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剛剛本科畢業的Cheevin被外派到位於非洲中西部的剛果布，單程要花上將近30個小時——從國內出發，沒有任何直飛剛果布的航班，必須在杜拜或者衣索比亞的首都轉機。彼時的Cheevin覺得，這和去趟火星也沒有什麼區別。
對90年代初出生的Cheevin而言，非洲是三毛筆下浪漫又壯美的精神原鄉，擁有最原始蓬勃的生命能量，能夠「於荒蕪中開出花來」。如果說，剛畢業後的第一次外派，源於Cheevin內心深種的「非洲情結」以及對遠方的本能嚮往；那麼，在年過三十後，Cheevin選擇第二次外派，則是對中國企業湧向全球這一時代趨勢的順應。
如今，中國各個領域的企業都在自發地走出去，開闢全球版圖，打破內卷、尋找增量。而這，也是出生於2000年後的Herman、齊承聞，在畢業伊始就選擇外派出海的主要原因。
2023年，Herman畢業於某三本院校國際貿易專業，進入一家生產人造草坪的外貿企業工作。在那一年，歐洲收緊對中國草坪企業的綠色合規政策，進而抬升出口成本；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產品發起數百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疊加紅海危機導致海運成本顯著攀升，Herman所在的外貿企業，決定赴中東建廠，同時開闢中東市場。Herman成為被外派至杜拜的員工之一。
而在2024年畢業於北京某著名語言類院校的齊承聞，在讀高中時，就將清華土木工程系博士曹豐澤視為榜樣，在他看來，畢業後投身於非洲基建工程的曹豐澤，真正詮釋了何謂「知行合一」。
個體的選擇總是與時代的脈動同頻共振。作為英專生的齊承聞，在校期間，一面覺察到不斷加劇的國內競爭，一面感知到「國內國際雙循環」「一帶一路」倡議的熱烈，早早地開始規劃出海外派，最終跟隨某大型央企來到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奈及利亞，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工作。
如今，曾被譽為「校招三巨頭」的網際網路、教培、房地產熱度逐漸下滑，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等先進位造領域的後起之秀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軍。而這些企業，天然面向全球市場、獲取全球資源並參與全球競爭。
另一方面，逐漸步入職場的「零零後」們作為網生代，其成長軌跡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縮影——無國界的數字體驗，讓「全球公民」的意識不再是後天教育的附加項，而是成長中的「默認設置」。
而正如美國人類學家理察・G・福克斯所說，全球化並非均質擴散，而是以「節點—網絡」的跳躍式推進，在特定城市、港口、產業園區等「點」優先發生，並通過資本、技術與人員流動的「跳接」向外擴展，形成非均衡的全球連接。
外派員工，正是駐紮在一個個全球化關鍵節點的鮮活個體。他們的故事，也是全球化熱潮最細膩具象的展現。
Cheevin在剛果布的居住環境
十年前，Cheevin剛到非洲的時候，當地還有很多人只穿著褲子、光著上半身，從中國郵寄來的二手衣物備受本地人歡迎；當地很多房子是用土或者鐵皮圍成一圈，上面蓋著茅草，一家幾口人甚至十幾口人擠在一起。即便對非洲的荒蕪貧窮有所預期，但眼前的景象也令她著實一驚。
Cheevin在剛果布生活了長達16個月，現在回想起來，她覺得，外派非洲的生活，很容易讓人迷失。
非洲的街道
在這裡，中國人很容易成為所謂的「人上人」。公司會為外派員工安排專門的保姆、司機，和當地人進行物理隔絕，仿佛擁有了某種特權。但Cheevin始終清醒地提醒自己，在非洲看似擁有的一切，只不過是在極致匯率差下的某種幻象，回到國內，她依然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普通職場人。
處理閒暇也成為一門功課。剛果布娛樂項目匱乏，但自然景觀多元且震撼，工作之餘，Cheevin會讓司機帶她去海邊、瀑布和森林，或者在房間裡自學法語。
工作方式同樣需要適應本地。Cheevin介紹說，在非洲處理稅務申報時，很多企業會通過私下賄賂稅務官員來逃稅；反之，如果企業和當地政府部門關係惡化，對方也可能通過合規性審查、稅務稽查等操作，讓企業面臨額外經營風險。
「所以在非洲，很多事情沒有規則，比如做財務的人，每個周期都要建立自己的系統方法論，但這裡每年的工作方法都在變。並且很多資源，都需要當地員工的『疏通』與『打點』。」Cheevin說，但成長也同樣突飛猛進。「如果我留在總部，每天的工作無非是盤保險柜、填單子；但外派非洲，我必須獨擋一面，所以那16個月，我的職業加速非常快。」
在非洲的Cheevin
職業生涯的加速成長，是很多外派出海的畢業生們共同的感知。
在當下如火如荼的出海中東熱潮中，被外派至杜拜的Herman，其稀缺性愈發凸顯。如今，Herman已然成為了公司里最懂中東的人，這裡的「懂」，不僅指掌握了當地的客戶與經銷商資源，更指跨越文化隔閡的協商能力。
或許很多來過中東的人都會發現，在這裡，WhatsApp上與你相聊甚歡的合作方，很可能轉眼就消失不見；口頭上答應的承諾，可能隔天就推翻重來。而Herman已經漸漸摸索出應付這種客戶的解決之道：「當地人有的時候看到信息也不太會回，但你一直follow的話，可能他也會覺得煩，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跟客戶聊天時，真的給客戶帶來價值，並且時不時地在他面前保持活躍度，但是不要過於急切地跟進。我認為如果是一些非常關鍵的事情，和他們有強利益捆綁的事情，他們爽約的概率也不高。」
但在耐心之外，也需要當斷則斷的決心。在Herman公司所從事的人造草坪領域，中東大分銷商多為孟加拉人，他們一般都需要漫長的帳期，而催帳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拉鋸戰。Herman在與一個孟加拉客戶的拉扯中，帳期從120天拖到150天，又繼續後延，而Herman只能強硬起來，威脅再不付款就報警，才要回了這筆尾款。
「我們不想得罪客戶，因為中國人做生意向來講究以和為貴，但是杜拜那邊很多客戶的原則就是，要保持現金流最大化，能拖多久是多久，我能拖住你的錢，那是我的本事。所以就必須和他們反覆博弈。」Herman說。
而作為英專生的齊承聞，在非洲除了「打灰」，什麼都幹過：商務外聯、財務報銷、成本控制、物資採購、設備管理，甚至還開過挖土機。因為外派的薪資待遇遠高於同齡人，齊承聞這樣初入職場的本科生第一年也可以拿到25萬人民幣以上，所以每個人都身兼多職。
齊承聞所在項目組一眼望不到頭的碴場現場
相對優厚的薪資待遇，也是吸引畢業生們選擇外派的重要原因。在Cheevin初次外派的2014年，月薪就可以達到1.8萬，在那個平均薪資不到5000塊錢的時代里，這個數字堪稱十分具備吸引力。
國內的普通外貿崗位，月薪不過五六千元，而外派的薪資差不多是國內普通外貿崗的兩倍多，並且衣食住行全部實報實銷。這對出身於江西贛州農村的Herman來說，是讓他快速還清大學助學貸款，更從容地規劃今後人生道路的一條捷徑。
但辛苦同樣翻倍。在酷熱的盛夏，杜拜的氣溫多在40–45℃之間，而Herman在杜拜建廠房的時候，倉庫沒有通電、更沒有空調，密不透風的鐵皮屋子裡，溫度直逼五六十度，「一進去衣服就全部濕透，整個人處於脫水的狀態，只能不停地喝水，但感覺水也是苦的」。
在Herman看來，杜拜是一座在營銷話術中保持光鮮亮麗的城市，「一個現代化的奴隸社會」，但如果近距離觀察，不難窺見其浮華表象下的沉疴痼疾。在這裡，印巴勞工處於金字塔的底端，拿著2000迪拉姆的月薪（約合人民幣4000元/月），只能在通往棕櫚島的遊輪上充當服務員，對觥籌交錯的熱鬧人群冷眼旁觀；而本地阿聯人（Emirati）的月薪通常落在約3萬–5萬迪拉姆/月（約合人民幣6萬–10萬元），甚至本地人月薪低於2.5萬迪拉姆的話，政府還會給予補助。
Herman拍下的杜拜市景
Herman去政府辦事情的時候，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有時他擔心事情沒辦好麻煩對方再看一下，對方會反駁說「你這是不信任我」，之後就置之不理，即便投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Herman所租住的國際城，毗鄰一座污水處理廠，每到深夜都會有濃烈的惡臭，聞一晚上第二天嗓子都會生疼。一些居民因為這個持續存在的問題而考慮搬遷，但在寸土寸金的杜拜，Herman的公司也無法承擔更優地段的房租。
而在杜拜生活，如果不想花錢的話，會極其單調無聊。因為這裡除了千篇一律、風格同質的現代建築，幾乎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城市景觀。但大海是免費的，Herman時常會坐在海岸邊看海，享受難得的靜謐時刻。
在杜拜，Herman經常一個人去海岸邊看海
「適合出海的人，必須要能夠耐得住寂寞，以及比較樂觀。」Herman說。
外派到奈及利亞的齊承聞同樣認為，耐不住寂寞的人不適合外派。「如果你特別喜歡流行文化，或者依賴於外賣這樣的便捷服務來生活，那麼的確很難適應外派的生活，尤其是外派到非洲的，在這邊就算你有錢也花不出去。」
來到非洲，就如同坐上了時光機，穿梭回前網際網路時代。齊承聞所在的尼日州，每天大概要斷電三次，本地網絡形同虛設，托馬斯克的福，齊承聞和同事們用星鏈衛星網際網路來接入網絡信號，但依舊十分不穩定，「走到稍微荒一點的地方，信號就比較弱了，甚至電話都打不了」。
在這裡，齊承聞愛上了西洋棋，因為只要有最基礎的網絡就可以對弈；原本是資深二次元的他，只能用緩存的方式來看動漫，想看直播要挑網好的時段，並且把畫質清晰度降到最低。
整個奈及利亞只有三家肯德基，一家在首都阿布賈，一家在經濟中心拉格斯，還有一家在貿易樞紐卡諾。齊承聞生活的地方是奈及利亞最大的州的首府，但最高端的飯店是連鎖披薩店達美樂，還有一家名為「共和炸雞」的炸雞店。
奈及利亞經濟中心拉各斯
為了緩解無聊，齊承聞和同事們在院子裡養了一群雞，各式品種的狗，他們還試過養豬、養驢，在院子裡種菜。國內格子間裡的白領們，會一邊辦公一邊聽著各式流行音樂；對齊承聞來說，他習慣了工作時的白噪音，是嘹亮的雞鳴與犬吠。
齊承聞在營地養的狗狗
但忍受無聊可能是外派非洲最基礎的難題，更驚險的是瘧疾、綁架和槍擊。在奈及利亞，有床的地方就有蚊帳，但全方位的物理防禦幾乎不可能，世界上每三個人死於瘧疾，就有一個是奈及利亞人。在奈及利亞，每年都會有中國人因為瘧疾去世，「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翻譯」。
如今，齊承聞來到非洲還不到一年，就已經得了兩次瘧疾，他形容患病時的感受是「仿佛小時候看過的《貓和老鼠》失去了聲音，也失去了色彩，動作更加誇張，在腦海里重複播放」。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喝光了36瓶礦泉水，「沒有家人和朋友能帶給你心理上的支撐，你只能靠自己一個人堅持下去」。
「在非洲，人命是可以抵價的，包括中國人的命。」齊承聞說。因此，選擇外派非洲，一定要依託央國企或者大型知名私企；另外，學習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知識也非常必要。「比如得了瘧疾，你要儘快完成瘧原蟲檢測，來檢測你是哪一種瘧，以及瘧到什麼程度，需要怎麼樣的治療，三天之內必須送醫，一周之內就要治好，不然的話就會衝破血腦屏障，非常危險。」
工作強度也大到崩潰。土木工程跟著項目安排休息，最極限的時候，齊承聞連續連軸轉了75天沒有休息，「每天一睜眼就是干」。
有一天，齊承聞在奈及利亞招聘的本地雇員一臉嚴肅地問他：「Master，你們工作這麼辛苦，是不是在國內做錯了事情，所以被流放到這裡，被懲罰幹活的？」
因為缺乏娛樂，齊承聞晚上和同事一起與營地大兵比賽做伏地挺身
事實上，「中企模式」與落地國本土節奏之間的適配矛盾從未缺席，這種隱性的衝突在中企海外布局的各個維度中都清晰可見。
專注於中國製造業與供應鏈的產業觀察家林雪萍，在海外考察時，曾看到中國老闆講話時讓墨西哥員工背著手聽，進而引發罷工；一家中國家電巨頭在收購德國當地公司之後，公司大領導周末臨時約見德國企業總經理，總經理則以要去看歌劇為由直接拒絕。
「我們中國很多的出海企業，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我們的認知力不足」，林雪萍說，「我們在海外有個特點，凡事求快——施工速度要快、生產速度要快，甚至有人會覺得我們的快對當地的慢是一種降維打擊。這種認知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偏見；當地的慢，其實就是主流節拍。你要去跟他去接軌，這個叫合規。」
而外派出海的畢業生們，不僅是洞察中企在海外生存狀況的最佳記錄者；作為富有「全球公民」意識的年輕一代，也扮演著中企與本地融合的黏合劑，更是破除無意義內卷的最關鍵節點。
Cheevin通過第二次外派來到歐洲工作生活，公司的管理層基本是中國人，下面僱傭的多是本地人，「中國老闆習慣於從上至下的管理模式，希望當地人直接接受我們現成的系統；但西方人很多觀點不是提前定好的，而是要通過大家一起討論才能最終確定。兩種工作方式各有利弊，國內的模式更高效且有凝聚力；歐洲的模式確實會慢一些，但好處是方向不容易走偏——要是發現方向不對，大家隨時能提出來調整。」
Cheevin在歐洲上班路上看到的彩虹
這種文化背景差異帶來的衝突，最後總得有一方妥協。Cheevin坦誠，她夾到中間，會覺得特別糾結：一方面能感受到中國老闆有控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看到他們其實也在調整，「比如他們會承認『咱們這套管理方式，當地人可能確實接受不了』，然後主動說『那咱們多溝通、多磨合』」。
而溝通與磨合，更多是由像Cheevin這樣，生活在本地的外派員工來完成。「你不能急於求成，而是更多投入到溝通的過程之中，這個建立信任的過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Cheevin說。
比如之前在公司食堂，她總喜歡一個人吃飯，不想和大家湊在一起；一方面是習慣了獨處，另一方面其實也有點害怕文化差異——歐洲本地員工聊周末去滑雪、聊假期安排，她插不上話，心裡會有點打怵。後來她意識到，還是得逼著自己融入他們日常那種「閒聊」（small talk）式的交流。在國內工作時，Cheevin一直覺得「工作就是工作」，不太喜歡在工作中花時間交朋友、搞太多人際往來；但到了歐洲才發現，在這裡想絲滑地推進業務，需要讓別人慢慢了解自己的底色和性格。
漸漸地，Cheevin開始主動請同事來家裡吃飯，或者約著下班後一起參加活動。「隨著了解的逐漸深入，他們會知道你不是不好接觸的人，逐步感受到你的真誠，進而這對你個人口碑、對讓別人認可你的能力，都有挺正向的幫助。」
而一家全球化企業融入本土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安靜地存在，讓當地人習以為常；全球化企業的最高境界，就是讓品牌的國別屬性消失。派駐在奈及利亞的齊承聞觀察到，幾乎所有行業里，能真正做到「融入」、甚至讓當地人不刻意覺得「這是家外來的中國公司」的，其實少之又少。
他覺得，這裡面有個很關鍵的問題：不少中國企業其實不太願意主動跟當地社區深度融入，也沒太重視和當地分享發展帶來的利潤。在很多地方，除了政府層面的機構，當地的原始宗族、傳統領袖也是社區里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是維繫當地社會運轉的關鍵環節。但出海企業往往沒去深入了解這些，既不清楚當地社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也沒在這些關鍵環節上做足功課，這才導致「融入」總是停在表面，沒能真正紮根下去。
齊承聞說，建築行業對文憑要求不算高，外派過來的大多是像國內人力派遣那樣的務工人員。他們和當地員工經常起衝突，主要就出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語言溝通，雖然他們也能試著交流，當地員工也會努力理解他們想表達什麼，慢慢也能適應；但更關鍵的是另一方面——文化敏感度。很多務工人員對當地的宗教習慣、文化禁忌了解不夠，沒意識到這些細節的重要性，不知不覺就可能造成誤解。「所以說到底，在這邊工作，尤其是和當地員工打交道，得把語言溝通和文化尊重結合起來，更注重跨文化適應，這樣才能少出矛盾、把事情做好。」
以奈及利亞為例，這個國家北方以穆斯林為主，南方更多是基督教徒，所以企業到了這裡，首先要適應這種宗教文化背景：比如周日是基督教的禮拜時間，管理者不能讓當地員工來上班，連打電話、發消息都不合適；到了周五，穆斯林要過主麻日，而且他們一天還要進行五次朝拜，這些都是必須尊重的習慣。
奈及利亞首都阿布賈的村莊
但也正是在海外，齊承聞更直觀感受到中國供應鏈與工業體系的強大。非洲的供應鏈往往呈「碎片化」狀態，比如一個項目可能需要從加納採購主體設備、南非調配配件、肯亞引入作業系統，且各項指標需適配歐洲或英國標準，類似於「拼好機」，不僅流程繁瑣、溝通成本高，還容易因標準不統一出現銜接問題；但中國的供應鏈從上游原材料、中游生產製造到下游配套裝務，形成了全鏈條閉環，無需依賴外部零散資源，既能保障產品與服務的標準化，也大幅降低了中間環節的損耗與延誤，即便需要跨越半球運輸，疊加海運成本後，整體產品價格仍低於當地採購價。
基於完整供應鏈基礎，在非洲，中國企業正從「產品供應商」向「解決方案提供商」轉型。有國內做電子白板的廠商出海奈及利亞，不只是賣白板，而是把整個學校需要的設備都打包：教室內的監控、打鈴系統，教室外的水電設計、燈光布置，所有東西都從國內一起調配過來，一次性到位、一起交付，而且成套買還能給折扣，幫客戶省不少成本。
如今，這種模式正逐漸形成「平台化」趨勢：部分平台型企業會先與當地客戶對接需求，明確「需要什麼樣的整體解決方案」，再聯動國內具備相應能力的廠商，將國內成熟的全鏈條服務模式複製到海外市場。這種模式不僅讓中國的供應鏈優勢更易落地，也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重要新方向。
從「產品出口」走向「供應鏈能力出海」，是中企出海的一次升維；但終極目標是打造「全球品牌」，而非僅做「全球賣貨者」。派駐中東的Herman，在日常工作與觀察中深深感受到，中國企業出海搞品牌建設，遠非一蹴而就，而是一段需要持續投入、慢慢沉澱的漫長征程。
在Herman公司所從事的人造草坪這一細分領域，歐洲品牌已經成為全球行業龍頭，國內的人造草坪企業正以歐洲品牌為對標對象，逐步推進品牌建設。不過，在低端市場領域，行業仍深陷價格內卷，杜拜人造草坪市場便是典型案例：在杜拜，多是孟加拉人從事這一領域，對價格敏感度很高、對產品品質要求較低；加之杜拜高溫氣候導致人造草坪使用壽命較短，用戶更傾向於選擇低價產品，進一步加劇了市場價格競爭。
「現在我們也很清楚處境：卷品牌，暫時比不過歐洲那些大品牌；卷低價，利潤又薄得可憐。所以企業現在主要想兩條路：一是出海布局，要是能避開關稅，多少能有點優勢；二是咬牙把品牌做起來，我覺得中國民營企業，最終還是得靠做品牌，品牌起來了，市場認可度高了，企業才能真正發展好。」Herman說。
為了打造品牌，Herman所在公司正著力塑造差異化競爭力，重點研發「免填充運動草坪」新品——傳統運動場草坪需鋪設橡膠顆粒與石英砂，但自2015年「毒跑道」「毒顆粒」問題曝光後，橡膠顆粒的健康隱患與環保問題引發關注，歐洲市場已出現抵制橡膠顆粒的趨勢；而「免填充草坪」無需添加橡膠顆粒與石英砂，既能實現資源回收最大化，又兼具安全、環保屬性。
在Herman看來，目前中國企業在中東的全球化競爭力，主要還是在成本和技術上。老外對中國產品的印象還是「便宜」，這背後是我們的勞動力優勢和完整產業鏈優勢；技術方面，現在各個行業的技術差距都不大，國外有的技術，中企也能快速跟上、快速響應。唯獨缺的就是品牌影響力——「歐美企業特別會做營銷，能把品牌效應做起來，我們在這方面還差得遠。」
Herman記錄下的杜拜
如今，Cheevin正在與公司商議，將勞動合同從國內外派轉為歐洲本土長期僱傭，雖然這會讓她的薪資打些折扣，但隨著年齡逐漸逼近「35歲」這一deadline，在某處 settle down的意念也越發強烈。
「在過去的十年，我一直非常漂泊，雖然帶來了職業加速，但同時也始終動盪辛苦，在體驗了這麼多不同的職業環境後，我覺得還是歐洲的工作氛圍和生活節奏更適合自己一些。」Cheevin說。這或許是外派經歷所帶來的一種豐饒——跳脫出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價值理念，體驗到生活其他的可能。
在Cheevin看來，選擇外派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更堅固的主體性，「你得有一個發力點，要麼是為了完成職業的加速，要麼是拓展視野，甚至單純是為了多賺些錢」，有了這個錨點，才不至於因為脫離熟悉的既定軌道而迷失自我。
齊承聞同樣認為，只有「不迷茫」的人，才適合外派出海。海外的生活節奏、工作氛圍、發展狀況與國內都相差迥異，還要面對衛生與安全、跨文化合作、水土不服、單調孤獨等諸多問題，「很多人來到非洲都待廢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能幹嘛」。
齊承聞的項目組在過年放假了一天，營地裡面最有年味的地方是夜空下食堂門口的兩盞燈，讓人很想家。
他形容自己是「天生外派牛馬聖體」，計劃一直外派下去，可能換行業，也可能換國家，也可能某天用積攢許久的積蓄，送自己留學和環遊世界。
Herman在外派杜拜一年後選擇回國，他形容自己用一年的時間在杜拜「建了一個廠」。現在，他計劃沉澱一段時間再物色新的工作機會，他有底氣要出與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薪資漲幅。
1998年，從北大社會學系畢業的項飆，來到英國牛津大學讀博。從趕往機場的那一刻起，他就決定，博士項目要不同於他原來做過的題目，一定要做一項關於非中國的案例的研究。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衝動，與他當時強烈的國際意識有關。
最終，他的博士論著《全球「獵身」》問世，聚焦於研究世界資訊產業中流動的印度技術勞工，這本書讓他獲得2008年美國人類學協會安東尼利茲獎。在書的序言中，項飆寫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大片的沉默著的真正的邊緣，比如整個黑非洲、南亞和拉美的許多地方。他們究竟怎麼想？當權者——或者是把自己想像成當權者的觀察者——總希望會當凌絕頂，看高聳入雲的孤峰，認為山峰決定了地貌；而事實上是山底無數石塊、泥土和植被託付著山體。為什麼不能根據山底的豐富景觀來構想我們身處的地貌？為什麼一定要氣喘吁吁往頂上爬，高處不勝寒的，而不去欣賞、呵護或者乾脆加入山麓美麗的樹林？」
這是彼時年輕的項飆，對傳統「大國中心主義」的反思與解構，在那個年代頗顯先鋒與另類。而如今，隨著全球南方的崛起和多元共治的趨勢，正有眾多的年輕人們，與全球化同頻共振，親身奔赴異域，探索廣闊天地。
畢竟，與貧乏僵直的單行道相比，廣袤無垠的大海，更能承載關於未來無限的想像力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