世紀，已不再是茹毛飲血、以殺戮為榮、黔首百姓跪迎帝王的時代。現代社會，人們顯然應該在物質之外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人民大眾也應有更多尊嚴感與權利意識。如果只追逐物質，那與禽獸沒有本質區別。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締結基於人人平等的社會契約，每個人都平等而有尊嚴的生活，對自身權利和他人命運都有路徑關心、對公共事務能夠參與討論和決策，才是這個時代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都應當追求的。
不僅自由民主，人們的身份認同、民族情感、道德操守、宗教信仰，都不應以績效主義、功利化態度對待、轉變、堅持、捨棄。許多中國人經歷貧困的過去、活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一切都以物質利益作為評判和取捨標準，顯然是狹隘、短視、不可取的。
中共官方及其支持者以經濟發展問題，來為六四鎮壓辯護、貶低八九民運及其他政治抗爭、貶損民主抗爭者和人權捍衛者，無論從績效還是非績效角度，都是不成立的。而民主，也不應是一個績效問題，起碼不是將績效作為第一位的問題，而是自然法權問題，是人類社會應實行的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組成部分，是捍衛各種權利和人格的基石，是每個人都應享有的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
（本文已發表於《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