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罪惡都是由具體的個人實施的。責任是在他個人，還是個人之外的結構？可能各有各的責任。阿倫特是我喜歡的一位學者，但儘管如此，我也很樂於見到對她的批評，因為這可以讓我們從更多的視角看問題。而這些視角也許都有各自的意義】
在前納粹「猶太事務大臣」阿道夫·艾希曼被判處死刑並執行9個月後，1963年冬，漢娜·阿倫特在《紐約客》上連續發表五篇極具爭議性的文章，並結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從此，「平庸之惡」成為政治哲學中繞不過去的概念。
漢娜·阿倫特算是上世紀最為家喻戶曉的世界級人文知識分子之一了。稍有知識的文科生都知道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稍有學術八卦之心的人也都知道她私生活里的亮點——少女時代跟比自己年紀大一倍的海德格爾談了場戀愛。年輕時的阿倫特抽雪茄，才華橫溢，思緒精彩紛呈，在同齡人中擁有一大群擁躉（主要是跟她一樣的猶太人），他們給她起了個諢名：智慧女神雅典娜。
阿倫特曾參加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因此在納粹掌權後短暫被捕，但她成功逃出德國，來到巴黎，在那裡領導一個當地的青年阿利亞團體（動員猶太青年返歸故土巴勒斯坦的組織），但在維希政權的反猶氛圍之下她又逃到美國，帶著一大箱瓦爾特·本雅明交給她的著作手稿（本雅明已於1940年自殺）。她將魏瑪時代的猶太思想文化帶到了紐約；魏瑪，如同比她年輕近30歲的蘇珊·桑塔格所觀察的，對於一代中歐知識分子構成了一種情結，他們對集體性的悲劇命運有著濃烈的審美性迷戀，有時，他們一邊躲避入持續的玄思之中，一邊注視著現實政治不可遏止地下滑。
1951年發表《極權主義的起源》後不久，阿倫特就被接納為美國公民——結束了自1933年起的無國籍人狀態。
十年之後，阿倫特迎來了人生的大考——赴耶路撒冷報導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她意識到這或許是她人生可能參與的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艾希曼，這位前納粹帝國的「猶太事務大臣」逃到阿根廷，隱姓埋名，過著逍遙但並不算低調的務農生活，結果被以色列的特務機構「摩薩德」千里迢迢逮回耶路撒冷，推上了被告席。他被處決了，而就在死刑執行的九個月後，1963年的冬天，阿倫特陸續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五篇報導，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審判吸引到她所關切的問題上：艾希曼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這五篇報導結集成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還在撰寫階段，阿倫特就預感到它們將引發巨大的爭議。但她可能還是低估了辯論的激烈程度。阿倫特瞬間成了最受憎恨的美國籍猶太文化人，因為她表現出一種純粹的、幾乎是冷酷的理性來討論以色列人圍繞大屠殺所做的文章，將大量的筆墨傾注到以色列人設立這一法庭的目的上，而到了解讀艾希曼的時候，她發明了一個馳名世界的術語：「平庸之惡」。
什麼叫「平庸之惡」？阿倫特的這段話說得最為清楚：
「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為他們太出色，也許太明白他們職業的基礎，所以不能認同一個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憤世嫉俗，卻完全不能夠分辨是非的人。他們寧可從偶爾的不實中推斷出他是個騙子……他們的案子仍然停留在這樣一個假設上：被告跟所有『正常人』一樣，一定知曉自己行為的犯罪性質。」
阿倫特的論述一向是相當細微的，很多句子都可有不同角度的分辨，但其基本觀點和傾向性是多少旁枝論證都不能掩蓋的。將艾希曼認定為「完全不能分辨是非」，而指責法官本著「有罪推定」的成見，粗疏地斷言艾希曼是在撒謊——這些，在大屠殺的事實已被大量披露、納粹歷史遭到完全否定的1963年，絕對屬於捅馬蜂窩。她暗示說，艾希曼是個「案頭殺人犯」，其任務就是簽署一份份上級下達的命令，他並非罪惡的化身，毋寧說是個庸庸碌碌的機會主義者；她還對法庭的合法性問題提出了犀利的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