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凱生於1946年，生前曾擔任中國《人民日報》社駐深圳記者站站長及《海南日報》總編輯。1989年時，《海南日報》在他的主持下，曾將《人民日報》將八九民運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從頭版頭條下撤至第四版，並在 中共當局開始在北京戒嚴時，表達對趙紫陽的支持。其後，程凱遭撤職審查，被迫流亡美國。在美國時，他長期定居在加州灣區，積極投身中國民主運動。此外，他曾為自由亞洲電台擔任過多年的特約記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凱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奧克蘭去世，享年78歲。
本台獲得家屬授權，獨家刊登程凱的回憶錄「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陸續刊出。
人生無遺憾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惡疾，隨時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對我的人生並無遺憾。我的人生很豐富，我經歷過大躍進、大饑荒、文革浩劫那些瘋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經歷過中共建政後有唯一的「黃金十年」之稱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過自己的理想，並為之奮鬥，雖然未曾成功，並因我個人和國家改革開放的整體失敗而辭國流亡。但人生的追求並非都有結果，只要為之奮鬥過，就應該對自己的生命感到滿足。
我是一名職業記者，我人生和職業的使命是用文字記錄我所經歷、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卻一直沒有想過寫一部自己的回憶錄。一個人的生命歷程與人類的歷史比較起來，微不足道，就像駕著一葉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後留下一道水波，瞬間不見了痕跡。從古到今，人類每天寫下數以億萬計的文字，能在世間流傳的能有多少？我喜歡逛書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國舊金山灣區有十幾家中文書店，是我常常流連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書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幾位極負盛名的作家曾經熱銷一時的著作，熱度過後，被丟棄在降價處理的書架上，一元錢一本，無人問津，最後將被作為廢紙處理掉。我站在書架前面沉默良久，為這些躺在一元一本書架上的名著和撰寫這些名著的作家傷感。於是我想到，如果我寫一本回憶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運可能還不如這些躺在書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後每次逛書店，站在降價處理的書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寫回憶錄的念頭。
我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長的中國，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國。在中國，我從廣播電台到報紙，從廣州的《羊城晚報》到北京的《人民日報》；從見習記者、記者、高級記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的總編輯；從採訪農村、工廠、商店、學校、軍隊、黨政機關，到1980年代報導和參與深圳、海南兩個經濟特區的創立與建設；從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殺；從中共的高級幹部，到辭國離鄉、被列入禁止回國黑名單；從混跡於中國的上層社會，到掙扎於美國社會的底層；從充當中共的喉舌，到成為美國的媒體人，為美國政府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擔任美西特約記者長達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歷盡滄桑，飽經變故，閱人無數。我大約二十五年中國大陸中共媒體人生涯，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見證並報導上個世紀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們稱做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十年。
我在1980年代中國新聞界中不算出眾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趙紫陽為首、地方以梁湘為代表的中共黨內改革派，而在新聞界則是高舉新聞改革大旗的《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胡績偉，以及扼殺改革的鄧小平、陳雲，等等。我只是改革陣營的一位普通成員，是改革先驅們的追隨者。因為我是一名記者，使我有幸見證了、記錄了、並且參與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從興起、發展到失敗的全過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後的人生的跌宕與榮辱，都與1980年代連在一起。
多年來，不斷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不把那十年的經歷寫下來？我把不寫回憶錄的原因告訴他們。一位與我一起從1980年代走過來的朋友說，我的想法從「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從「留史」的角度則不可取。如今在中國，官方刻意的將1980年代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包括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們不讓人們知道中國曾有過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反右、大饑荒、文革浩劫、89民運和六四屠殺，年青人也不知道上個世紀的中國曾有過一個黃金80年代。朋友說：每個人活著要講真話，死了要把真話留給後人，這對中國尤其重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謊言寫成。上個世紀80年代的開始，80年代的過程，80年代的結局，都被中共的謊言掩蓋著、歪曲著，不但後來者懵然不知，當年的親歷者也都漸漸淡忘。只有把那個年代的歷史真相寫出來，儘管寫的只是歷史的片段，也可告訴當今和後來人，中國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後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給中國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贖的年代。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們精神振奮、思緒飛揚，每個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義；那個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機會一酬壯志的年代。如果那個年代延續下去，中華民族不至於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淪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國共產黨不至於成為如今日這樣惡貫滿盈、與人類為敵的犯罪集團。
我是從中共體制內走出來的人，別人看來，我的臉上有一記中共體制的烙印，我並不介意，也無需掩飾。我與在中共體制外、長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樣，揭露和譴責中共的罪行，但我與他們中一些人的區別在於，我願意理性的看待中國的1980年代，主張給予在那個年代抱有真誠的救國救民願望、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而探索、奮鬥、犧牲的老一輩中國共產黨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評價。我希望人們不要用今日中共黨徒的無惡不作來否定中國共產黨曾有過善良、正直、勇敢，為國家與民族無私奉獻的人，不要用人們今日的大徹大悟來否定當年人們的混沌初開、大夢初醒。而且我還認為，中國的改變，在於推動中國共產黨的改變；海外中國民運如果繼續拒絕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合作，仍將一事無成。
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歷史常常以驚人的相似重現。未來的中國成為什麼樣，誰也說不準。我相信未來的中國不會永遠像今天這樣，也許變好了，也許更壞。當然，未來的中國，我見不到了。我辭國三十多年，被當局阻斷了回國之路。我曾經對故國的河山、文化、親友有過強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經被中國越來越嚴酷的專制政治阻斷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漸的淡如輕煙薄霧了。現在的我，已經不為我曾經思念或愛戀的祖國所困擾、所折磨，但我對那個國家，對那個國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著與當今許多中國人完全不同的記憶。
1980年代，已經逝去，永遠回不來了。那麼就趁我生命仍未結束，記憶仍未消失，仍然能夠思維和敲打鍵盤，就記錄下我對1980年代的回憶吧。我不是史學家，沒有能力全面記錄那一段歷史；我不是理論家，也沒有能力對那個年代做理論的闡述；作為一名記者，我只能對那個年代我個人經歷的人和事如實道來。歷史會被人打扮粉飾，理論常常荒謬蒼白，唯有事實永遠閃亮。我的文字寫給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他們可以從讀我的回憶，緬懷當年他們所經歷的人和事，喚回已經遠去的理想和情懷；我的文字寫給未曾經歷那個時代的後來人，他們可以從讀我的回憶，知道中共建政後也曾存在一個有詩歌與遠方，有熱血與浪漫，有漫天風華、遍地風流的年代；同時也寫給我的無憾人生，即使我的這些文字被擺到書架上無人問津，在浩瀚的網絡中無影無蹤，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滿足。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間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間發生的，它猝死於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歷史事件——六四屠殺。六四，是對和平請願要求反貪污、反官倒的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大屠殺，也是對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殺。我則在這場大屠殺後，告別了1980年代，辭別祖國和親人，成為流亡海外的中國政治異議人士。
（一）
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報》總編輯崗位上。雖然在席捲全國的89民運期間，我沒有參加遊行示威請願活動，六四屠殺後，我也沒有被通緝、被追捕，我沒有機會展現自己與首都大學生、市民和新聞工作者那樣的風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臟不適和嚴重的胃病住進了海南人民醫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門廣場風雲乍起，我心中震驚、傷感、迷惘、悲痛，預感會有一場悲劇發生。我以焦慮的心情注視著天安門廣場，但表面仍強作鎮定。我無法一天二十四小時呆在醫院裡，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駕車回報社，審閱稿件，安排版面，囑咐各部門的領導和編輯記者們小心謹慎。我不希望《海南日報》在這個敏感時刻發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問題。海南大學的師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我只准記者去了解情況，采寫「內參」，送交省領導閱讀，而以「沒有接到省委的指示」為由，拒絕公開報導，招致大學生們到報社門前抗議，指名道姓要我出來與他們對話；我指示報社保衛科緊閉大門，我沒有勇氣面對這些大學生。
當時，我內心的衝突極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的總編輯，我不能不忠於職守，不能逾越黨為黨報總編輯劃定的底線；同時，我也有自己作為人的良知底線不可逾越；這意味著，逾越其中的一條底線，必須放棄另一條底線。我對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表達訴求的北京學生寄予深深的支持與同情，作為新聞工作者，竟然置身於一個重大事件之外，這怎麼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時，我知道，如果堅守黨報總編輯的底線，放棄人的良知底線，那麼我的下半生就會在對自己的譴責和痛恨中度過；如果我堅守人的良知底線，放棄總編輯的底線，那就意味著失掉自己在中共體制內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將遭受無盡的苦難。
4月25日晚間，新華社電訊發來《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報社總編室主任趙希龍拿著社論電訊稿，火急火燎趕到醫院。我當然知道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論，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指示，必須將這篇社論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位置，製作一個通欄大字標題，以表示對社論積極擁護的態度。但我卻無法說服自己去理解、去認同這篇社論：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請願，為什麼要定性為動亂？明明是為了清除腐敗、推進國家的改革、開放，為什麼要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的心顫抖了，我知道黨中央有人起殺心了，他們的一個罪惡決定已經醞釀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覺到自己可能守不住黨報總編輯的底線了；我雖然沒有「國將不國，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氣，我起碼應該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訴趙希龍，將這篇社論從頭版頭條位置撤下來，放到第四版去，以表達我們對這篇社論的反對。我對趙希龍說：即使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有過火的行為，但群眾的一萬個錯誤，也比不上黨中央的一個錯誤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來，共產黨犯的錯誤太多了，現在又到犯錯誤的時候了。我說：我相信，民眾不會同意這篇社論，歷史遲早要否定這篇社論，為什麼要等到將來呢？我們現在就否定它！
那一天，從中央到全國三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各類報紙，如此以否定的態度處理四二六社論，唯《海南日報》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個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辦公廳電話，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論學習會。按照中共的傳統，省委機關報的總編輯列席省委常委會議，會議室里有我的一個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進常委會議室，從進門到我的座位，不過五、六米距離，平時，幾步就走到了，這一次卻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進門，常委們每人一份《海南日報》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異的眼神盯著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後幾步，我反而一陣輕鬆，心情出奇的平靜，我用驕傲、凜然的眼神掃了常委們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會，常委們除了輪流做一番空洞的擁護四二六社論的表態，卻沒有人質疑《海南日報》為什麼把這篇社論放到第四版；會後，省委書記許士傑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沒人找我談話。兩天後，我在省委禮堂門口碰到省長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說什麼卻沒有說；我也沒說什麼，對梁湘報之一笑。
那一天的省委常委會議，是從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與市民前去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到6月4日，解放軍端著衝鋒鎗、駕駛坦克車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前後50多天的時間，我唯一見到許士傑的一面。會後，我曾走到許士傑跟前，想請他對《海南日報》作指示，他裝作沒看見我，掉轉頭走開了。
《海南日報》是省委機關報，省委書記許士傑是我的直接領導，許士傑賦予我比一般部委、廳局領導更高的待遇，《海南日報》的重要評論和報導，反映的都是以許士傑為首的省委常委會的精神，有的就是許士傑本人的指示。許士傑很清楚，海南辦大特區，《海南日報》全國矚目，不僅各省市的黨政機關訂閱《海南日報》，中央領導，上至政治局委員、常委，下至部委辦的部長、主任，都通過《海南日報》了解海南大特區的情況，這對海南省一眾領導、尤其許士傑本人，極為重要。因此，我與海南的其他官員相比，面見許士傑格外容易。許士傑注重個人養生，他每天早七點起床跑步，每晚十點半入睡，十點過後，任何人，包括副書記、副省長，沒有特別緊急的事務，都不可打擾他，唯有我例外：為了審閱根據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會議精神撰寫的社論和重要報導，他常常等我到11點以後。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黨報編務與筆政的總編輯，都由資深新聞專業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筆，有倚馬可待的本事；不像現在的總編輯，由黨政官員出任，不懂辦報，只懂監督報人辦報。海南建省期，《海南日報》的重要社論大多由我撰寫，一篇兩千字左右的社論，從寫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閱清樣，大約兩個鐘頭。按照報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寫的社論，晚上九點鐘截稿前便可送許士傑審閱，不打擾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寫的社論，要十點過後才能送審。許士傑知道這是報社工作的常態，他只有為《海南日報》改變自己的早睡習慣。
但在四二六社論常委學習會後，我曾三次打電話，要求當面向他請示工作，都被他的秘書擋駕、拒絕。當我第三次被拒絕後，我恍然大悟，許士傑不見我，是在利用《海南日報》做一場賭博：如果中央以趙紫陽為首的一派與以鄧小平、李鵬為首的一派就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博弈中，作為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支持趙紫陽的立場被博弈的最終結果證明是對的，這份功勞當然屬於省委書記許士傑的；如果被證明是錯的，那麼許士傑就可把所有責任推到我身上，將來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動日程沒有記錄顯示，他在這段時間與我單獨見過面，或有任何接觸。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間，《海南日報》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而成了在我的主導下，我與我的同事們的同仁報。
我並非執意要卷進這場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去。我親歷過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聽過前輩講述野蠻血腥的鎮反、反右、大躍進，我預感到北京發生的民主運動，結局也許會比我經歷或聽說過的那些運動更悲慘。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代表總書記趙紫陽與天安門廣場學生對話，要求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不要給鄧小平、李鵬向學生動武提供理由，並且給黨內改革派一些時間，與保守派周旋、較量，但遭到學生領袖們的斷然拒絕，激進的學生領袖們絕不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合作。我的心頭被80年代的改革與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將毀於一旦的強烈預感籠罩著。葬送80年代與擊敗趙紫陽，是鄧小平、李鵬與天安門廣場激進的學生領袖共同完成的。但我並沒有因此放棄對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訴求的支持，也堅決反對當局後來對和平情願的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殺。也許是因為參與1980年代改革開放形成的堅定理念，也許是因為對新聞自由和新聞改革的強烈渴望，也許是因為對國家命運與前途的深度憂患，也許是因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喚，或許是因為鄧小平、李鵬等中央領導人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態度激起我的憤慨。當5月19日首都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後，二十多萬解放軍端著衝鋒鎗、駕駛著坦克車殺進北京，實行全城戒嚴，讓我覺得即使學生有一萬個錯，也不容遭受衝鋒鎗和坦克車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對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領導人與學生對話，中共黨內改革派能夠主導與學生的對話與合作，接受學生們提出的部分條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諾，讓學生們撤離天安門廣場；但5月19日後，我知道中國改革派大勢已去，天安門學生運動將陷入腥風血雨之中，我對共產黨絕望了。我別無選擇，我只能堅守自己的良知，在黨和人民兩者之間，站在黨的對立面，我不能跟著這個黨走向邪惡。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報》，我決心讓自己獲得一點新聞自由，儘管自由是短暫而有限的，並且將會付出慘重代價，但卻是中國的媒體人自1949年以來從未享有過，足以讓自己的新聞工作生涯，讓《海南日報》的歷史，在1980年代黃金十年死亡前夕，寫下最後的輝煌一頁。
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給我下的結論，從此，我「就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二）
我究竟走了多遠？「六四」以後，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組進駐報社，對我進行了徹底審查，寫出一篇翔實的《關於程凱同志在北京動亂期間所犯錯誤事實的調查報告》。報告發布時，我已經離開海南，一位朋友將報告的文本轉發給我，他說：這份《調查報告》，不僅僅是對我，也是對《海南日報》大多數新聞工作者，在89民運的洪流中，憑著自己的良知，作出歷史性選擇的記載。為再現這段歷史，我將《調查報告》的主要內容照錄如下：
《調查報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以後，政治分野已經清楚，形勢已趨明朗，但程凱同志仍然通過版面編排，運用版面語言，堅持表達自己的思想情緒，製造了錯誤的輿論導向。
1、執意發表趙紫陽同志的照片。程凱同志不聽勸告，在5月20日執意發表了趙紫陽同志看望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兩幅照片。關於如何處理趙紫陽的這兩幅照片，副總編輯楊宗生當時提出，為慎重起見，趙的照片最好不發，如要發，是否不要兩幅都發？但程凱同志認為，既然新華社對這兩幅照片沒有發來取消公鑒，說明趙紫陽還是總書記，兩幅照片都要發。楊宗生回到宿舍就寢前對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給程凱同志電話，提出這兩幅照片還是不發為好，程凱回答：「你別講了，我定了！」說完就放下了電話。這兩幅照片就這樣發表了。
2、借報導「匈」事件流露對戒嚴的不滿情緒。5月22日，《海南日報》在發表戒嚴部隊告市民書的同時，發了花邊新聞：《匈牙利面臨發生動盪的潛在危險》和《保證記者的正常採訪》。一版副主編王屬生在處理《匈》稿時，加上副標題：「應該不准任何力量利用軍隊來解決內政問題」。楊宗生發現後，將副標題刪掉，並對值班的同志說：「如果這條稿要發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場的同志都同意這個意見。當晚程凱來到總編室，看了版面安排，說：「這條稿可用，副標題照用，我負責。」還親自把被刪掉了的副標題重新寫上，稿子也放在顯著的位置上。
3、指導編排傾向性明顯的版面。傾向性非常明顯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凱同志指導下研究編排的。這個版面突出兩條稿：一是消息《萬里委員長說要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放在頭條，用大號黑體字作標題，新華社電訊稿的原標題中這有一句話：「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被刪掉；二是新聞特寫《人民萬歲》用特大號空體字作標題。這天，還有新華社播發的海南省委堅決擁護制止動亂致電黨中央國務院的表態稿。從我省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條重要消息，但這條重要稿件卻同另外兩條簡訊以新聞集納的形式被放在兩條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發表錯誤文章。《海南日報》從23日起，在第四版開始發表時事部編輯撰寫的《當今世界三大趨勢》三篇國際發展評述文章，並在同日報紙的一版以強化處理的手法發了標題新聞。第一篇《專制衰敗，民主勃興》，論述從拉美到東歐「民主勃興」的趨勢，以濃厚的興趣重點介紹了波蘭團結工會的鬥爭推動了「改革」，匈牙利嘗試實現「多黨制」，推動了「民主自由」的歷史進程；蘇聯提倡的「社會主義的輿論多元化」和民主選舉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氣空前濃厚」。值班的經濟部主任張正坤發現這個評述文筆觀點上有錯誤提出停發，程凱知道後，給時事部副主任馮錫錦打電話說，我看這個文章可發。於是這個鼓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正在把自己作為剝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錯誤文章得以繼續發表。
5、親自選定發表《趙紫陽，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報》一版左下角發表了由程凱同志選定的海大師生高舉著《趙紫陽，您好！！！》標語牌遊行的兩幅照片。這兩幅照片是該報記者於21日拍攝的，次日是否見報，當晚已有一次爭論。過了兩天，即23日晚，記者要求發一些照片，有人選了遊行隊伍大場面的兩幅，程凱同志看後不滿意，於是親自選定了《趙紫陽，您好！！！》和《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這兩幅，並決定用三欄半寬的版位發表。同時，該報還冠以花邊，用較大黑體字作標題在報眼發表了新華社稿：《泰國總理意邀 中共領導人趙紫陽訪泰》。這條消息的主題是談柬問題，但編輯部根據程凱同志的意思以喧賓奪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趙紫陽的標題處理。著力渲染趙紫陽，是這天報紙的傾向。
《調查報告》還對我的另一些「嚴重錯誤」進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遊行。5月18日上午，報社部分新聞工作者醞釀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政文部一記者將遊行的打算向程凱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對向省委匯報情況。同日上午，記者部副主任王國雄獲悉有人下午要上街遊行的消息，即將情況告訴副總編輯郭澤福。郭找來人事部主任陳文安、社辦副主任莫澤安、副總編楊宗生一起討論，大家認為此事不妥，並由郭打電話給程凱同志，問知不知道遊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剛才有人來我這裡說了，我說你們去吧，我是支持他們的。」郭提出應該將此事向省委報告，程反對說：「不必要。要報告，就以你們個人名義，不要以我的名義，也不要以辦公會議的名義。但我勸你們還是不要去報告。」接著他說：「我說三點，第一這個行動是愛國行動；第二遊行要發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親自修改審定遊行報導消息。同天下午三時半，程凱同志在他的辦公室主持召開總編辦公會議，他開始就說：「要不是開會，我也上街遊行了。」這天晚上，程凱同志親自修改本報記者來寫的《海南日報》部分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的消息稿，選定遊行照片，並安排版面。
4、簽署聲援電文。5月18日下午編輯辦公會議期間，全國二十家婦女報刊駐海南聯合辦事處的兩個人帶來聲援北京絕食請願的聲援書，要求報社簽名蓋章。程凱同志接過聲援書看了一遍說：「我看應該聲援。」當時郭澤福同志表示不能以報社名義簽名，程說：「這麼多學生在天安門絕食，難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嗎？」他不聽勸阻，在聲援書上簽了字，並說：「我負責。」然後叫社辦副主任莫澤安在聲援書蓋上了海南日報社公章。
5、帶頭並動員領導幹部在《同仁書》上簽名。18日近中午時分，幾名記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聞界同仁書》，呼籲：聲援北京、聲援海南、聲援學生！並將《同仁書》分別張貼在報社大門口和食堂兩處。程凱同志於下午一時左右，從宿舍下來，在張貼在食堂的《同仁書》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時，他對幾位部主任說：你們為什麼不簽名？在程簽名後，報社有7位處級幹部也簽了名。在《同仁書》上簽名的主要是編輯部的同志，共計七十四人。
6、公開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論。5月23日，也就是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在首都政軍幹部大會上要求「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不得參與任何損害安定團結的活動，而且要在團結群眾、制止動亂中發揮先鋒作用」的第三天，程凱同志在報社全體幹部群眾大會上還堅持錯誤立場，說：「同志們參加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遊行是一種愛國行動，是被一種憂患意識激發起的革命熱情。我為我們報社有這樣多具有革命熱情的同志而感到驕傲。」又說，對這次遊行，「如果報社外面有人要來追查，我們把他頂回去。我們報社內部也不允許追查，如果誰要追查，我作為總編輯，我要運用自己的權力，追查那些主張追查的人！」程凱同志的這番話，使部分有錯誤思想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後兩次報以熱烈的掌聲。
7、《海南日報》社的問題出現後，先是省委宣傳部，然後是省委對報社提出嚴肅批評，要求程凱同志認真總結教訓，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聞。以致他回深圳養病後，6月8日報紙版面又一次出現嚴重錯誤。
抄錄完《調查報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幾點說明和補充：
《調查報告》只列舉我在5月19日以後的「錯誤」，迴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從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錯誤」，我不知道這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其實，處理四二六社論，才是我最嚴重的「錯誤」，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錯誤」。我相信《調查報告》是由許士傑最後審閱批准，也許，海南省委、許士傑迴避這一「錯誤」，不僅為我，更是為自己，他們承受不起公開這一「錯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調查報告》稱「6月8日報紙版面又一次出現嚴重錯誤」，指的是當日《海南日報》刊登了新華社的一則電訊：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說「六四期間死亡的學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彌天大謊。《海南日報》不敢不刊登他的謊言，編輯卻在廢稿堆中發現6月6日新華社發來的另一則電訊《國家統計局長指出：對謊報數字者要繩之以法》，於是編輯又一次運用了他們的版面編排技巧，將兩篇稿子同時見諸報端，安排在鄰近位置上，其版面語言之鮮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錯誤」《調查報告》沒有提及：6月4日新華社發來解放軍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電訊，編輯們知道，北京流血了，電訊稿掩蓋了這一最重要的事實。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訴讀者？恰在此時，海口發生一場車禍，有人在車禍中死亡。按往常，這是可報可不報導的消息。但這天，編輯們卻把這個消息排上版面，標題只一個字：「血！」與清場的消息相對應。凡智力健全的讀者，都明白《海南日報》在告訴人們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至於我離開中國以後，海外有些報刊說我已經準備好了出版李鵬下台的「號外」，並且親自擬定歡呼李鵬下台的新聞稿。工作組也曾為此事審問我。但這完全是沒有的事，我不是賭徒。整個89民運期間，我所主持的《海南日報》，所有版面，都是經過審時度勢後安排的。
2025.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