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南京＊阿波羅新聞網

南京白下區慧園裡6號有一棟殘敗小樓，曾住著一戶李姓人家。戶主李劍文，1950年逃往台灣。其妻林舜英，在太平路一家小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長子李蔚榮，因家庭成分，無法在城內就業，18歲那年到南京東流農場當了農工。次子李立榮，在三山街緊鄰劉長興麵館的一家早餐店做大餅、炸油條。長女兒婚後隨夫在武漢教書，次女在銼刀廠當工人，幼女在讀中學。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帶領下，老老實實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觸，日子過得倒也平靜。

李劍文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讀於蘇聯莫斯科大學。兩年學業期滿後，李回國去了桂系部隊（李劍文是李宗仁的遠房堂兄弟）。到李宗仁麾下後，李劍文先後任安徽無為縣長、鳳陽縣長、蚌埠市長、皖南專署專員等職務，為官清廉，政聲極好。李劍文同情共產黨，利用職務幫過一些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朋友。在抗戰爭前夕國民黨搞清黨，李劍文被中統密捕，關在合肥，列入處決名單。幸得一位朋友熱心相救，將此消息疾告林舜英。林立即去面見李宗仁，懇請搭救。程思遠攜李宗仁手諭，星夜趕赴合肥。經一番交涉，李劍文被保釋出獄。抗戰勝利後，李劍文一直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參事之類閒職。

1949年春，南京失守前夕，李劍文、林舜英夫婦攜子女五人及保姆舉家南逃。抵廣西境時，解放軍攻陷兩廣。眼看南逃無望，李家決定返程北上，先回南京再說。快出廣西時，一家人不慎走散。保姆背著的老七（男孩），被當地農民強行搶走，從此音訊杳無。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杭州會合，李劍文考慮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認出來，為了保命，獨自一人去上海朋友處暫避，林舜英則帶四個兒女回到南京慧園裡6號。

李劍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裡，安然無事。1950年全國鎮反運動開始的前十天，李劍文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市軍管會身居要職的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後將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這位朋友過去曾潛伏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秘書，與李劍文私交甚篤。那時李雖知他是中共地下人員，出於私交及對國民黨大勢已去的估計，也就睜眼閉眼認交了這個朋友，並在暗中幫過一些忙。這位朋友囑其立即設法出境，越快越好。李連夜趕到南京與妻兒作別，並在該朋友幫助下設法經香港逃到了台灣。

林舜英，原籍廣西，書香門第，秀外慧中，溫婉賢惠，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與李劍文結為夫婦，相夫教子，主持家政。丈夫去台後，林靠舊日的一點積蓄維持家計。偶爾李劍文通過在港澳的親戚朋友寄些錢款，助妻兒度日。

1957年春，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準備舉家去香港定居。經多次申請，南京市警局批准並頒發了林與四個子女的港澳通行證。全家已將一切料理停當，連車票都已買好，就在出發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猶豫起來，經再三考慮，居然決定暫時不走，以後再說。到了1960年代初，林舜英眼看全家人天天挨餓，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深悔當年錯過良機，遂決定再次申請全家去香港。然而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公安部門一口回絕了她的要求。任何離開社會主義天堂到資本主義地獄去的企圖，現在都一律視為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背叛行為。

在林舜英的五個子女中，最聰明、最有個性的是老五李立榮。立榮自幼聰穎過人，悟性極高。初中畢業後，為減輕母親負擔，立榮放棄了升學機會，進大餅店當學徒。大餅店賣的是早點，每天上午九點後就算下班了，這使平時既愛讀書、又酷好西方古典音樂和電影藝術的李立榮有了充分的業餘時間去遨遊他的興趣王國。大量讀書使他迅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也大大開拓了自己的視野。文革前，同他接觸過的大學老師和外國留學生，在談及西方文學、音樂、電影時，無不為這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的博學多識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談吐和每每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使每個初次認識他的人都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由於共同的文學、藝術愛好，李立榮結識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熱血青年。自1965年開始學習小提琴後，則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縱談文學、藝術之餘，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權保障，對中國現狀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滿，尤其對當局的高壓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別反感。

1965年，一位和李立榮一道長大、過從甚密的朋友，因同外國留學生交往密切，犯了當局的大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南京市警局某處一位警官曾找李談過兩次話，對他進行了一番訓誡。事後，李立榮還是做他的大餅、拉他的琴，業餘時間繼續和朋友們沉浸在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樂里。中國當時曾上映過很多蘇聯、東歐以及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西德、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李立榮對這些電影是一場不拉，而對國產影片則從來不屑一顧。

1966年八、九月份，紅衛兵抄家成風，李家作為反動官僚家庭，免不了紅衛兵小將的光顧，好在家中除了幾張床和一張破沙發外已別無長物。在其後的奪權、派性武鬥中，李家這樣的反動家庭無資格置身事內，一時平安無事。

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在此期間，南京革命大聯委（由雙方造反派和部分軍人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將前線歌舞團、海軍軍樂隊以及南京各企業的音樂愛好者組織起來，成立一個革命樣板戲芭蕾舞劇《白毛女》劇組。李立榮也報名參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該劇組活動了一年左右，這一年是李立榮短暫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每天與心愛的音樂作伴，更有使青春迸發出神奇光芒、從天而降的愛情。在排練、演出過程中，前線歌舞團一位歌唱女演員進入了李立榮的生命。從相識到熱戀，急劇升溫，兩人很快達到難分難捨、如膠似漆的地步。

在李立榮的邀約下，我曾見過這位女演員一次。這姑娘不僅貌美清純，一顰一笑楚楚動人，而且居然還是中共正式黨員。那天我們在中山陵水榭亭待了近一個下午，告別時，李立榮靠在她身旁，左臂摟住她的肩，右手提著琴，一臉燦爛的笑容。當我離開好遠再度回頭望他們時，這對相偎的戀人在夕陽的餘輝中依然在向我揮手。那幅動人的畫面幾十年來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里，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我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抗戰爆發前在青島輪船上當水手，曾經參加過二七大罷工，是長辛店罷工總指揮部糾察隊成員。解放後，父親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爾做點零碎生意餬口度日。1953年我母親進了南京織帶廠干紡織工，每月工資17元。同年父親跌傷右腿後，全家四口人就靠母親的微薄工資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親沒有奶水，小妹終日嗷嗷待哺。當時我們全家的主食是40%玉米面摻60%的豆腐渣做的餅子，父親只能將餅子嚼碎餵小妹，奶粉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個多月大的小妹拒絕我們全家賴以活命的這種食物。1954年底一個滴水成冰的寒夜，我這位出生後一直挨餓的小妹妹悄無聲息地死去。母親摟著她那纖小的屍體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鄰居借給我們五角錢，父親用此款托人買了一隻蒲包，裝進我的小妹妹，送到亂墳崗。

小妹妹死時我十四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從小妹妹餓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類的鬼話，無論這種鬼話如何與時俱進、花樣翻新！

1955年，由於「家庭出身好」，我被保送到武漢湖北機械專科學校（軍工院校）讀書，水雷專業。1957年反右開始時，校長繆忍安在全校動員大會上熱情號召全體師生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踴躍向黨向領導向政府提意見，並再三保證，不管提什麼意見，不管言辭多麼激烈，絕對不會秋後算帳。我至今記得當時他的一段精彩講話：「現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黨的政策，心存顧慮，怕秋後算帳，不敢寫大字報，不提意見。我們去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卻說共產黨實在英明偉大，想不出還有什麼意見可提。我認為這部分同志講的不是實話，連我們共產黨自己對自己都有意見，你們就真的一點意見沒有？這分明是對黨不同心不同德嘛。」

經過大大小小的動員會，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鳴大放高潮，一時間到處貼滿大字報。我儘管對共產黨沒什麼好感，畢竟只是一個涉世尚淺的十七歲毛頭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見，只是隨波逐流地寫了十幾張大字報。當時學校對每個人寫大字報的數量有指標規定，為了完成任務湊足張數，我的字往往要比別人大出一號。這麼熱鬧了一個星期，突然間風向大變！凡意見提得多、問題提得尖銳的師生員工，無一例外都倒了霉，七八個「與黨同心同德」最「積極」的人被戴上右派帽子。那位在會上大聲疾呼要與黨同心同德的校長先生，十餘天后就把「決不秋後算帳」的話一口吞了回去，換上一副大義凜然的面孔，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義正詞嚴地痛斥「右派分子向党進攻」。

我寫的十幾張大字報都是人云亦云無關痛癢的廢話，起初倒也安然無事。運動臨近尾聲，我在一次班會上的發言卻撞在了槍口上。在那次班會上，有同學借「暴露」自己錯誤思想為名，提出當初繆校長在鳴放動員大會上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秋後算帳，現在還沒有到秋後，怎麼這麼快就把提意見的打成右派了？這是不是秋後算帳，這算不算領導講話不算數？我不等那位同學把思想「暴露」完，就不假思索地接過那位同學的話茬說：「怎麼不算？這是典型的出爾反爾，這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大騙局，就等人們來上當！」接下來我又引經據典，從《東周列國志》、《孫子兵法》談到楚漢相爭、《三國演義》，列舉了許多兵不厭詐、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戰術戰例，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以至後半場的班級會幾乎被我一人全包了。這番講話很快被整理出來送到了校黨委，黨委反右辦公室審查後，一致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公然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將影響我校反右鬥爭的深入」。

1960年畢業，我被分配到杭州船舶專科學校，名義是機械製圖教師，實際上沒教過一天書，原因是學校領導在我檔案中發現我有「右派言論」。雖非右派分子，卻有「警告」處分，於是我與那些右派教授、講師們被同類項合併，分在一起從事基建勞動。

當時我天真地以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在一起就安全了，很快我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和我成天一起勞動的右派先生們，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黃沙之類的勞動中賣力幹活，積極表現，在政治學習發言時更是爭先恐後，除了深刻批判自己，還不遺餘力地相互揭批，有時火力甚至比革命群眾批判他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後，我居然成了他們的靶子和邀功對象。平時我信口開河講的話，他們上綱上線，整理成材料，密報給黨委。

黨委書記魏某，過去一直在部隊當政委，政治嗅覚敏銳，階級鬥爭經驗豐富。當時學校初創，魏書記主政以來，尚無尺寸之功，急於在政治上有所斬獲。看了我的右派同事們的告密材料，魏大感興趣，當即召開專門會議，啟發大家：「右派分子已經夠反動了，現在連他們都認為這個姓方的思想反動，可見姓方的反動到什麼程度了！」他親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對我進行系統的揭發批判。在多次批判會上，右派同事們的發言大義凜然，嫉惡如仇。天哪，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純種的無產階級左派啊！三十多年後，我從張賢亮的《我的菩提樹》中讀到：「和這種知識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還要危險。」

一個月後，浙江省公安廳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談話。第一次來時，他們從公事包里掏出一疊材料，邊看邊問，似乎在核實我的一些言論。一周後，這二位又來了，開始沒怎麼提問題，只是東拉西扯聊我平時的勞動和生活。一位有絡腮鬍的大個子忽然問我：「你同你們領導是不是有什麼矛盾？」我說沒有啊，我不過是剛分配來的一個青年教師，平時跟書記、校長連話都沒有說過，哪來的矛盾？另一位則自言自語說「這就怪了」，他揚了揚手中的材料說：「我們認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進行了接觸，我們覺得你有些言論是有點問題，不過還不屬於敵我矛盾。你們學校兩次堅持要送你去勞動教養，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最後他挺誠懇地說：「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評教育也不是壞事，以後說話注意點就行了。你是知識分子，不用我們多說你也會明白。」就在兩位已經起身出門時，絡腮鬍子忽然又踅進屋內低聲對我說：「在可能的情況下，你最好還是調一個工作單位吧！」

折騰了一個月左右，對我的揭發批判總算告一段落。又隔十幾天，魏書記單獨找我談話，說原來要送你去勞動教養的，但考慮到你出身好、年紀輕，組織上決定還是要幫助、挽救你，希望今後好好改造世界觀，努力做好工作。儘管我心裡透亮，表面上還是裝出一副感恩不盡、痛心懺悔的樣子，表示今後一定聽書記話，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絡腮鬍子那句臨別贈言一直在我腦海里迴旋。這個學校環境實在太險惡，不能再待，我決定辭職回南京。主意打定，第二天我就把辭職報告送到人事處。三天後，學校下文批准。臨走前一天晚上，我狠狠揍了老右派鄭某一頓。有一次我和鄭某一同如廁，蹲著無聊，東拉西扯說了一些閒話，其中提及到處餓死人的事。開我批判會時，他添油加醋揭發批判我「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污衊社會主義制度」，「造謠到處餓死人」。當時廁內只我們兩人，他的反動言論比我還多；現在我倒楣了，他卻落井下石，聲色俱厲、唾沫四濺地把所有髒水往我身上潑！這口氣我此時不出更待何時？

他鼻青眼腫告到保衛處，保衛處大概認為這屬於壞人打壞人活該，不了了之。在我記憶中，我從未主動打過人。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個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像吳晗這樣的正人君子，反右中居然也出賣過朋友，嚴酷的政治環境扭曲人心靈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像！

1961年秋辭職回到南京，作為漏劃右派，我跑遍了有關部門，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我不得不以待業青年的身份，隨同一批中學畢業生到南京東流農場當農業工人，主要從事果木種植，月工資16元。兩年之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到一月19元。

1966年文革開始後，領導們無一例外成了走資派，農場同全國其他單位一樣，呈現出泛自由化狀態。領導們手中的階級鬥爭權杖，一夜之間全被偉大領袖收繳了。權沒有了，架子隨著也小了許多，見面時居然也會恭維我幾句。生產無人過問，上不上班根本無人管，這使我這個天生好逸惡勞的人有了許多看書、拉琴、練字的時間，日子過得十分逍遙。從1967到1968年，我還曾積極投身風靡全國的「三忠於」活動中，應邀到各處繪製偉大領袖的紅寶像油畫。每到一處，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時間，因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兩人吃得紅光滿面。後來我被抓後，不少革命群眾揭發我，說我在畫偉大領袖紅寶像時，從來沒有一氣畫完，今天畫個頭，明天畫身子，故意讓偉大領袖身首異處，用意惡毒至極。

1968年秋，農場創建閥門廠，負責技術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幹部（兩名講師，一名八級技師），理論、技術均屬一流。經他們推薦，我被調入閥門廠做他們的助手。進廠後我認識了車工李蔚榮，然後通過他認識了他的弟弟李立榮。

初次在李家見到李立榮並與之交談，我就被他不凡的氣質所征服。他關於政治、文學、藝術的獨到見解，使我既佩服又吃驚，同時表露出的真誠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動不已。我在農場埋了五年，每天與黃土為伴，同階級鬥爭打交道，現在陡然出現一個倍感親切的知音，原來那顆冷漠孤寂的心頓時充滿了溫暖。那一次我們談到凌晨一點，握手告別時我哭了。相見恨晚，我們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此後兩年多時間裡，我們共同經歷了歡樂和憂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對他的情誼，絕不亞於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儘管後來發生了那麼可怕的事，卻絲毫未能動搖我們之間的信任和關心。在我出事之後，我根據辦案人員的口氣和種種跡象判斷，他把我們之間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帶到了刑場。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後稍微供出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年春夏之交，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單從運動的冠名看，運動的目標只是將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無產階級隊伍，純粹是這個隊伍自己的內部事務，與他人無關。實際上這次清理階級隊伍的真正內涵是把非我的族類，即異己分子，亦即階級敵人，從無產階級的人世間清理出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殺，或關，或管，或判！李家的厄運正式開始了。

有一天，李立榮從單位朋友處打探到一個消息：大餅店的上級革委會正在整他的材料，準備辦他的個人專題學習班。1968年6月1日，我和李立榮一同到建鄴路小學，觀看朋友W的批鬥會。會上，有人揭發W和李立榮關係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榮談過哪些反動言論。W因為態度不好，會後即被關進南京建鄴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來的路上，李立榮說他可能會有大麻煩了，我也同樣表示了憂慮。之後的一段日子，我幾乎天天和立榮在一起，幫他回憶同哪些人說過什麼話，有無涉及政治，尤其是有無「矛頭直指」的言論，同時商量萬一我們各自都被隔離審查，如何應付辦案人員的訊問，也就是訂立攻守同盟。

6月20日，李立榮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將被隔離審查。那天我和他單獨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點。我們對即將面對的一切做了各種估計，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我們判斷，他和我，以及我們的一班朋友，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談論時政，對紅衛兵造反、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行為進行抨擊議論，還有過一些對當局幾個最高領導人的不恭之辭。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落實到頭上，判個幾年徒刑恐怕難免，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就憑這些言論會有掉腦袋的事。是我們太年輕、太單純？還是這個民族太年老、太複雜？

那天臨別前，他一再囑咐我小心、保重，並希望我幫助照顧他的母親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樓，在樓梯口我們擁抱後揮淚告別。

第二天上午九點，李立榮被帶走，下午被關進太平路楊公井清真寺內的白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此機構名為群眾專政，實乃公檢法軍管會的編外看守所，關押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不安分守己的四類分子，造反派中的壞頭頭，有不滿言論的思想反動者，投機倒把分子（個體戶的前身），「亂搞男女關係」的，拒不下放插隊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看守則由各工礦企業選出的一些「思想覺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當，每批干半個月，輪換著干。類似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時期的民眾法庭。

李立榮初進去的近一個月，倒沒有受什麼罪，只回單位開過兩次批鬥會，一般性的低低頭、彎彎腰而已。當時我通過內線（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斷得知他在裡面的情況。

8月上旬的一天，內線傳來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員學校大禮堂召開全白下區「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大會」。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會場。會上有七八個人發言，主要是揭發李立榮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言論，籠統地說李立榮和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臭氣相投，來往密切，一道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

李立榮自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個彪形大漢在旁伺候，自始至終被架成「噴氣式」，上半身與地面成90°角，身後還有專人揪住頭髮，每當責令回答問題時就把頭拉成仰角。在他被抬頭的瞬間，我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嘴緊緊抿著，兩眼噴射怒焰，任憑呵斥怒吼就是不開口。他的倔強招致數番拳腳，最後一次頭被拉起來時，鼻子裡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瘋狂叫喊：「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強烈要求鎮壓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口號聲震耳欲聾。最後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說，對李立榮這種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麼辦？」話音剛落，會場上立即爆發出一片「殺！」「殺！」「殺！」的聲浪。

下午四點半鐘，批斗大會結束。那幾個彪形大漢把李立榮繼續架成「噴氣式」，頸上用鐵絲吊著一塊二尺多長的大木牌，上書「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由海校出發，經白下路，走向大行宮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那是一個酷熱的下午，毒辣的太陽把瀝青路面都曬化了。被架成「噴氣式」的李立榮，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動著雙腳，頭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頸上掛的木頭牌子時時擦著地面。從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著自行車，夾在隨行的圍觀人群里伴隨著他。途中有幾次，他趁揪他頭髮的人換手的間隙略微抬頭時看見了我，我乘機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並緊貼胸口的手勢（源自一部蘇聯影片，表示忠誠）。從他嘴角漾起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他看見我了。

從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過一公里的路程，卻走了將近一個小時。進清真寺大門時，押送人鬆開手，他直起了腰。這時他猛然回頭，正好跟五米開外的我四目相對。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緊接著大門在他身後掩上了，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後一次見到他，從此我與他生死兩隔！他把在人世間最後一個笑容留給了我，也將這個笑容永遠鐫刻在我的心中。

2005年8月的一天，途經白下路海校門口時，車窗外的陽光陡然間觸動了我的下意識，我叫立即停車，讓司機丟下我自己開走。我從海校沿當年李立榮走過的路線，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早就灰飛煙滅，那座清真寺又恢復了它原來的用途，一些虔誠的穆斯林正在進進出出。沒有人記得當年的一幕了。這同樣的炎夏烈日，同樣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這裡曾經見證過一個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帶著他做一個最普通的「人」的願望，被人架著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不歸之路。

批斗大會當晚，李立榮被轉押至白下區警局看守所，按當時的說法這叫升級。自李立榮被隔離後，母親林舜英終日思念兒子，也不知兒子究竟犯了什麼事。立榮升級後，她更是寢食難安，幾乎終日以淚洗面。我兩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踐約照顧安慰李母，同時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這樣幾個月過去，既無什麼動靜，也打聽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過年。臘月二十八那天，一個自稱姓陳的人晚上悄然到了李家。陳某稱，前段時間他一直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裡，而且睡在李立榮緊側，兩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他臨釋放前夕，李立榮特意托他帶口信回來，說他在裡面一切都好，望母親和兄妹不要擔心，而他最不放心的是幾個好朋友在外面是否遇到麻煩。陳某還重點表示，按李立榮囑託，他必須要同方子奮和曹漢華見一次面，有些事要當面談談。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林舜英覺得，兒子又沒犯什麼大法，這個姓陳的鬼鬼祟祟，形跡頗為可疑，會不會是警局派來套我們話的？還是不要沒事找事，叫我和曹漢華別去見他為好。李蔚榮也認為不必去接觸這個人，免得節外生枝。

曹漢華在無錫市第二製藥廠當工人，喜歡彈吉他，愛好古典音樂，讀過很多書，為人極其敦厚善良，仗義疏財，非常講交情，和李立榮是知已好友。經立榮介紹，我倆認識，很快成為至交。儘管我們相識僅一年多，但在我這一生中，他在我心裡始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曹被捕後，面對種種酷刑，始終沒有開過一次口，按現在的法律用語是零口供。審訊人員使盡招數，最後竟用鐵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齒。在公判大會上宣布判處死刑後，他強行掙扎著猛的把頭前傾迅即後仰，使得身後抓著勒在犯人頸子上繩圈尾巴的警察猝不及防，從而讓曹漢華鬆了一口氣。就在這個瞬間，曹漢華用這最後的一口氣噴發出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聲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大年初一，我把李立榮從看守所託人帶信，以及來人一定要同我們見面的事告訴了曹漢華。他和我一樣，認為應該見見那個姓陳的。年初三，我、曹漢華一道與陳某在朱雀路（今太平南路）與健康路交界處一座銀行大樓旁見了面。姓陳的大約四十七八歲，瘦瘦的，有兩顆顯眼的金牙，讓人老遠一看就能認出。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街道上雪幕瀰漫，幾乎看不到行人，我們三人撐著傘，踏著厚厚的積雪沿朱雀路邊走邊談。陳某神情詭秘地告訴我們：「李立榮在裡面一切都好。從目前情況看，上面並沒掌握什麼具體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擔心。」他放低聲音接著說：「不過，他最不放心的是你們二位，他最看重同你們二位的生死感情。」他聲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們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組織暫停行動。他再三要我轉達你們，不管出什麼事，組織活動必須照常進行。」聽了他這番不著邊際的話，我告訴他：「我們跟李立榮不過是好朋友，大家都愛好音樂和文學，平時最多在一起發發牢騷，從來就沒什麼組織，而且連想都沒想過。」

他對我的話很不滿，說道：「既然二位不願把真情告訴我，我當然也很理解。干我們這行的，特別是身在組織的，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會有災難性後果。既然二位不願深談，那就到這裡吧！反正我已經把話帶到了。」

見他似乎動了氣，我只得反覆向他介紹我們和李立榮認識、交往的經過，並再三告訴他，我們只是好朋友，從來沒打算搞什麼組織，更沒有什麼行動。「既然二位話說到這份上，我也就不為難你們了。看來，我們的上面不是同一條線的。」曹漢華和我對看了一眼，然後對陳某說：「謝謝你老陳，你冒著風險帶信來，我們真的很感謝你。不過你提到的組織，我們確實沒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賭咒。」大概估計談不出什麼名堂，陳某也就沒再提什麼組織的事。似乎還不死心，他又故作不經意地提到我和曹漢華的家庭、工作單位情況，連一些細節都很準確。他居然連曹漢華女朋友的小名都報得出，還知道我弟弟的乳名。

見面約持續了半小時，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時我們分手了。告別時，陳某很鄭重地對我們說：「再見吧。根據規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蹤我。一旦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通知你們。」望著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漢華有些茫然。

這個陳某，究竟是什麼人呢？他一定和李立榮在一起關過，而且李立榮對他非常信任。但是，這個姓陳的一再追問的「組織」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從來沒成立過什麼組織，難道陳某是個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這不對。如果他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李必然很了解他，他怎麼會托一個精神病人帶信呢？從我們跟他這次接觸來看，陳某思路清晰，語言表達準確，不像有精神病。可能的解釋只能是，公檢法軍管會並沒有從李立榮嘴裡得到想要的東西，於是在他身邊安排了陳某這個臥底的。

分析至此，我和曹漢華不禁倒抽一口冷氣。看來，他們對我們這些人已經不是一般的「關心」，一場巨大的危險正在逼近我們！令我們有點迷惑不解的是，幾個年輕人平時在一起談談文學、藝術，一時興起發泄一下對現實的不滿，可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同當局為敵啊！對我們這些人，值得大動干戈嗎？那時我們怎麼也沒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論，人的獨立思考和資訊交流，居然會讓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感到如此恐懼！！

陳某究竟何許人也？這個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工具機廠勞改時，有個名叫李海濤的犯人，和我關係不錯，一次他無意中談起一個鄰居。這鄰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濤面前吹噓，說他在1969年曾經協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個現行反革命組織內，取得這個反革命組織頭頭的信任，從中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最後將這些人一網打盡，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當即問他此人是否姓陳，四十來歲且口中鑲有金牙？李海濤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就是那個現行反革命組織的成員。

李海濤又告訴我一些有關陳某的細節。此人確實姓陳，原住洪武路，一直無正當職業，平時免不了幹些投機倒把、偷雞摸狗的事，搞到錢時酒菜滿桌，沒米下鍋了就去居委會鬧救濟。對這種市井無賴，居委會老大媽們也拿他沒辦法。

1968年下半年，江蘇革委會決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農村，陳某所在的居委會首先把這個光榮任務分給了他。任憑居委會白天黑夜上門動員磨破嘴，他非但拒不領情，還耍潑使賴，尋死上吊，決不去農村。居委會同派出所串通好，決定先把陳某關起來殺殺他的威風，藉以殺雞嚇猴。於是，別的下放戶去了「廣闊天地」，他進了看守所。

進去不久，被當時主辦李立榮案子的馮祖福慧眼相中。馮是白下區警局的專案組成員，以善於審辦現行反革命案件著名。馮一直想安排一個內線打入我們「內部」，苦於一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某當時正巧和李立榮關在同一號房，並且緊鄰李的位子。馮看了陳某的檔案後，覺得此人可用，就找他談話。雙方一拍就成，陳某從街頭流浪的癩皮狗一躍而變為體面的警犬。

1982年，我住南京城南鳳游寺。一天下班途中，忽然發覺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有些眼熟。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們「內部」的那位陳兄。我悄悄尾隨到他的住處。他獨身一人住在一個老宅第二進天井裡搭建的小披屋裡，面積不過七八平方米，看樣子混的仍然不景氣。憐憫之心打消了我算舊帳的念頭，再說，這筆舊帳又怎麼算呢？

1969年過年過後，自打同陳某見過面，再也得不到李立榮的任何消息。四月中共九大開過後，在毛澤東「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下，中央的爭權奪利密鑼緊鼓，地方上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到處鬥人、抓人、判刑、槍斃人的布告像如今治療性病的廣告一樣隨處可見。平時在人們印象中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頃刻之間成了反革命。我認識的兩個一輩子識字總數從未達到三位數的農民，居然會是「系統地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

不久，無產階級司令部要人、公安部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謝富治發表講話，全國到處印刷張貼，公然強調對階級敵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我們農場一個姓孫的軍代表，在一次大會上聲色俱厲地叫喊：「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張旗鼓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蘇修正在妄圖侵犯我們，敵情這麼嚴重，不殺一批人行嗎？我們哪一次同敵人打大仗之前不殺一批人？」我發現我的行動已經受到監視，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積極分子」晃來晃去。看來，對我下手只是時間問題了。

1969年6月2日，一個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曹漢華在新街口見了一面，坐在環形花園護欄上一直談到天亮。我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他，他並不奇怪，他說他廠里似乎也有人在注意他。他還告訴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裝出口藥品時，把事先準備好的小傳單夾在說明書里發到國外，讓世界了解中國現時的政治狀況。我勸他要謹慎一些，他笑著說，人活著總得干點事。臨別時，他略帶傷感地告訴我，他已經同戀愛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簡單：他不想連累她。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互道珍重，握手告別。這一別，成了永訣。

1969年6月16日，是個陰天，當局對我下了手。頭天晚上應一個朋友之邀，替他畫了一幅狄更斯小說《奧立弗爾》的封面，睡得很晚。上午8點剛起床，有人來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會議室開全體職工大會。進了會場，直到9點20，會還沒開，書記安排我讀報。9點40時，走廊里傳來腳步聲。書記在門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說有事找你。我剛出會議室門，七八個民兵一擁而上，把我架進一個小房間。

房間空無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牆貼著醒目的黑體大字標語：「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必須低頭認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幾個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兩人緊緊揪住我的衣領角，仔細檢查裡面有無氰化鉀之類的東西。那時電影裡常有這種鏡頭：特工人員被捕時，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領角里的劇毒藥品，立馬就能斃命。緊接著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襪，給我換上一套全新的勞動布工作服。剛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著我的臂膊，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架往辦公室外的露天會場。

我剛在會場露面，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轟然爆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一千多支胳膊隨口號聲一伸一屈，場景極為壯觀。

當我被押到台前時，台下前排猛然躥上十幾個人向我撲來。一秒鐘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身體的各個部位都挨了拳腳。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東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見拳頭和穿著鞋子的腳在我身上運動。後來聽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動手，大家不要動手！」但拳腳似乎並未停下來，直到會議組織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防止階級敵人殺人滅口！」這些義憤填膺的革命戰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該「感激」會議組織者的急中生智，否則，那天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滅了口」。

一陣口號過後，主持人軍代表在麥克風中警告我：「方子奮，今天我們對你們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滬寧線上全面實行了抓捕，你們的成員一個也沒有跑掉！到這個地步，你唯一的選擇是徹底坦白交代，否則李立榮就是你的鏡子！」聽到這裡，我心一緊：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到底怎麼了？！

正當我為李立榮憂心如焚時，忽然大會宣布：「現在由李立榮的哥哥李蔚榮發言。」隨即李蔚榮站起來說：「李立榮前天上午已經被白下區公檢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現在你必須老老實實坦白交代問題，爭取從寬處理，否則你的下場是很可悲的。」這消息反而讓我一顆懸著的心頓時放了下來：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們怎麼樣？李立榮不過判了十年，曹漢華和我，還有其他幾個朋友，諒也重不到哪裡。

這第一次批斗大會開的很短，總共大約40分鐘。此後又開過近二十次大小批鬥會。由於我是「要犯」，軍代表們可能真的怕有人對我「殺人滅口」，在後來的批鬥會上倒也沒受過拳腳照顧。我先是被關在農場的一間浴室內，由16個民兵分班輪流看守。8月24日轉到白下區看守所，1970年1月初又轉到南京市娃娃橋看守所。我被抓進去不久，李蔚榮也被抓。

南京有句順口溜：「進了娃娃橋，小命就難逃。」娃娃橋看守所的看守，大部分是轉業不久的軍人，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有次我被提審，親見一個身高一米九幾姓穆的女看守（據說是體院排球隊轉業的）正在打一個女犯。這位穆管揮起手中一把鎖號子門的大鐵鎖，對那個雙手已被反銬的女犯人後腦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時被砸倒在地，一邊翻滾著身體，一邊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有一次提訊，我堅決不肯按照提審者的意圖供述。送我回號子時，審訊員同我那個號子（東大院7號，編號2605）的管理員陳「醫生」耳語了幾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時，陳忽然打開號子門，一下子把我拎到門外，二話不說將我反銬起來，並且嘎嘎響地把銬齒一直捏到底。我問他我犯了什麼錯誤要戴銬？他罵道：「我×的，老子想銬你就銬你！誰叫你起床動作那麼慢？」罵完在我臉上連扇幾個耳光，接著打開號子門從後面一腳把我蹬了進去。20分鐘過後，緊銬的手腕開始火燒火辣地疼起來，雙手很快腫起，皮膚變成了紫黑色。一連三天晚上，都由於痛徹心肺而無法入睡，吃飯喝水全靠難友喂，大小便只能請別人解褲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臨近中午，陳「醫生」總算大慈大悲開恩解了銬。鬆開後，雙手已呈黑色，全無感覺，過了十天才能勉強活動。腕部被銬處，至今幾十年後每逢陰天還隱隱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後，曾多次想再去會會這位陳「醫生」，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實現。我倒不是要去算這筆舊帳，而是想恭恭敬敬請教他一個問題：在人類經過幾萬年的進化之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們，怎麼會把祖先的獸性如此完整地繼承下來？從關押到判刑，對我大會小會批鬥共19次。在對我的十餘次審訊中，有三個問題一直被翻來覆去盤問，希望從中找出破綻。

第一個問題是我和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等4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動？我非常如實地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我們四人去玩過兩次玄武湖，還去了中山陵水榭亭。躺在如茵的草坪上，我們縱情談論音樂、電影、文學，談論各國風土人情，從玄武湖、中山陵的優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內瓦湖的風景。我們說，如果能到日內瓦去遊覽該有多好，可惜中國人要想出國比登天還難，這輩子看來是沒有指望了。李立榮又談到他舊時一個鄰居，全家遷居香港，前些日子回來探親，說香港那邊自由得不得了，叫我們想都不敢想。談到後來，都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機會出國，一分鐘都別耽誤，等等。後來公檢法軍管會對我們這兩次出遊作出這樣的結論：「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會，策劃叛國投敵事宜，由於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這一伙人（李立榮、曹漢華、我、張稼山以及另外幾位好朋友）在李立榮家開過多少次「會」，研究過哪些「問題」？這個問題實在太離譜，我實在無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確實在李立榮家常碰在一起，但絕大多數是談音樂、聽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時也談論文學藝術，間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時政，免不了對當局頭面人物有所議論，對毛、林、江以及靠文革發跡，一夜之間爬到中央的新貴們進行一些抨擊。至於在李立榮家開會，專門研究問題，這根本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鑑於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口供同審訊我的人的要求距離太大，為此我吃過不少苦頭。

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將我們定成一個斐多菲俱樂部式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李立榮是我們的首領，他的家是我們的秘密活動場所，是召集反革命會議的會場。儘管我們同被關押的朋友們不約而同地嚴守界限，拒絕提供他們希望的口供，他們最終還是作出了以下結論：「張稼山、方子奮、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榮家，密謀反革命活動，系統地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個問題是要我揭發林舜英的所有「問題」。我最如實、最詳盡供述的正是這第三個問題。根據他們提出的問題，我非常清楚他們想從我嘴裡掏出哪些有關林舜英的內容。林舜英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自小受過正規教育，加入過國民黨，本人又是國民黨官僚的太太，丈夫幾十年來與人民為敵，最後潛逃台灣。這樣一個女人，她能不恨共產黨，不恨社會主義？再說，她的兩個兒子都是仇恨共產黨、敵視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這能同她沒有關係？他們一直在讓我明白：根據他們分析和掌握的情況，林舜英決不是一個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實，現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對林舜英的問題，我寫了幾十頁交代揭發材料，就我所看到、聽到以及了解到的有關內容均如實作了供述，甚至連她平時的衣著習慣、菜餚口味這些生活細節都沒有遺漏。不過，這份洋洋數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林舜英有什麼反動思想、反動言論，更牽涉不到什麼現行反革命活動。這倒不是故意隱瞞、為她開脫，而是確確實實沒有這種事。我在材料中詳細介紹了林舜英如何膽小怕事，如何謹小慎微，並列舉了很多具體事例來說明。例如，有好幾次我和李立榮在小房間交談，她會突然推門而入，怕我們在收聽「敵台」。有時我們的談話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會立即岔開話題，意思是叫我們別談政治。如果我們不聽，她則會訓斥李立榮，搞得我都有點下不了台。有次她給武漢的大女兒寫了封信，信寄出後忽然懷疑自己在信封上寫毛主席語錄時漏寫一個字，急得一夜沒睡，第二天清早趕到郵筒旁等郵務士開箱取信，直到證實自己信封上沒有漏字後，心上的石頭才落了地。

李立榮被關押後，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親的一樣，想兒子，替兒子擔心，但從來沒有為此發牢騷攻擊過誰，更多的是默默流淚、強忍心中的悲傷。在與她認識的幾年中，我時常在李蔚榮、李立榮兄弟面前半開玩笑地譏笑過林舜英，說她是個典型的樹葉落下怕打破頭的老太太。我甚至當面同她開玩笑，說她膽子太小了。她笑著說：「我們不能跟你們比。你們家是工人階級，出身好，有點什麼事別人不會計較。對我們這種家庭可不行。」

交上這份交代揭發材料後的次日，他們提審了我。一開始提審員就拍著桌子警告我：「你寫了些什麼揭發？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我耐心地向他們再三保證，我說的絕對是實話，如有隱瞞，我承擔全部責任。但他們根本不相信，認為我在為林舜英隱瞞、開脫，逼我「深入交代揭發」。最後我也急了，說那你們乾脆列個草稿給我，讓我按你們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話音剛落，其中一位繞過桌子到我面前扇我兩耳光，接著按鈴叫人來把我送回了號子。

大約十天後，二位提審又來了，這次態度比上次好了一些。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啟發」我：「你想過沒有，1957年時，林舜英全家已經拿到去香港的護照了，後來為什麼臨時變卦不走呢？照理說，像他們這種反動家庭，做夢都想去台灣，現在倒奇怪了，護照發給他們，她居然不願走了，你說這說明什麼問題？」我說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也有些捨不得那棟樓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後說：「不知道你是裝傻還是太天真。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她之所以臨時決定放棄去香港，是因為接到了台灣方面的通知，要她繼續潛伏下來做特務。」話說到這份上，我已實在無話可講。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後一次提審，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來找過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長江磚瓦廠（後併入南京第四工具機廠，統稱江蘇省第十一勞改隊，編號10114）勞改，在瓦窯當出窯工。有一天我正出窯拖板車，值班幹部把我帶到辦公室，說有人來外調提訊。這次來了四個人，自稱是林舜英所在單位紙盒廠革委會的。一開口問話，我立馬感到來者不善。這四個人的所有詢問歸結為下面幾個問題：林舜英是如何幕後操縱你們反革命集團的？林舜英是怎樣把你們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灣、香港特務有哪些聯繫？林舜英在她兒子被捕後是如何指使你們進行內外串供、訂立攻守同盟的？

我把以前交代過的內容重複給他們聽，他們先是怒不可遏，大聲呵斥我「極不老實」。見我一幅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四人一齊衝到我面前將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嚨，我頓時感到呼吸困難、眼前發黑。這時幸虧一位姓莫的值班幹部聽到響動闖了進來，見我被按在地上，立即為我解了圍。他先是泛泛批評我幾句，要我端正態度、老實交代問題，然後又對他們說：「不要急不要急，有什麼問題慢慢問他好了。」四人對莫幹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說我實在太頑固，氣焰太囂張，不整整我的態度（整態度應列為文革術語）肯定不行。希望勞改隊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態度好好整一下再說。莫幹事對這個有益的建議並未回應，敷衍幾句後，端把椅子在緊貼門口的樹蔭下坐了下來。經過這番折騰，四位來人大概考慮到畢竟是在人家地盤上，不能像在自己單位專案組裡那樣為所欲為，態度總算緩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甚至還關心起我的身體來：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裡有人來看你嗎？要不要我們替你捎個口信？

看到他們的表演，我不禁心裡暗笑。你們也太小看老子了，就憑你們這幾個三腳貓，就能把我擺弄得像只耗子一樣服服貼貼？我倒要看看你們還有哪些高招！於是我不停地揉著剛才被他們卡過的脖子，抬頭死死盯住天花板，任憑怎樣提問，都以「沒有新的補充」，「該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這種軟硬不吃的態度很快又激怒了他們，有個皮膚白晰約莫30歲的高個子，火氣特別大，幾次站起來沖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實實交代，絕不會放過你！」後來還殺氣騰騰向我示威：「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斬盡殺絕！特別是像你這種頑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對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著天花板不為所動。就這樣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們勞改隊並無招待晚餐的誠意，終於一個個背起黃書包悻悻離去。

在送我回監房的路上，莫幹事對我說：「以後有人再來外調提審，態度上好點，省得找苦頭吃。」寥寥數語，頓時像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作為一名管教幹部，不僅及時阻止了對犯人施暴，事後還這樣含蓄地安慰我，確實夠難為他的了。這位莫幹事生就一副凶神惡煞的黑臉，見者無不生畏，而心地卻非常善良，犯人們背地裡都稱他為「莫菩薩」。多年來我一直感念這位莫幹事，1975年時聽說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噓不已。世有「好人無長壽，惡人活千年」之說，有時還真tmd如此！像莫幹事這樣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無辜者鮮血的傢伙，現在仍然一個個天天坐在老幹部活動室里打橋牌、搓麻將頤養天年。

號子裡幾乎每天都有新人進來，原來地板上人均二尺寬的鋪位已縮減了將近一半。聽新進來的難友介紹，外面到處在抓人。解放後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方征，不知犯了什麼事，也關進我們這個號子。他晚上偷偷告訴我：「這種跡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鎮反時才有過。」這位公檢法老前輩的預感果然很靈，就在他說這話的十來天后，南京市迎來第一場對現行反革命的屠殺。

1970年3月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後，管理員撥開號子門上的老虎窗對我們下命令：「各自坐在鋪位上不准走動，等會有重要新聞廣播。」平時早飯前全體起立「早請示」背語錄的常規也宣布暫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極為準時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個小時。號子裡的喇叭從早晨起就反覆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無間斷，而且聲音大得出奇，少說也在七八十分貝以上。方征悄悄告訴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動。喇叭里這麼大的聲音是為了蓋住外面大院裡的什麼響動。」事後證明，這位法院老院長的判斷真tmd太准了。起床後的一系列反常現象，令全號子難友驚恐不已。

中飯結束後，一個個惴惴不安，坐在鋪位上胡亂猜測。這時，我們的牢門砰地打開，那位陳「醫生」背著雙手站在門口盯住我說：「2605，把東西帶出來！」我楞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是在喊我，趕緊連聲答應。同室難友一齊過來幫我整理鋪蓋和換洗衣服，一面低聲告別。平時同我最談得來的馬聚塵和那位法院老院長，更是再三叮嚀我多多保重，日後再見。我把牙膏、草紙、肥皂全部留給了難友們，一手拎著褲子，一手夾著鋪蓋，出了號門。

我被身後的陳「醫生」押著，走到東、西大院匯合處一個被犯人們稱之為「櫃檯」的地方，看到我的幾個朋友已被反銬雙手蹲在那裡。放下鋪蓋，我也立即被反銬雙手命令蹲下。我掃了幾位朋友一眼，有李蔚榮，有張稼雲，還有Z和C。張稼雲和張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榮的朋友。張稼山沒在這裡，我還為之慶幸：總算沒有被一網打盡。

張稼山身材不高，體型魁梧，心地極為忠厚，為人樂觀開朗，白淨的臉上似乎總掛著愉快，一雙略帶女性化的大眼睛看人時，總透著親切溫暖，使人特別容易親近。稼山和李立榮是街坊，從小一起長大，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稼山和我有一個共同愛好，喜歡黃梅戲，尤其特別喜歡嚴鳳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駙馬》。1968年嚴鳳英在合肥挨鬥，我曾連寫三信叫她到我們的農場來暫避風頭，張稼山甚至幾次想去合肥把嚴大姐救出來，可惜最終未能去成。後來得悉嚴大姐不幸自殺，我和張稼山一邊喝酒一邊揮淚，發了狂似地詛咒這個罪惡的現實。

20分鐘後，我們五人被押上一輛黑色囚車，另有八九個犯人陸續被押上來。隨著一路悽厲的警笛聲，很快到了五台山體育場。大約半小時後，我們每人身後由兩名人高馬大計程車兵一左一右架著，彎著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塊空地上就地蹲下。緊接著，十幾名被繩子緊緊捆綁的犯人押著經過我身邊，這時我看到了張稼山。他被綁著，由於繩索勒得太緊而哎喲哎喲呻吟。片刻之後，當大喇叭里響起「把罪犯押進會場」時，我像一隻雞一樣，雙腳懸空被拎上主席台的邊側。腳剛落地，身後的人一把揪住我的頭髮強迫我抬頭「亮相」，另一人則抽緊勒在我頸項上的繩圈。整個五台山體育場，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沒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賽場以及其他邊邊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擠滿了人群。我心裡估算了一下，少說也有十萬之眾。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際，只聽大會主持者大聲命令：「把張稼山現行反革命集團所有罪犯押過來！」登時我們被反架著在審判席下一字排開，弓著腰低頭聽候宣判。

一段不算太長的罪名念過之後，宣判人提高嗓門宣布：「判處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張稼山死刑，立即執行！」吼聲剛落，陡然間起了一陣騷動，只見好幾個兵一齊向排在左一的張稼山涌去。我聽見張稼山掙扎著要喊什麼，由於喉嚨被繩圈緊緊勒住而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哇哇聲。我彎著腰斜眼看去，七八個人在死命按住張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掙扎。三個小時前我蹲在娃娃橋看守所「櫃檯」旁時，還暗自慶幸這次張稼山總算沒被卷進來，做夢也沒想到轉眼間他竟一下子成了我們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執行！接下來是對我們五個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張稼雲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後是李蔚榮，8年。

在我們後面是對另一個現反集團的宣判，首犯名叫厲功友，是個復員軍人。他和六七個下關的小混混經常一起喝酒亂侃，天南海北，無所不吹，最後稀里糊塗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厲功友獲刑無期，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馬聚塵。上文提到，就在當天上午10點多鐘我在牢房整理鋪蓋時，馬聚塵還熱心地過來幫我收拾鋪蓋並互道珍重。僅僅三小時後，他也被綁上了五台山公判大會的審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飛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國投敵」。他原是南京第二鎖廠的出納會計，1968年秋和姨父王飛從南京飛到昆明，再轉車去雲南邊境，打算從那裡越境到緬甸，中途被當地民兵截獲，押回南京，關進娃娃橋。我剛進7號牢房不久，通過簡單交談就看出這是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青年。和我一樣，他愛好文學藝術，寫得一手好字，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黑暗極為反感。在我被反銬的六天五夜裡，都是馬聚塵餵飯餵水、料理大小便，並不時悄悄鼓勵安慰我。這份珍貴的情誼多年來我一直銘感在胸，可惜永遠沒有報答的機會了。

3月6日這次公判大會，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1人。其餘十幾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現行反革命」！公判大會結束後，我們分別被押上十幾輛敞篷軍車遊街示眾。南京30萬人被組織起來列隊立於市區主幹道兩旁，像歡迎來訪的外國元首一樣夾道觀看長長的刑車隊。前面六輛是死刑車，每車有兩名五花大綁的死刑犯被架在車廂前面，頸背插著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隨著車隊的緩緩行進，11支白色亡命牌在半空中微微搖曳。我被押在7號車上，被判死刑者的頭被緊緊捺住低下，而我們則由身後當兵的揪住頭髮強行仰頭「示眾」。

刑車隊從五台山體育場北大門開出，沿廣州路轉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廣場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髮店（南京有名的大理髮店，現已拆掉，位於新街口郵局對面）時，車隊忽然停了下來，只聽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髮店二樓有人拍照。」頓時，不少軍警和便衣紛紛向曙光理髮店跑去。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攝影愛好者。這位攝影者是出於好奇，還是另有考慮，想記錄下這精彩的歷史瞬間，多年來我一直想探個究竟，也很想知道這位攝影愛好者後來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約三分鐘後，車隊繼續前進，經新街口廣場向左拐上中山東路，然後右轉駛入太平路，再右轉進升洲路，行至白下路口，我們後面的車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輛死刑車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鳳凰西街槍斃人的刑場。看見前面車子直行，我知道張稼山最後的時刻到了，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架我的兩個當兵的見我哭，倒沒怎麼為難我，只是揪住我頭髮晃了晃我的頭，低聲呵斥我別作聲。死刑車隊去後，我們的車隊由白下路駛回娃娃橋看守所。

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會」，也是南京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的首場。此後，4月28日處決12名，7月24日處決24名，12月10日處決10名，另有不少現反被個別處決，具體數字無法統計。上述成批處決的現反中，4月28日處決的張明才反革命集團首犯張明才，7月24日處決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團首犯王同竹，與我均有一面之緣。

在這4批集體處決中，最震撼人心、最駭人聽聞的當數12月10日那一場，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榮與他母親一同被判死刑，綁在同一輛刑車上走向刑場。這四批被處決的現反，1980年經複查後，全部被確定為冤殺、錯殺，無一例外。也就是說，冤殺率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會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長江磚瓦廠，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十年鐵窗生涯。

我在投入勞改後，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調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榮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還在想，等我熬滿十年，畢竟還能再見到李立榮，那時劫後重逢的場景將是何等令人激動！我們都是判的十年，但這十年徒刑是摧毀不了我們意志的。十年之後我們一定會更成熟更堅強，我們一定會勇敢地面對險惡的後半生。

1970年是我勞改歲月中最難熬的日子。我被分在八卦窯出窯，窯洞裡的氣溫達到攝氏70度，汗水滴在剛剛開窯的瓦片上立馬揮發成一個白點。每天拖著一千多斤的板車從高高的窯頂沿著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時，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在顫抖，只要腳下一滑，不死也要脫層皮。瘋狂出汗，需要不斷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極知己的難友曹治平先生，當時和我一同出窯，他曾替我數過，有一次我一口氣喝過24竹筒水，加起來相當於5000毫升！

一面是極度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面則是極度的飢餓。每頓飯只能管一個小時，其餘時間都在兩眼發青地巴望著下一頓。繁重的勞動所造成的疲勞，加上無休止的飢餓，使人變得極為虛弱。夜晚上廁所，必須手扶牆壁慢慢挪，否則會一下子癱倒在地。我感到自己已經快要退化成低級動物了，每天頭腦里想的儘是吃、吃、吃，吃飽後能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人類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復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睜就巴望著開飯，然後又巴望早點收工、早點結束學習、早點躺在鋪上進入夢鄉，忘掉眼前的一切。在這種非人的惡劣環境裡，只有最後一絲人性勉強支撐著我：為了不讓我慈愛的雙親傷心，我得咬牙活下去。每當想到李立榮此刻也在另一處和我一樣備受折磨，他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也同樣會想到我時，我的心多少又會增加一點活力。我始終記得我們多次在一起說過的話：我們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時間」。我們畢竟年輕，那個高高在上的獨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嘍羅們怎樣天天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怎麼也耗不過我們。「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他一翹辮子，中國的一切都會有重大改觀！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緊牙關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總有希望。遺憾的是許多人沒能活到那一天，遺憾的是李立榮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這天是勞改犯家屬接見日。我的老父親在接見時偷偷告訴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開了公判大會，李立榮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並在會後綁到鳳凰西街執行了槍決。這個消息就像五雷轟頂般一下子將我炸昏了，眼前頓時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空虛絕望，像海上的濃霧包圍著我，我感到透不過氣來，窒息的痛苦在吞齧著我的每一個細胞。我已記不清老父親後來是怎麼離開的了，只依稀記得那天我在監房的院子裡像一隻孤獨的狼一樣，反覆來回不停地走動，不時仰望電網高牆內狹小的天空，希望蒼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榮母子親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細雨，看到的只是絕望的鉛灰色的天空。我的反常舉止引起了一些「勞改積極分子」的注意，當晚管教幹部找我談話，嚴厲斥責了我。

李立榮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漢華死了，張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親愛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還活著！我為什麼還要活著？為自己？為父母兄弟？我什麼也說不清，我已失去了為什麼活下去的明確動機。要說還有點什麼的話，那只是在心靈深處隱隱還保留有一點殘存的信念：總有一天——只要我活著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會有一場大改變。到那時，獨裁者和他的爪牙們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到那時，民主將取代獨裁，自由將取代專制，光明將取代黑暗，正義將取代邪惡，人們將不再會終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愛情、友誼、人類一切美好的感情，都會在燦爛的陽光下自由地流淌。總有一天，我會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曾經發生過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罪惡，讓人們了解罪惡的真相，罪惡的實質和罪惡的根源。也許正因為有這麼一點點殘存的信念，我才咬緊牙關苦苦熬了過來，沒有讓自己沉淪為一具行屍走肉，也沒讓自己的大腦被「洗」成一團漿糊。

有關李立榮和林舜英最後的情況，從1970年底直到我刑滿出獄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裡面一無所知。出獄後，我通過李立榮的妹妹、李蔚榮的夫人、當年曾與李立榮同在溧陽社渚農場勞改過的一位難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親眼目睹李立榮母子被害經過的幾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後，李立榮突然從他勞改所在的溧陽社渚農場被押回南京，關進了娃娃橋看守所。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臉上有幾處明顯的傷痕，平時坐在地鋪上一動不動，成天一聲不吭，兩眼盯住牆壁幾個小時也不轉移一下目光。同號難友問他犯了什麼事，他只是輕輕地搖搖頭。這位難友看著他進號子，又看著他最後被帶走，從來沒有聽到李立榮講過一句話。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點多鐘他被帶出號子，臨走時什麼東西也沒帶，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回號子。

1969年初，中蘇多年交惡之後終於在珍寶島爆發了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頃刻之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中共當局外部面臨蘇聯的強大軍事威脅，內部是一片分崩離析景象。儘管毛聲嘶力竭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但這絲毫沒能延緩中央內部相互傾軋、爭權奪利的步伐。全國各地生產停頓，財源枯竭，民生雕敝，滿目瘡痍。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禦蘇聯的軍事進攻，單憑破釜沉舟的決心（毛告誡全黨「要作好打仗的準備，要作好打核大戰的準備，要作好死一半人的準備」）顯然是不夠的。除了在軍事上拼湊力量準備應戰，能打一仗是一仗，動員全體老百姓「深挖洞、廣積糧」，能躲一時是一時之外，剩下來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內」了。安內的不二法門自然是階級鬥爭，對那些無法被洗腦的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正是出於這種偉大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於1970年1月下達了一個三號文件，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是在運動中附帶搞點副業創收。這個一打三反，實質上是對全體老百姓實施精神強姦，向任何敢於不滿乃至反抗者廣開殺戒。這就是1970年春李立榮被從勞改場提回南京重新發落的時事背景。

一打三反開始後，當局發現運動前不久對李立榮的判刑過於心慈手軟。李立榮出身反動家庭，長期以來思想極為反動，一貫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如此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僅僅判了十年徒刑，簡直是對黨和人民嚴重的不負責任！那麼，李立榮一案怎樣操作才能將其由十年徒刑變為死刑立即執行呢？根據我十年的勞改經驗，勞改當局如果有心要某個犯人「升級」，只需像喚狗一樣召集幾個勞改積極分子開個小會，秘密布置一下，積極分子們馬上就心領神會，明白該怎麼做。第二天一大早，對當事人的揭發檢舉材料就會像雪片一樣塞滿管教幹部的口袋，要什麼有什麼！就憑這些雪片，就能成為某人加刑乃至槍斃的鐵證！李立榮死刑判決書的罪狀里就有此類內容：「在勞政期間，堅持反動立場，繼續散布反動言論，為首組織逃跑集團，煽動犯人鬧事。」這些罪狀在1979年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平反判決書中以「經查，並非事實，應予否定」一語推翻。

林舜英被抓進去兩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後不久，大約榨不出什麼油水，關了兩個月放出來了。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之際。她在裡面什麼都沒承認，曾經兩次絕食，被送到紅十字醫院強行撬嘴灌食。最後提審時，當聽到提審人員宣布李立榮和她的罪狀，從而明白和兒子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時，這位年屆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條母狼一樣向審訊者瘋狂撲去。母性和人格的尊嚴，使這個一輩子膽小怕事的女人戰勝了一切恐懼，陡然間變成了一條在絕境中不顧一切護崽的母狼！她的罪狀是：「與XXX、XXX、XXX等多次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支持李立榮猖狂進行反革命活動」。

1970年12月10日這一天，南京市五台山體育場迎來了本年度最後一次公判大會。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綁在第一部刑車上，七八個身材魁梧的軍人緊緊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於無法正常呼吸，二人的頭都耷拉了下來。周邊的人無法看清他們的臉，母子倆留給人世的最後印象是他們頭頂上那高高豎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頭在寒風中飄拂不定凌亂的白髮。

這天上午是多雲天氣，時而還能見到陽光。到了午後，天陡然陰了下來，刺骨的寒風挾著悽厲的警笛聲在陰冷的上空迴蕩，驚懼和恐怖籠罩住整個城市。刑車經過的每個路口都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到處可見荷槍實彈的軍警，全城成了一個大刑場。數十萬人列隊夾道來接受「教育」，來親眼看看現行反革命的下場。

長長的刑車隊伍在已實行戒嚴的市區主幹道上緩緩行進。刑車過處，兩旁的人群就出現一陣騷動。人們禁不住交頭接耳，議論第一輛刑車上的那對母子，不時發出聲聲驚嘆，惶恐和驚悸象瘟疫一樣迅速在人群中擴散傳染。一時間人們甚至懷疑起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究競是身邊的殘酷現實，還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人，殺的太多了；反革命，槍斃的太多了；公判大會，判刑布告，刑場斃人，早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對某些人，這些事就像走進電影院看一場革命影片一樣平常，而且連票都不用買。可是，這次畢竟不同以往，六十歲的母親和二十多歲的兒子竟然一同犯了現反大罪，同時殺頭，而且綁在同一部刑車上遊街示眾，然後送去刑場，這絕對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這一切，即使對那些見慣了屠殺，見慣了流血，神經已變得麻木的人，在親眼目睹這種人間慘劇時，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李玉和母子的同被處決，與李立榮母子的同被處決，是虛構情節與客觀事實的偶然巧合，還是後者對前者的刻意效仿？日本鬼子當年殺的可是貨真價實同他們作對的中國人，而如今要殺的這位白髮蒼蒼的母親和他文靜的兒子，真的能像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樣對當今的中國政權構成嚴重的威脅？歷史，難道真的非要時時刻刻祭起種族仇恨、階級鬥爭這些嗜血法寶，以人頭和鮮血為代價，通過永無休止的相互仇殺來開闢自己的道路？

《紅燈記》這部以煽動階級仇和民族恨為主旨的革命樣板戲，幾十年來久演不衰，其中有一個情節上的失誤。鳩山在刑場處決李玉和母子時，事先沒有想到割斷他們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個繩圈，竟讓李玉和母子能在槍口下從容不迫地喊完一長串口號後才慷慨就義。我們這個最講人權、最講人道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槍斃反革命時都會採用各種革命措施，不讓他們臨刑前發出聲來，而兇殘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許要處決的犯人臨死時想喊什麼就喊什麼，這豈不是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們還講人道、講人權嗎？這不是美化敵人、詆毀我們自己嗎？我曾多次考慮過這個情節瑕疵，會不會是編導們一時疏忽所致？《紅燈記》可是當年革命文藝的偉大旗手江青女士親自把關的經典革命樣板戲，以她雷厲風行、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是絕不允許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細節上存在差錯的。那麼，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以便讓人們看了日本鬼子怎樣殺人、中國的新生紅色政權又是如何殺人後，進行相互對比，從而反襯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愚蠢透頂，中國紅色政權的大智大慧，進而表明中華民族對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南京對所有現行反革命的屠殺都在鳳凰西街盡頭一片墳場裡進行，這條鳳凰西街至今還橫在那裡。在對林舜英母子身後事宜的處理上，當時辦案的公檢法人員表現得頗為寬容：事後他們沒有要李立榮在南京的兩個妹妹補交槍斃她們母親和哥哥的二角錢子彈費，而當年林昭的親屬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榮的兩個妹妹躲在一間門窗緊閉的小屋內抱頭痛哭，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親在家中黯然垂淚。他們都了解林舜英的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位阿彌陀佛的老好人會遭如此厄運。父親忿忿不平地對母親說：「當年在長辛店我們那樣罷工鬧事，吳佩孚都不敢開槍，現在對李媽媽（他們就著小輩稱呼林舜英為李媽媽）這種老好人都能殺，成了什麼世道！這些狗日的怎麼下得了手！」這是一個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的樸素評價。

林舜英、李立榮讓南京幾百萬市民從她們母子同時被殺中，親身感受到了紅色恐怖，進一步了解了階級鬥爭到底是什麼。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人們，階級鬥爭這把高懸在每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落下，叫人身首異處，防不勝防。任何人，不論身居何位，如何小心，力圖自保，都由於絕對不可知明天自己會不會成為這柄劍的犧牲品而終日惶惶不安。全體臣民即使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俯伏在君王腳下，三拜九叩，山呼萬歲，但為了貫徹他的「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聖旨，還必須從中挑出5%的臣民，先將其製造成鬥爭對象，再用他們的鮮血來塗抹寶劍的鋒口，防止生鏽鈍化。

1970年12月10日的那個晚上，人們坐上飯桌後，首要的話題必然是下午發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車上的母子，那綁著的花白頭髮的母親和綁在身旁年輕的兒子，那高高豎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驚肉跳的警笛。那時已能記事的孩子，現在有四五十歲了，他們應該記得當年父母講述此事時臉上那驚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聽大人話，不能在外面瞎講瞎說」之類的忠告。現年五十多歲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槍斃的事，大部分人還都記憶猶新。2005年，我專門作了一次隨機抽樣調查。在我問的三十個五十五歲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當年親眼看到林舜英母子遊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員（包括親戚）看到過那次遊街，有六人聽別人說過此事。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遠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榮母子被槍殺後的第十天，已去台灣多年的李劍文先生在日本東京舉行了一次一百多名各國記者參加的者招待會，聲淚俱下地向記者們披露了妻兒在大陸慘遭殺害的情況。與妻兒永別三十八年後的1989年，兩岸關係有所鬆動，李劍文以九十高齡之軀重返大陸探親。在慧園裡老宅，老人提及驚險的往事唏噓不已。

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親愛的朋友李立榮、曹漢華，我尊敬愛戴的林舜英女士，還有我熟識的坦率直爽、為人仗義的朋友張稼山，在那場瘋狂屠殺中先後慘遭殺害。那一年，林舜英六十歲，李立榮二十六歲，曹漢華二十六歲，張稼山二十九歲。一個花甲老人，三個有為青年，在那個紅色年代，他們殷紅的鮮血和成千上萬無辜者的鮮血匯在一起，染紅了紅色政權，染紅了革命紅旗，染紅了紅色江山，真正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十年後，1980年，林舜英，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先後被平反。林舜英和李立榮平反後，家屬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共領到死亡補償金1400元，每條人命700元。張稼山生前沒有正式職業，死亡補償金只有300元。弟弟張稼峰去法院交涉，問殺一個人怎麼只補這幾個錢，得到的答覆是：「我們是嚴格按黨的政策辦的，該給的就給，不該給的不給，該給多少就給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經再三據理力爭，又補了300元。張稼山29歲的年輕生命，作價600元沖抵了帳，一次結清。我們這些未被處決而活下來的人，平反後由原工作單位補發坐牢期間的工資。我勞改十年，農場補發我十年工資，總計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間的伙食費和衣服費1680元，淨落1740元。一個無辜的公民被判刑，而後又被平反出獄，卻要補交伙食費，這不是某一部門、某一地區一時心血來潮，當年全國到處都是如此辦理的，這是「黨的政策」。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三期，2011-06-01）

關鍵詞:

文革

南京

欄目:

史海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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