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跡斑斑的軍隊「支左」幹部
廣西軍區的支左幹部絕不是「雷鋒」。機密檔案揭示：這些支左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規模的殺人事件。用中共以往醜化「敵人」的套話來說，就是「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例如，賓陽縣於七月二十四日成立落實「七･三」報告領導小組，由王建勛（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縣革委會主任）、王貴增（武裝部政委、縣革委副主任）、黃智源（六九四九部隊營教導員）、凌文華（六九四九部隊炮營教導員）四人組成。在他們的策劃指揮下，一個月不到該縣就亂打亂殺和逼死了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王建勛還嫌在賓陽先殺得不夠，跑到隔壁的殺人較少的邕寧縣去表示願意派兵去幫忙殺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一百五十八人。他還給上級寫報告把亂殺人罪行粉飾為「就地處決、先發制敵革命行動……」。原縣委副書記彭川，將該縣亂殺人情況報告了廣西軍區，被關押五十多天，後又被原紹文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縣供銷社幹部陳玉良，將灌陽亂殺人情況反映到中央，以此為主要原因被投入監獄……。
在上思縣所謂的「剿匪」中，「縣武裝部長段正邦是直接指揮殺人的罪魁，普遍挖肝，在革委會吃人肉。有輪姦致死的、殺夫占妻、殺父占女的，武裝部科長韋正宣到堤高大隊指揮殺死六十多人。那坦大隊民兵營長馬仕瓊殺人四十多個，強姦婦女二十多人。上思縣被稱為「土匪」的幹部五百一十七人，群眾一千一百五十三人。」
為了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許多支左軍人還直接對地方幹部進行陷害和謀殺。例如，據機密檔案記載：「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十一名幹部、教師和學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間，不僅主謀策劃危害趙永禧和幹部群眾，而且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惡極的王德堂，曾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駐靖西縣支左軍人伍祥勝、曾克昭，盜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軍」名義，由曾克昭執筆偽造了一封信寄給黃小林（靖西縣委書記），要黃站到「四･二二」一邊支持靖西「造反大軍」。此後，他們便以此信為藉口，誣陷黃小林參加派性活動，以致「聯指」派將黃活活打死。
無惡不作的軍人大多逃脫懲罰
絕大多數的廣西大屠殺的案例都是由軍人領導、指揮、縱容甚至直接動手的。所謂的暴民政治只不過是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申，甚至是為國家機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參與這些暴力和殺戮的軍人、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的黨團骨幹，是這一國家機器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論，把文革中的暴力殺戮的責任一概推卸到某種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眾頭上是不對的，這既不符合歷史史實，也極大地扭曲了我們民族應有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從而混淆了錯與非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無惡不作的軍人在文革後的複查中不僅大多數逃脫了懲罰，不少還得到提升。如在整個廣西指揮殺人最多的原賓陽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勛（原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新的賓陽縣委多次打報告要將他逮捕乃至處以極刑，但是王在軍隊裡巍然不動，還官升為少將、廣州市警備區第一副司令員。原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揮，竟提拔當了廣西軍區副司令員。軍隊對廣西文革後的「處遺」調查完全采抵制態度，如一手偽造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假案的原南寧支左幹部王生江，在文革後複查追究他責任時，竟無法在軍隊裡找到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