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7日，由中國行為法學會財經專業委員會、中國經濟新聞聯播、北京律師法學研究會主辦，《人民法治》雜誌社、中國律師博物館支持的《民營經濟促進法》實施研討會在北京召開。
會中，與會學術嘉賓給予《民促法》極高評價，而身處一線的企業家代表，上海麗豪東站大酒店董事長陳丐傑的發言《法治護航–共築國企民企公平合作新生態》雖然波瀾不驚，卻給現場帶來一陣別樣的風。
那個悲情的創業故事無聲勝有聲，故事的關鍵詞包括異地創業，民企與省企、地企的利益交織與博弈，省企與地企的互相角力和扯皮，疫情封控導致的穹頂之殤，恢復經營過程中涉及的諸多旋轉門等等，點點滴滴有形無形的權力屏障構築了一張巨大的利益網，讓這家企業出不去、進不來，陷於進退兩難的經營困境。
放眼全國，並非孤例。筆者跟蹤數年的廣東觀音山國家森林公園，遭遇地方各種行政壁壘、中途毀約，儘管在不懈努力下實現了階段性生存目標，但尚能堅持多久，只有天知道。
其它更為人知的肇始於20多年前「郎顧之爭」的「國進民退」大潮，其核心人物顧雛軍的維權進程依然艱難。其頭頂白色「草民無罪」高帽的悽慘形象，似乎正成為民企命運的隱喻。
還有中國第一家民營航空的創立者，蘭世立們的曲折人生呢？
年逾古稀的牟其中們呢？
實在無法一一概述，妄論細述了。
此情此景，《民促法》如何有所作為？
竊以為，「唱多」並不能掩蓋《民促法》的現實境遇。如想得到與「唱多、期待」相匹配的社會認同，在未來需從近、中、遠三個周期目標實現從量到質的突破。這也是本人基於社會轉型研究視角下，一直懷揣的三個夢想。
近期目標有二個：
第一，迎頭而上痛擊人神共憤的遠洋捕撈，制止各種公權對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的清零式捕殺，回歸法治理性。這是、也只是應對長期通縮和三年疫控衝擊的重要止損手段之一。
第二，亟需用各種讓人信服的負面典型案例來證明。比如，對明中暗裡消極對抗《民促法》的各級執法、行政部門和個人，除了法條中「應當」式勸告，能不能拿出與遠洋捕撈同等的懲處力度？
沒有負面案例，就是最好的結果。正面案例，就是沒有案例。
中期目標，為所有遭受幾十年冤屈的民營企業家正名和平反。
曾經，中國民營企業有「十年周期率」的魔咒，當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僅為3.7年，「量大命短」的困局不但並未打破，而且離曾經的「黃金十年」也遙不可及了。權力干預和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主因和外因。
不在監獄，就在走向監獄的路上。多年來，涉及民營企業家犯罪的司法實踐，累積了大量的冤案，絕大多數，都是以刑罪之名行罰沒財產之實。
多數刑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理應在立法、司法全流程改弦更張，還民營企業家和民營經濟以清白之身。這與改革之初相呼應，是利國利黨利民的全勝之舉。
遠期目標，從民營到民有，實現「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目標。
若干年來，關於民營企業的政策條款，粗略統計約達數百條。《民促法》被喻為「政策匯總法」，其急救章和應景性可見一斑。
是名符其實的恆定法，還是一如既住的「政策法」，《民促法》需要自證其實。實現所有經濟主體的市場地位平等和法治公平，特別在「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論述面前，尤顯重要。
有恆產者有恆心。讓千萬民營企業祛除「生存抑鬱」，回歸市場主體本色，這是符合人性本質、符命市場經濟規律、符合國際規範、符合現代文明的革命性變革，也是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潛能的不二之策。
總之，《民促法》生而逢時，但也前途坎坷，荊棘密布，顯然未到額首稱慶之時。
作為媒體人和社會轉型研究者，我們既要傳播制度紅利，更要監督追蹤法律落地最後一公里的「腸梗阻」問題。值此北京律師法學研究會降重上線「中國律師法學行業百家訪談」網絡電視節目——《為律界留聲》之際，我們也將繼續努力，為各行各業講好中國的法治故事！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