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兩個熱詞你是避不開的，那就是「托舉」和「接住」。
大熱劇集《苦盡柑來遇見你》是「三代女性的托舉」；在綜藝《是女兒是媽媽》中，黃聖依的母親鄧傳理則被譽為「托舉式母愛天花板」；「一代的成功是三代的托舉」經過華大基因CEO尹燁的闡述而成為流行語。而在社交媒體裡，人們討論「托舉才是恩」，尋找「托舉自己的文案」。
近期演員周渝民在談及徐熙媛（大S）時，說「我精神不好的時候，熙媛接住了我」，引發網友共鳴；熱播電視劇《難哄》中桑延那句「不管怎樣我都會接住你」的台詞，也在千萬屏幕前濺起淚水的漣漪。與此同時，「被溫柔接住的瞬間」「我會永遠接住你」密集地在資訊流里出現。
熱詞的流行總是伴隨著反對的聲音，比如不少人發帖說「真的不喜歡『托舉』這個詞」。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使得兩個物理動作變成了抽象的支持與助力？它們和兩年前流行起來的「情緒價值」一起，成為理解年輕人心理繞不開的流行詞。
是焦慮還是托舉？
「托舉」在早期還是一種肉身的行為，指在救援場景之中，用身體支撐他人的行動。諸如「3歲男童懸吊在五樓陽台外，3位托舉哥出手相救」「快遞小哥徒手爬樓托救小童」等新聞中，「托舉哥」都成了見義勇為的英雄。除此之外，該詞更多地被用於教育和家庭場景，如家長「托舉孩子的未來」，將物理層面的托舉變成了一種隱喻。
我們如何理解「托舉」呢？
先從它物理層面的意義來看。在《廣州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里，作者表明，獨自在家的兒童頻頻出現意外，是「部分家長監護失責」。「家長要認識到照看好孩子是做父母的最起碼的責任」。《北京晨報》也曾經發表評論，稱「別總指望托舉哥，孩子的安全父母責無旁貸」。
父母對孩子在養育上的「托舉」，其實也折射出這一難題，即家庭為再生產（育兒）付出巨大的努力。鄧傳理在黃聖依小時候，就對她進行了全方位的素質培養，包括規劃學習方向，安排藝術與體育課程，幫助她積累資源；對女兒婚姻不滿意，卻默默地給她購置了鋼琴和冰箱，送了一套北京的新房；帶外孫10年，讓黃聖依專注演藝事業。即便是到了74歲，她也為幫助離婚後的女兒增加公眾好感度而參加綜藝節目，並為上鏡好看而減重8斤。她在上節目期間依然堅持爬山，來顯示自己「還是能夠和她一起走完最後的路」，「以我的實際行動來證明，對她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支持」。
鄧傳理對黃聖依的「托舉」，在今天看來正是非常普遍的「精細育兒」和「密集母職」。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曾經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里最好的資源都退出了教育，每個家庭因此而為市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孩子從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資源換來的」。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劉雲杉也談到，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裡，普通民眾都習慣了向上流動；然而，今天教育作為傳統的上升通道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許多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中，家長不允許孩子失敗，也不接受孩子平庸。就這樣，防止下滑和力爭向上，成為所有階層在代際傳遞當中的日常焦慮。這導致了鄧傳理的「托舉」在女兒成年後依然沒有結束，不僅延續到了婚嫁，還延續到事業和孫輩的養育上。
需要淺層的感動，
更需要深層的變革
和「托舉」一詞類似，「接住」在流行文化中的使用也超越物理動作，常常用以表達情感支持、心理認同和社會互助。
例如，心理學者武志紅就這樣談到「接住」：「當我們發出聲音的時候就是一股能量，能量被接住的時候，有了回應的時候，就從中性的、灰色的能量，變成了光明的、彩色的能量。如果沒有得到回應，就會變成黑色的、破壞性的能量，會繼續向外，變成不滿、憤怒、對外部世界的攻擊甚至是破壞。」他認為，回應（接住）是愛和力量的來源。
如今在網絡環境中，談到「接住」時，往往伴隨著感人的人際互動。例如今年5月，周渝民談及大S對自己的「接住」：2005年，周渝民因為患上抑鬱症，在獨自開車時突然情緒崩潰，發生車禍。大S則在第一時間趕到，不顧偷拍的鏡頭，跪在碎玻璃里緊緊抱住周渝民。
但正如同「托舉」一樣，備受追捧的「接住」敘事，也掩蓋了某些深層的問題。周渝民的抑鬱症並非個人基因使然，反而和身處的環境密不可分。他曾說他在娛樂圈「看到太多為了目的不顧一切向上爬的人」，而自己卻是「默默幹事」的人，所以在圈子裡總是受欺負。他的抑鬱症與在演藝圈面臨的高壓狀況不無關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力渲染大S如何「接住」他，二人的私人感情如何深厚，其實是將系統性創傷個人化。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難哄》裡，也有類似的關於「接住」的橋段。女主角溫以凡說，遇到男主桑延後，「夢遊變少了很多，好像壓力也變得不重要了」。她一邊哭泣，一邊感謝男主「不管怎麼樣你都能接住我」。男主角也霸氣回應：「不管怎麼樣，我都會接住你。」
但問題在於，溫以凡的夢遊和壓力，一方面來自父親去世，母親重新組建家庭，導致她長期寄人籬下，在大伯家中不受待見；另一方面來自她長期受到性騷擾。
這顯示出社會對未成年人的呵護中，對監護失職的審查程序有所缺失，像溫以凡這樣的寄養兒童變成了制度下的孤兒。
溫以凡以及周圍的多名女孩都受到性騷擾卻沒有獲得幫助，心理問題也沒有得到識別，長期以來只能自我消化，這都顯示出社會面對性騷擾時應對機制的不足，也暴露出公共心理衛生服務的缺失。
溫以凡的困境在現實中是可能出現的，然而，遇到像桑延這樣能夠及時「接住」她和治癒她的個體，卻常常是偶然。故而，我們既需要他人的「接住」，更需要制度的兜底；既需要淺層的感動，更需要深層的變革。
感動情感不該異化為「情緒價值」
「托舉」與「「接住」，這兩個與肉身救援密切相關的動作成為熱詞，或許恰恰反映了當下年輕人正處於某種需要救助的困境之中。
日本評論家宇野常寬在《〇〇年代的想像力》中提到，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勝利，以電視劇《魷魚遊戲》、電影《飢餓遊戲》為代表的「大逃殺」文藝範式反映出當下許多年輕人的心態。為求個人生存而相互殺戮，已經成為人們接受的現實。人們意識到，如果不做什麼，就「會被社會殺掉，須以己之力努力生存下去」。
但是在這個充滿自由卻冰冷的當下，人們依然嚮往著脈脈溫情，既需要物質上的托舉，也需要情感上的接住。
我們需要小心的是，人們正在把「托舉」和「接住」也變得效率化，變成某種KPI。例如鄧傳理的「帶孫子10年」「減重8斤」，有用數字量化「托舉」力度的傾向。又比如把「接住」的情感關係異化為「提供情緒價值」，如心理學公號「KnowYourself」就曾經列舉出情緒價值的詳細計算公式。這樣，人類情感很可能會淪為Excel表格中的損益計算。
另一方面，當個體淪為孤立的競爭單元，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有著情感和心理損耗，這一過程通常伴隨著對不確定性的擔憂和恐懼，婚戀以及組成家庭就成為了個體期待的最後的避風港。面對這樣的情況，社會安全網的重建也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