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風格高度個人化，甚至是一份反映了某種精神創傷的文本。時人認為阿倫特的語氣是傲慢的、充滿挑釁的，在頭腦迷亂的狀況下，她對自己寫下的文字缺少省察。確實，她很想藉助解剖艾希曼的機會完成另一樁思想冒險：解剖猶太人。她強調了猶太內奸當時與艾希曼的勾結關係，這些文字徹底激怒了以色列，阿倫特被理所當然地打上了「自我憎恨的猶太人」的標記。在電影《漢娜·阿倫特》中，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我從來不會愛上一個抽象的民族，我只會愛我的朋友們，那是我唯一能愛的」。
「平庸之惡」一詞很有用，它已轉化成一個用來分析社會心理的一般概念，然而，在阿倫特最初據以創造它的個案上，晚近以來針對艾希曼的研究已讓她的立場陷於絕境。艾希曼不能以「我平庸，故我惡」來給自己開脫了（假如他有這想法的話）。英國猶太史專家塞薩利尼2006年發表了《成為艾希曼》一書，五年後，漢堡獨立學者貝蒂納·斯坦涅特出版《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挖掘了艾希曼留下的眾多文字和錄音資料，利用他於1957年完成的一系列訪談來內窺其真實心態。那時，身在阿根廷的艾希曼雖然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但逃到那裡的前納粹們都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的訪談也做得十分完整，輕鬆自如。
猶太人對阿倫特的憤怒完全有理。她將大屠殺判作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代事件，並非僅僅針對猶太人的滔天罪行，這是其一；其二，她在德國和猶太-以色列兩者之間明顯傾向於前者，似乎在要求猶太人表現出一種超人類的倫理標準，不要以種族滅絕的受害者「自居」，就連其求生欲望和報仇心態，阿倫特都是冷冷批評。與之相對，本著「平庸之惡」的認識，阿倫特斷言艾希曼罪在「不能思考」：
「就這部報導本身而言，惡可能具有的平庸性只能基於事實、作為無法忽略的現象被提上紙面。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麥克白，更遠遠不具備理查三世那種『成為惡棍』的決心。除了不遺餘力地追求升遷發跡，他根本就沒有別的動機；就連這種不遺餘力本身也沒什麼罪，他肯定不會殺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話說，他只是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塞薩利尼，還有寫《艾希曼審判》一書的猶太學者迪波拉·利普斯塔特，都論證說阿倫特被艾希曼的行為給騙了：艾希曼比她想像的狡猾多了。在審判中，他裝出一副困惑不解的小官僚模樣，讓人覺得他無論內在還是外在都很矛盾；但他畢竟是「最終解決」的核心策劃人，是納粹的猶太事務委員會官員，在製造數百萬人的死難上，他的手段是專家級的，幹起來得心應手，也就是說，艾希曼對自己的行為性質及後果心知肚明。
阿倫特有一位摯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宿將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1963年也在耶路撒冷。在影片中他替阿倫特辯護，說她生來就喜歡「激怒眾人」，可是他自己都感到，這一次阿倫特做得過分了。她被自己的優勢所困住：簡言之，阿倫特擁有一種歐洲人文知識分子的確信——真懂哲學的人，哪怕只懂一點點，其思考都應該從質疑自己（而非向別人和世界提問）開始。所謂「反思」的德性，乃從古希臘箴言「認識你自己」綿延千年而來，是西方思想里的瑰寶。
然而，柏拉圖就曾道出過這樣的洞見：暴君能從哲學家的話語機鋒下一閃而過，不是因為他們不懂蘇格拉底在說什麼，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懂。「裝睡的人」是可怕的，他們善於做出無辜和無知的樣子；而反思的知識分子對此缺乏洞察。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反對那種認為希特勒煽動民族情緒的觀點，而提出一個很奇怪的論點：「納粹對於民族主義的狹隘有一種真正的、從未有所退卻的蔑視。」這就是為滿足知識分子的反思本能而故意把問題引入複雜。她還主張，無論德國還是俄國的極權主義，都漸漸超越了國家利益，甚至證明了民族國家只是一個過往年代的「遺存」——此類論點，都以其表面的深刻隱藏了真實的錯謬。阿倫特很可能陷入了一種為複雜而複雜的誤區。
事情沒有那麼複雜。如果艾希曼並非阿倫特所呈給世人的那麼一副無趣、無個性、缺乏想像力的官僚形象，他的所作所為就無法理解了嗎？他就不可能是個真正的惡魔？無論你對納粹軍人的軍紀有著如何深刻的印象，無論你怎麼強調日本軍人寧死不屈、可殺不可辱的性格，他們仍然是人類有史以來數得上的凶神惡煞，這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
如果將阿倫特的政治傾向放在一邊，僅僅討論《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反映的她的智識特點，可以說，她錯在執迷於反思人們關於惡魔的普遍（也是「簡單」的）看法，而輕信了艾希曼的姿態。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這類作品的引導之下，我們會不由自主地低看「惡魔」一語的真實內涵：我們會把一個人、幾個人或一群人的瘋狂簡單地看作一種不經大腦的過程，一種為殘暴而殘暴、以嗜血為滿足的行動；我們會把製造殘暴的人看作頭腦錯亂分子，對自己做的事完全欠缺考慮，而惡魔的追隨者們乾脆就是毫無自知的炮灰。無論愚蠢和頭腦的懶惰是多麼大的罪過，在被殘殺者的累累屍骸面前，它們本質上就是在為犯罪者討一個「從輕發落」。2017年01月06日第一財經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