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冬天起我曾在紹興農村呆過兩年，所見到的老鄉們的婚姻關係是我以前不了解的，至少有些事是聞所未聞的。不過現在也許已經不會仍是那樣了吧？畢竟世道已大不相同了。我從那時才知道在農村買賣婚姻是實際普遍存在的，並非如婚姻法中所宣傳的那樣得到了禁止。即在人民公社成立後也仍然公開地進行著。農村女青年甚至會認為嫁人沒有得財禮是丟臉的事。男方出的錢越多表示自己身價越高，是光榮的；也顯出了她今後的婆家是有錢的。我在紹興農村見到的一個大姑娘要賣三百元錢的事，感到很希奇。後來回到城裡工作曾當作新鮮事和住我對門的鄰居檳棠夫婦談起。他倆似乎認為我太孤陋寡聞了，說那有什麼稀奇，他們老家（閩南集美）農村里大姑娘還是論斤賣的。一般五、六塊錢一斤，那價錢算下來就往往比三百元多了。長得好看些的姑娘可值七、八元一斤，個別挑出的甚至值十元一斤。團員每斤還另加五毛。我聽了真感到詫異，似信非信。他們看我似乎不信，舉例為證。說他們同村有個女青年長得很挑出，又是大隊的廣播員、團員，就是一千元讓一個漁民買去的。那個年頭一千元可是個大數目哦！漁民的性格和農民不一樣，他們會把生死置之度外，颱風天氣，漁汛旺發，他們會不聽勸阻地偷著出海去撈一票，撈不著死了也甘心。撈著了就大手大腳地花錢。當時那女子還沒有過門，同村的人就叫她「一千塊」，她高興地感到很光彩。
農村裡的年輕閨女出嫁為自己的身價感到驕傲的心情也許是很矛盾的。因為有的男家是負了債，借了錢來娶這一門親的。她嫁了過去，那裡就成了她自己的家。可能要苦好多年才能還得清她的身價錢。高利貸雖說是明令禁止的，而實際上農村里仍暗中存在。據說那利息十分嚇人，那是在紹興柯橋勞動時水根對我講的。如果為了娶親背了那樣的債，甚至一輩子也還不清，並且利上滾利，負的債會越來越重。但在那個年代她們其實也很難違抗農村裡的傳統習俗，敢於有失體面地不要自己的身價錢。這方面的革命化當年幾乎沒有觸及過。可能因為那並不影響「安定團結」，與「反修防修」、「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等政治口號也沒有多少聯繫。不是所謂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大躍進之後起，學校每年都要組織教師和學生去杭州郊縣農村勞動，那是「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四年秋收，那時已近十月底了。學校停課，全校師生去了杭州北郊的康橋人民公社幫忙那裡的秋收冬種（收割晚稻和播種春花作物），在農家住了一個月。在那裡我又見到了另一些農村婚姻的情況。就不知道這些年來情況變得怎樣了。
那次我們到了康橋農村後，遵照上面的意圖，把教師按科室分散住在農民家中——和老鄉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即所謂「三同」。給人印象深刻的是那裡的貧窮。冬天有大面積的農田有積水，不能種東西。因為那地方就在京杭大運河邊上，並且地面低於運河的水位，公社又沒有幾台抽水機，水排不出去反而滲進來。那一段運河的水是發黑、發臭的。都是附近造紙廠排出的有毒的污水，因此河裡不能養魚，冬天有大面積的農田不能種東西，水稻畝產量也較低，老鄉們的收入也就少了。杭州解放前除了絲綢業，其餘就很少有別的工業了。造紙業在南運河一帶也算是重要工業，而對附近農村和運河的養殖業卻有嚴重傷害，但政府仍是支持造紙。也許那樣對地方的經濟更為有利？因此那一帶的農村的貧窮顯得十分突出，甚至超過我以前在紹興農村所見到過的。農民的住房多數是些干打壘的茅草屋，瓦房少得可憐。
我們剛到那裡時，有三個人被安排到生產小隊長的家去住，那是主任決定的，其中包括主任自己和阿佟，還有我——因為我是被認為須加強監督管教的，主任特別關心我的改造。大概原先他考慮因為他是帶隊的，住在小隊長家是理所當然的。小隊長姓徐（許？），是位貧農又是小隊裡唯一的黨員，階級成分很好。他家是接受階級教育的好去處。於是小隊長來接人就帶領我們三人直奔他家。當我們走到跟前才看見那是個大茅棚，那茅棚是兩家人家合住的。茅棚里空空蕩蕩，就是一個大統間。只在中間一行柱子間拴了一根齊胸高的稻草繩隔開兩邊，繩子上稀稀拉拉地掛了些稻草就算分成兩家人家了。那兩家人家都幾乎沒有什麼家具。小隊長家這邊，僅有一張竹子做的矮桌子和幾隻破舊的小竹凳和裝糧食的木桶，還有幾隻與農事有關的竹畚箕、竹匾和鋤頭、鐵耙、水桶之類，地上亂糟糟地鋪滿了稻草。兩家人家情況差不多，都沒有床，他們晚上睡覺的鋪只是在地上鋪的稻草上面蓋了兩張破草蓆，那就是他們每晚睡覺的地方。僅有的東西亂糟糟地就堆在小矮桌上。茅棚最裡面有個灶台，灶邊還有一隻半截埋在地里的水缸。他們所有的家產就是這些，僅僅比一無所有好一點。我們到了他家後，明確了晚上只能睡地鋪了，於是每人找了個稻草鋪得厚些的位置，把背去的鋪蓋打開放在地上。平時他們大概習慣於在稻草上坐，反正那兩家人家滿地都是稻草。我的鋪蓋其實只有一張油布、一條蓋的薄被和一條床單和換洗的內衣。此外還有大約十來本薄薄的毛主席著作的單行本和筆電。另外還有吃飯、喝水和刷牙合用的搪瓷杯、調羹和毛巾等。這就是為這一個月的勞動和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所準備的——為了減輕鋪蓋的分量，儘量從簡了。主任放下行李後就由小隊長帶領著去了解教研室其它人員的住宿情況並通知晚飯後全教研室下鄉人員都到我們住的那茅棚里來聽小隊長「憶苦思甜」。
阿佟臉上的表情似乎有些為難，想和我說什麼但又沒有說。天色將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們三個人就和小隊長家，還有同屋的鄰居家都蹲在靠茅棚門口沒有墊稻草的地上吃飯，因為那裡能見天，比較亮一些。這時才知道他們兩家是合夥的，兩家是什麼關係我們不清楚。大家圍在一起，中間只有一大碗臭鹹菜放在泥土地面上。那臭鹹菜的味道實在噁心，黑糊糊的，菜其實是腐爛了的，灰黑色的糊。沒有一點鹹菜的味道，也沒有鹽味而有一股噁心的腐臭，大概根本就沒有用鹽醃製過而漚爛了的。我只嘗了一點，像吃到了臭泔水樣的味道，沒有好意思吐出來，勉強咽了下去，後來全吃的白飯。飯後三個人低聲相互問問，都厭惡那臭鹹菜而沒有怎麼吃。那兩家人家吃飯的碗都是補了又補，釘了許多釘子還有許多缺口，浙江農村叫「鬥子碗」的大碗。我們帶去的舊搪瓷碗、鋁飯盒和舊臉盆他們看了都很羨慕。那兩家農民的貧窮超過我的想像，比我前些年在紹興柯橋見到過的農村還要窮得多。解放已經十多年了還只不過能吃得上口飯罷了。不過看見老鄉們能吃到的飯量，的確比前幾年我在紹興柯橋體驗過的定量分配，每頓限量吃老秤十二兩要多些。也許反映了饑饉已經過去？或是杭州郊區農村要「體面」些？飯後主任走開了，阿佟憂心重重地偷偷對我表示擔心以後這一個月的日子怎麼過喔，他怕那臭鹹菜有致癌成分。不過我們三人中要數我以前吃的苦最多，我能不用菜吃白飯，那是在紹興農村勞動時練出來的，其餘兩位都做不到。我想大不了吃一個月的白飯罷了。主任是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沒有經歷過國內前幾年的「三年自然災害」。那時他正在蘇聯留學，吃的是蘇修的麵包、土豆燒牛肉和椰菜湯。這次大概是他頭一次下農村勞動。因此我也不大在乎，反正你們能過，我總能過得了。
天黑後因為安排了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活動，從大隊借來盞馬燈，讓那家的主人（小隊長）講他家的家史，整個教研室的人也都陸續從住的農家打著手電筒趕到我們住的大茅棚來了，就都只能坐在墊了稻草的地面上。幾位住在別處的女教師來到茅棚後，十分驚訝我們住宿條件之差，她們那裡好多了，都認為我們這樣不行的。但也無可奈何，不行也得過。我反正思想上準備好了就這樣過一個月。也有十多位附近的老鄉來見世面，湊熱鬧的。主任主持會議，先說了些報紙上的話和口號，還有些使人昏昏的大道理，其實知識分子也未必搞懂了，老鄉們聽了就更不知道懂了些什麼。然後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讓小隊長憶苦思甜——講他以前怎麼窮，怎麼苦，現在又怎麼好，怎麼甜。講到以前的窮和苦，他說得很實在，也說得很傷心，中間還哭了起來。他按教導地把那些苦都歸因於舊社會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講到一些細節很具體，他原來不是本地人，曾經討過飯，拾過荒，經常餓肚子，揀到什麼可以吃的就都吃下去，晚上宿在破廟裡或橋洞底下……，來湊熱鬧的老鄉們聽了有的在竊竊地笑，有的甚至倒為他害羞把臉捂了起來。中間還穿插了安排好的陣陣口號聲：「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土改時小隊長正好流落到當地，被一家後來土改時劃為中農的人家收留當了僱工，因此分得土地成了當地的農民。但講到現在有些什麼甜時，他所說的與他的實際生活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只講了現在翻了身了，分到了土地（其實當時已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已經歸公），人民公社好，入了黨，當上了幹部。現在有口飯吃了……並且講到成了家討了老婆。簡單地說了些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之類套話。當他說到成了家討了老婆時，那些來聽憶苦思甜的老鄉竟都鬨笑了起來，甚至有位老兄怪聲大笑了出來。那情景顯得和憶苦思甜的氣氛極不相稱，似乎很不嚴肅。當時我們都搞不懂為什麼他們會那樣鬨笑。我們這些來接受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都感到很詫異。主任大聲喝了聲「安靜！」皺著眉頭斜著眼嚴厲地瞪了他們一陣子。那顯然很有效，老鄉們馬上都收斂不笑了。所有來聽憶苦思甜的農民也都肅靜下來——看來他們向來是怕官的。當地農民還是第一次見識到所謂「憶苦思甜」。
會後，住在別處的同事和老鄉散去了，我們的房東兩戶人家就分別在自己一邊的蓆子上把身上的衣服脫去後，兩家都是全家人蓋一條破棉絮，擠在墊了稻草的破蓆子上互相依偎著取暖就睡下了。不穿衣服睡覺大概僅僅是為了愛惜衣服，免得磨損，不能往風流處想。因為布票和鈔票都太有限了。他們的生活和幾千年前的農民一樣，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主任就指示阿佟和我利用那盞馬燈，三個人坐在草堆里輕聲談了大約半個小時聽過憶苦思甜之後的思想收穫和心得體會。我和阿佟都只講得出感到那地方的窮是以前沒有見識過的，而都說不出甜在哪裡、現在又好在哪裡。主任的觀點，強調小隊長他能從當年一個乞丐分得了土地，當上了幹部，入了黨並且成了家這就很不錯，可以證明現在的確比過去好；他強調要和原來的基礎比，等等。我認為這位生產隊長對以前的苦講得很實在，但儘管從一個叫花子翻身份得了土地，成立了公社後還當上了幹部，解放都十多年了，依然還是那麼窮。也許他當僱農的年代的生活不會比現在差吧？除了小隊長從一個僱農入了黨、當了幹部有了這些改變之外，其它老鄉顯然都沒有他的這些機遇。不過這些話都不能說出來。討論結束後大家都沒有洗臉也沒法洗腳——那裡用水太艱難了。把鋪蓋整理好，我把一包換洗衣服和毛主席著作單行本、筆電當枕頭，脫下來的勞動用的外衣加在半墊半蓋的棉被上，就各自睡下了。
那茅棚處處漏風，並且缺少一扇能關得嚴實的門，那正是日暖夜涼已近霜降的天氣，寒風鑽進來吹得很冷，地上鋪的草又很薄，並且地面又是坑坑窪窪的。我們三個人都沒有能睡好，我能聽見他們時刻在翻身和身下的稻草摩擦的響聲。那才真正是達到了赤貧的考驗呢！就在杭州這省城郊區（離城只十多里，今天已是市區內），解放這麼些年了，當時已按照毛澤東思想成立了人民公社，這就叫翻身？如果不是有那幾件鐵器農具、一口鐵鍋和幾隻粗瓷破碗和一隻揀來的，不能保溫的竹殼熱水瓶，此外小隊長有一支手電筒，門外有隻公社裝的高音喇叭，簡直就像是回到新石器時代去了。那裡離良渚不遠，七千年前的良渚人也許不會比現在貧窮吧？原始公社，如果曾經存在過，生活也許不會比這茅棚里差吧？
第二天一早主任就去隊部匯報情況，我和阿佟跟老鄉們去田裡割稻了。一忽兒，主任趕來，喊阿佟和我立即回房裡去，對我們宣布說那家的條件與我們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不利於我們的勞動鍛鍊。公社領導研究決定要我們立刻就離開那個大茅棚，搬到一個老婆婆家去住。我們聞風而動，立即趕回大棚去搬行李。因此，去小隊長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計劃只實踐了一個晚上就結束了。
去的那老婆婆的家只有她一個人住，房子很空。據說她丈夫曾搞地下活動，後來犧牲了，因此算是烈屬。她那裡好得多了，是土牆的平房，比較擋風。雖然也是茅屋，但屋頂下面有一層篾席，屋頂上還有幾片明瓦，並且我還能睡一張用一付竹架子擱起來的竹榻，上面墊了厚厚的稻草的「床」。那周圍的鄰居也較多。我們的伙食費和糧票是由學校交給公社轉交給她的。她讓我們吃得不錯，偶爾還有點葷，韭菜炒蛋、青菜蛋花湯之類。因為老婆婆養了只母雞。沒有讓我們吃頭一天在小隊長家吃過的臭鹹菜，並且飯是開在桌上坐著吃的。我不必用我自己帶來的漱口杯和調羹吃飯，老婆婆家有碗筷。每天晚上還燒點熱水讓我們洗腳。利用公家發的煤油燈，每晚靠著桌子邊還像煞有介事地學兩個小時的毛主席著作。主任因為經常有領導幹部的會議活動，因此基本上晚上大都是阿佟和我兩個人學習。那種生活是很枯燥的，沒有一點樂趣，連隨便聊聊天也是不相宜的，甚至眼睛稍一離開毛主席著作就會被看成是放鬆思想改造。要求人們每分鐘都想到革命和思想改造，每時每刻都要想著毛主席的教導。只能談革命的大道理和學習毛選的心得和收穫，每個人的真實思想都不敢流露出來。那種學習往往令人很疲勞，兩個人白天勞動一整天就想早點休息，只能磨時間，規定要到九點以後才能睡。只有老鄉們上門來請我們代筆寫信或問看病之類的事我們才能輕鬆片刻。不過當地農民習慣睡得早，七點以後基本上不會有人來了。白天我和阿佟出工去，主任往往白天黑夜都要去隊部開會匯報和研究情況。因此和我們一同勞動和學習的時間很少。與我和阿佟相熟的那批生產隊裡的農民，他幾乎都不認識。而他接觸的那批公社幹部，我們又都沒有見過。在勞動方面我不吃虧，我有在紹興農村勞動鍛鍊的底子，就在以後文化大革命期間去農村「接受再教育」時，我還挑過一百多斤的擔子，能推裝了五、六百斤柴的獨輪車。割稻之類農活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重活。最不能勞動的倒是主任，那次大概是他第一次下鄉勞動。看得出來他很吃力，因而不得不承認我的勞動表現是好的，說我「有進步」。而他自己一個月的勞動鍛鍊，開會開掉了近一半，顯然他吃不得那裡的苦，幾次還因為「家裡有事」晚上回家去了。
半個月的「三同」下來，阿佟和我跟老鄉們彼此熟悉起來了。發現很古怪的是那一帶結了婚的男人幾乎有一小半姓的是女方的姓。譬如一個名叫王順發的男人與一個姓劉的女社員結了婚，他須改姓為劉而被喚作劉王順發。生的孩子姓劉家的姓，還幫女家帶孩子、做家務。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那些男子多數是外地來的，都是因為貧窮，付不起錢來娶妻成家而來此地入贅的。他們中的多數大概就是所謂遊民之類。他們都是因為感到有家室的需要而又沒有錢娶妻，不得已那麼來的。因此那裡入贅的男人很多，簡直成了母系社會。甚至那裡對男女的稱呼也是顛倒的。那些入贅的男人們自嘲地互相開玩笑。王順發被別的入贅來的男人挖苦地喚作「劉王氏」而不喊他的名字，其它入贅的男人彼此也都被他們的同類自嘲地那樣稱呼。但一般當地老鄉還是比較正經地，當著面總都叫他順發，不讓他感到難堪。有一次順發的老婆在找他，走來問我們一起在勞動的老鄉有沒有看見她「家裡的」。大家說沒有看見，那女人就走了。只隔了一會兒，順發抱著孩子走過，老鄉們卻告訴他「你老公在找你。」於是順發趕快就走了。那些入贅的男子多數都不參加田間農活，只是帶孩子，那些女的反倒在田裡割稻、干農活。到孩子該餵奶的時候，男人抱著孩子來田裡找媽媽餵奶，餵過奶抱了孩子就回去。男女和夫妻的稱呼是不對等的，十分顛倒。
那些入贅的男人的穿著看去大都很古怪。由於他們基本上不參加農業勞動，其中竟有好幾位穿的是解放以後城市裡已越來越少見到的中式長袍。但又因他們平時要做家務而都污跡斑斑地顯得很邋遢。早年穿長衫的是城裡體面而有身份的人，解放前鄉下人要尊稱他們為「老爺」、「先生」或「老闆」的；也有入贅的男人作幹部打扮的。有一天我們正在一條路邊的一方田裡打稻，老鄉們輕聲地告訴我和阿佟，那遠遠走過來的男子，說他是個「填房」。我開始沒有反應過來，不領會那是什麼意思。他們解釋說他是隊裡一個名叫荷花的婦女的「小老婆」。這就更糟糕了！後來才弄明白原來那叫荷花的女社員以前有過一個入贅的男人。那男人贅過來只一年就死掉了，這是她的第二個入贅的丈夫。因此被稱作「填房」或「小老婆」。那「填房」穿得一身像個農村幹部，腳上穿一雙像是撿來的舊皮鞋，低著頭走過我們面前的小路沒有和人打招呼。我想他們的衣著打扮大概是他們的配偶要他們那樣穿的？是那些婦女（他們的「老公」）要那些男人穿得像有錢的財主、老爺或有權的幹部的樣子？我感到滑稽又不是滋味。
我曾幾次想和那些入贅來的男人聊聊，想聽聽他們的心聲。但那不容易，他們仿佛有種自卑感，似乎是在迴避與我們接觸和談話。每次剛和他們談起來，他們就借個故走掉了。他們多數都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整天就只抱抱孩子，好像都不大有男人味道，在老婆面前唯唯諾諾地；我又感到他們顯得好逸惡勞，甚至感到不解，怎麼會有女人喜歡這樣的男人？一點男子氣都沒有。還是他們的性格是因為所處的地位而形成的？他們實際上是由他們的女人養著的。
後來聽當地農民講，在當地入贅有些苛刻的、帶有侮辱性的規矩的。要求入贅的男子在女方同意後須買了香燭跪著進門。拜過女方的祖宗和父母，認女方的祖宗和父母是自己的祖宗和父母。有老鄉告訴我們說入贅的男子須給女的磕了頭才能上床的；甚至有人說男的須從女的跨下鑽過去的；但也有說是須從丈母娘褲襠下鑽過去的。眾說不一。我曾懷疑過是否真有這類事；又想著那應該是關了房門以後的事了，他們可能沒有親眼見過那場面，傳說而已？但也很難說那些傳說都是沒有根據的，可能只是各家的規矩不完全相同而已。也難怪那些可憐的男人因此有一種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的樣子。他們經常在一起的也就是和他們自己身份相同，都是來這窮地方入贅的男子，他們在一起時才有一些共同的語言和互相嘲諷和開玩笑的話。但那種顛倒的夫妻關係是否能給他們的家庭帶來歡樂，給那些女子帶來幸福呢？只有他們自己明白了。在我看來至少那些男子都缺乏丈夫氣，倒是那些女子頗有些丈夫氣概。她們有的看去像是有意給自己的男人發號施令，差遣他們做這做那，男的則是唯唯諾諾，惟命是聽。我猜他們或許感到羞於見人，那也許是許多入贅的男子不參加集體勞動和避免與人接觸的原因吧？對於那些有入贅丈夫的女子，看來養成了一種惡習，把當著人面有意差遣她們的男人來顯示她們的威風。因此我很快對那些差遣男人伺候自己的女人產生了反感。
今天康橋農村的面貌大變了，近兩年來我偶爾經過那一帶，已屬杭州市區內，開了許多廠和店，農田和茅草屋已經見不到了。現在運河的水也已變清，因為造紙廠最後還是被關閉了。今天農村里低收入的人們紛紛擁向城市。不知那裡還會有入贅的男子嗎？或許我在康橋見到的是最後一代因貧困而娶不上妻來入贅的男人了。而早年當地大約只有半數多一些的農民能保持自己的姓娶妻成家的，有一些是家裡較有錢的，能付得起那三百元財禮的，或者是把女兒嫁了人收了別人的財禮用來給兒子娶媳婦的。有老鄉對我們說總要賣掉四、五頭肉豬，才夠討個老婆。而那時豬也養不起，有些農家是連小豬都買不起，又哪來那麼多飼料和人工呢？何況私人養豬在那個年代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時的道理是窮則思變，窮才要革命。是不主張人們致富的。當年的「人民公社好！」結果是以種糧食為主的農村越來越窮。如果今天仍按當時的政策執行下去，豈不要多數農民都要討不上老婆了？紹興柯橋的水根後來就因為他的妹妹在「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了，他也就失去了嫁妹來娶親的機會。到了老來成了個孤老頭。
也是老鄉指點給我們看的，平時一同勞動的農民中竟有兩家的關係是一家有錢能付得起那三百元財禮的老鄉已在外村訂好了一門親，尚未過門。本村的一家鄰舍找他商量，那鄰舍願用他妹妹來換他訂好的親。交易談成後兩家先後成了親。那外地嫁過來的女子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如此她就被嫁給了另一個她從沒有想到過的男人。按我的理解，這些封建落後的習俗應該在解放後都清除掉了的。不是說要推翻三座大山嗎？誰能料到解放都十多年了，這個方面竟然一點也沒有觸動到。
我們在康橋見到的另一種情況也是很有趣的。那個生產隊裡有許多小農民都是訂好了親的，幾乎近小半是那樣。他們還都是些只有十歲不到的孩子。當地的孩子們指點給我們看哪個女孩的丈夫是哪個男孩，哪個男孩的老婆又是哪個女孩等等。不過都還沒有過門，那些女孩都還住在自己娘家。一般都是有兒有女的人家互相換婚，或三、四家人家之間交叉換婚，從小約定的。也有的是女家借了男家的錢把女兒許給人家頂債的。這些事孩子們都能說得清清楚楚。之所以家家會讓孩子們從小就訂好親，那顯然正反映了當地人家感到成年後娶親之艱難。為了免得孩子大了討不上老婆，從小就給他訂好。但那又不同於以前養在男家的童養媳。我對那些「小夫妻」們之間的關係也頗感興趣。為了給家裡掙幾個工分，孩子們也參加割稻。他們自成一組，擠在一起割稻。那些「小夫妻」在割稻時彼此很少說話，似乎在迴避當著眾人的面交往過密。仿佛有意裝得彼此不來往似的。割稻的時候他們從不靠近而和別的孩子鬧得很歡。但我也曾見過他們偶爾找在一起說幾句悄悄話的場面。那女孩，大約有十一二歲了吧，避著人偷偷地把她未來的丈夫招呼到一口大墳背後，為他整理衣服，隨身帶了針線替他釘紐扣並教導他。那男孩看去還是傻乎乎不懂事，就像還不在乎有那麼個老婆的樣子。而女孩看去仿佛已經像個當家小媳婦了。看得出來以後大了過了門，那小子多半是歸老婆管的。總的來說，那個地方的婚姻大部分是不出村的。那村里很大一部分人家之間都有親戚關係。可能因為都是親，反而不親了。吵吵鬧鬧的事也聽見過好幾起。只有那些入贅來的男子多數是外地漂泊來的潦倒半生的可憐人，原來都是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但已經解放十多年了，也輪不到他們打天下當大將軍了。不過從醫學的觀點講，也許可以肯定幸虧有那些外來入贅的男人，帶來了外來的遺傳基因。不然如此近親的婚姻，那個地方的遺傳病將可能大大增加。
也是在一起割稻時，當地的孩子們指點給我們看的。有兩家的男孩長得十分相像，他們為了掙點工分也參加割稻。孩子們特地把他們倆拉過來讓我和阿佟比著看。看去兩個孩子確實長得簡直像一個模子澆出來的，顯然應是親兄弟無疑了。只是一個姓何的孩子稍大一些，另一個小兩三歲的孩子就是姓徐（許？）那小隊長家的。孩子們七嘴八舌地搶著告訴我們說那兩個孩子他們其實就是親兄弟，就是我們剛到那天在那裡住過一晚的大茅棚里的兩家人家的。前幾年草繩隔開的那邊一家姓何的男人因病死了，留下了寡婦肚裡懷著一個孩子還拖著一個男孩。男人死了不到一個月，那寡婦就嫁到稻草繩子這邊，成了小隊長（當時尚未榮任小隊長）的新婦。沒有兩三個月就生下了那小男孩。那兩個孩子看去似乎也很願意承認他們是兄弟似的。那生產隊裡的老鄉們對那婦人沒有為她那死去的丈夫守滿七七四十九天，未滿「七」就再醮，頗有些看法。有的為之搖頭，有的罵得很難聽，實際上連小隊長也罵進去了。那茅棚里草繩的那邊，何家的男人去世後，遷來了他的兄弟一家帶著那時只有二、三歲的孤兒侄子過日子。小隊長對他剛娶過來的老婆就出生的孩子看來是真心愛護和感到高興的。大概只要是自己老婆生的兒子就是自己家的。村里人也說他福氣好，老婆剛討過來就給他生了個兒子。聽不出說那話的是正經那麼說呢，還是說的反話。我這時才明白，難怪那晚小隊長憶苦思甜時，講到他不僅當上了幹部還成了家，當時有老鄉怪聲大笑了出來，還有裝鬼臉的。原來是這麼回事。不過替那寡婦想想，她顯然是不得已只能那樣考慮的。因為她當然自己明白再過幾個月就要做產了，到那時她一個人帶了兩個孤兒怎麼辦呢？不僅衣食無靠，連照顧產婦的人都沒有。如此想來我倒覺得對她丈夫剛去世就改嫁應該予以諒解的。至於小隊長，應說是做了件兩全其美的好事，與己與人都有利。遺憾的是帶有傳統觀念的人們不能諒解和接受。如果他不是個幹部的話，也許說難聽話的人會更多些？
文化大革命中期，學校停課，校內「造反派」當權，兩個派別各自為政，分別組織全校員工，包括我們這些不夠資格參加造反派的黑五類也去餘杭農村參加「雙搶」（即夏收夏種），以顯示他們那個派的權威性和革命性。有一年，去的那農村靠近良渚，屬餘杭縣的地區，比起康橋距杭州遠一些，但也只不過隔了十多里地左右。屬河網地區，也通運河，但那裡的河水是清的，地勢也較高，沒有河水倒灌的情況，水稻長得很好，因此是個較富裕的地區，住房大部分是磚瓦房。幾天勞動下來，我發現那裡有相當多的農家婦女說的話不是當地的口音，她們講的好像是蘇州一帶的話。我們住的那戶老鄉姓余，主人名叫金榮。他家的婦人也說蘇州農村話。後來相熟了，金榮的娘告訴我們那一帶江蘇來的女子很多，都是自己找上門來的。她的（兒）媳婦也是自己找上門來的。那些女子多半幾個姑娘結伴乘船順著運河漂過來，船到一個地方她們看了覺得好，就上岸找人家「討茶喝」。當地農家也熟悉這種情況，他們就張羅著招待，想法把那姑娘留住，並且趕快通知自己親友中還沒有定親的小伙子來見面。只要那姑娘中意了那地方，看中了哪個小伙子，雙方談得投機她就會留下來成了那家的人而不要任何財禮，並且一般婚後家庭都過得較為和諧美滿。那一帶找到了婆家的蘇州婦女，有的還把自己的姊妹、表姐妹介紹到這邊農村來。因此那一帶蘇州農村來的婦女不少。我沒有料到在農村里竟會有如此開放並由女方主動的婚姻。不收財禮的好處很明顯，男家沒有負擔，他們成家以後也沒有要為了她的身價錢還債之類苦惱；對女家來說，既不必為女兒備嫁妝，並且讓女兒自己找到了如意郎君。當地的風俗，找上門來的姑娘有了人家，成禮之後，「毛腳女婿」須打扮齊整了挑著一擔禮品由新婦帶領著回娘家走一趟，去見見泰山和丈母娘。這樣兩家就有來往了。成了親後帶了禮品去叩見丈人，從情理上說也比先收幾百元彩禮，等於買個老婆更有人情味些。從醫學的角度講，遠距離的非近親婚姻有利於減少遺傳病的發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農村裡的婚姻都只要公認就行了，幾乎都不需要履行什麼法律手續。姑娘覺得稱心住下來了，拜過天地，擺過酒，擁進洞房就算成親了。那一帶入贅的情況很少聽說，我還特地詢問了這事。據說只有那些家裡沒有兒子僅有女兒的人家才有入贅的。但入贅來的男子多半與女家有親戚關係，表兄妹之類，並且男家都是有兄弟的。入贅的男子仍保持自己的姓，不過生的孩子姓女家的姓。與一般農村結婚一樣拜天地、擺酒，沒有說起有些什麼像康橋那樣的惡俗。入贅的男子也不受人歧視。聽說也較少有討不著老婆的情況。不過也不是所有農民都有那樣的好運氣和「艷福」能交上桃花運的。那時那一帶買賣婚姻也仍盛行，大概還是主要的形式。不過「價格」看來要低一些，聽金榮說兩百元就能討個老婆。那似乎也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貨源充足了，價格也就便宜了。
但我們在那裡也見到過些笑話，我們那次勞動住的金榮家隔壁一家的媳婦也是自己找上門來的蘇州農村姑娘。很能幹，做事很潑辣，家裡也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已經有一個小男孩了，孩子剛會走但還在吃奶。雖然我們並不住在她家，平時看見我們總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但她和她公公兩人互相不要看，那孤老頭罵她是「氽來貨」。意思指她是河裡自己漂上門來的貨色，並且叫她滾。兩人經常對罵，一天要罵幾場。金榮家和那家人家在一幢老房子裡，只隔著沒有隔到頂的板壁，我們天天聽得見他們在吵，一個是粗聲粗氣的當地土話，一個是細聲細氣的蘇州腔，吵的都是些芝麻綠豆大的事，並且吵得都不成道理。就像在演什麼戲文似的，我們聽了都暗暗發笑，只是不好意思笑出聲來。那兒子是向著媳婦的，有時從田裡回來喝口水或放工回來聽見他父親和媳婦吵也要搶白他父親幾句。那老頭就更生氣，有時就賭氣不吃飯。到時候那媳婦又會來催他吃飯，說「要吃麼就早點吃，吃了好去死哉！」那「死」字蘇州腔讀成「戲」，並且聲調很尖。而他們之間那種相罵又並不是勢不兩立的，吵過之後不太久，又彼此沒有好氣地商量些家務事。金榮的娘有些見識，低聲對我們說那老頭也太背時了，她說「白白地送個媳婦到你家來，一個銅板也沒有要你的，還給你生了個白白嫩嫩的孫子，家裡也收拾得乾乾淨淨，天天燒飯給你吃還要罵她『氽來貨』，叫她滾，那就太不成道理了。」
一九五八年底我去紹興農村勞動那段時間還見過一起特殊的婚姻。剛到柯橋賓舍時，常見到一個年輕婦人領著一個一歲多的小男孩繞在她腿邊在路邊玩。那婦人看去皮膚白淨，不像是常在日光下勞動的，雖然穿著也是農村打扮，但又不大像個操勞的農婦，並且顯得很慈愛，對那孩子十分愛護。我問過村裡的老鄉那是誰家的孩子。他們開玩笑地對我說那是「公子」。開始我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後來有老鄉指點給我看，那孩子的生父是個年近六十歲的老頭，說其實他本是那婦人的公公，就是村里受管制的地主老財。事情的經過是：那老頭原有三個兒子，只有大兒子剛成了親，還沒有孩子。三年前一年春天他的三個兒子因得了一場什麼傳染病，老鄉們稱之為「春瘟」，前後一個多月相繼都死掉了，家裡只剩下了他和那大兒媳婦。老頭考慮到要絕後了，最後想定了主意只得由他來「越俎代庖」代行傳種接代才行了。一天晚上那老頭做好了準備，窗子都釘死了，然後把門鎖了。他求他那大兒媳婦可憐他們家，跟了他。開始那婦人不肯，吵得很厲害。老鄉們躲在門外偷聽，裡面砸門的聲音，砸碗、砸鍋的聲音，摔東西的聲音，那婦人的哭喊尖叫聲和老頭給大兒媳婦磕頭哀求聲。這樣足足鬧了三天三夜，那媳婦軟化了。據說那老頭給了（兒）媳婦一筆錢，自此那老頭就和（兒）媳婦成了夫妻。一年後就生下了這「公子」——公公生的兒子。那小男孩長得很可愛，管他媽叫媽，管他生父叫阿爺。
很有意思的是老鄉們對這件事的看法：男男女女都對那老頭持同情和諒解的態度，儘管他還是個受管制的地主份子。他們的道理認為一則那媳婦是他家花了三百元娶來的，是他家的人；二則如那媳婦不依，那家人家要絕後。他們普遍認為那老頭也是出於無奈，不好太責怪他的。他們反而都怪那媳婦太潑辣，有些婦女甚至直搖頭地對我說那是個潑婦，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潑辣的女人。因為她砸掉了家裡那麼多好東西，連村里唯一的一台自鳴鐘也砸掉了，他們普遍感到心疼。說「實在太可惜了，那還不都是他們自己家的東西麼？」從這件事我感到老鄉們心地的善良，厚道而又古樸。關心一家人家香火的延續和子孫的傳代，而還沒有受到婦女解放思想的洗禮，也沒有遵照解放後的階級教育所講的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