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曾做過「派仗」的俘虜，那年我只有11歲。一直期待著比我大的人來描述這段歷史，然而，轉眼四十年過去了，這段往事仍無人提起，忽然意識到，連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親歷者肯定越來越少了，再不談，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為輕飄飄的故事。
1966年文革開始，我上小學二年級。只記得先批判「三家村」，代表我們班的小女孩怎麼也爬不上那個高高的講台。其後，校園裡出現許多大字報，抓住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攻擊老師。毛主席在北京接見紅衛兵，我曾為報社上街賣號外。
大串聯時，在中學當老師的舅舅帶一批學生步行上北京，大我兩歲的哥哥也跟著去了，但走到湖南就坐火車回來了。哥哥沒從毛主席故鄉帶來紅色的種子，卻默默地給家裡帶來一大把虱子，把母親折騰了兩個月。那時運動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好玩的。
母親王慕冰在《廣西日報》任編輯，父親程興業在南寧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報社。食堂前的大字報先提打倒報社社長，後又針對廣西的第一把手韋國清，最後劉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問母親，這樣一個個打倒，最後會不會打倒毛主席？母親大驚失色，叫我不要胡說。
街上越來越鬧騰，報社湧來一批批紅衛兵，圍成一堆堆大聲辯論。某天打起來了，石頭飛來飛去，有人捂著腦袋退出人群。大人們分為兩派，一派叫「聯指」，一派叫「四二二」（「聯指」全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四二二」全稱為「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父母最初不參加任何派別就叫逍遙派，也不怎麼上班，母親甚至學起繡花來。
武鬥很快升級，報社成為焦點。最初大人們拿著鋼叉和棒子，戴著工地上的安全帽，後來真槍也開始流入民間，流血事件越來越多。父母就把我們送到河池的阿姨家。1967年暑假，我在河池迎來了自己十歲的生日。暑假後，母親曾想把我們送到桂林避難。可是桂林也不太平，夜半醒來，我看到母親守在窗前憂心忡忡地聽著遠處傳來的槍聲。
回到南寧，局勢仍然亂騰，一夥伙人闖進報社大院，甚至闖進宿舍搶劫，逍遙派也不安全了。
母親較為接近的同事屬於「四二二」一邊的，為了安全，我們家就和許多人一起搬到「四二二」的據點裡住了。所謂據點便是報社最高的編輯部大樓，為紅衛兵占據，當時兩派都辦起自己的報紙。？
我們家和另一家合住一間辦公室，睡在辦公桌上，中間拉一塊布帘子。沒看見裡面有人拿槍，外面也沒有武裝人員包圍，據點裡的人可以自由走出去，也沒聽說附近打死人。對面的展覽館也是著名的「四二二」據點，後來被打得稀爛，但那時我和小夥伴還在館前的大廣場學騎自行車。我們常跑到印刷車間去玩，印報紙的紅衛兵舉起沾滿油墨的手嚇唬我們。印象中，這段日子就像偶爾的野營一樣有趣。
蝸居大樓的日子並不長，我們便回到自己家。後來聽說兩派開始談判大聯合，父母還說你們快要上學了。然而，1968年春，形勢卻越來越緊張。同情「四二二」的解放軍六九八四部隊將調走，「四二二」一派極力挽留。
5月某日我跟小夥伴到教育學院去看熱鬧。教育學院的高坡上有幾棵大榕樹，其下聚集大批紅衛兵，他們和一些解放軍戰士在交談，流著眼淚勸他們留下。聽說紅衛兵晚上也守在那裡，可是部隊哪裡是眼淚流得下來的？部隊還是開走了。現在想來，由於廣西軍區是支持「聯指」的，六九八四部隊的調走使「四二二」意識到危險的逼近。
某天父親外出，發現把守報社前後門的紅衛兵換防，新來者皆來自南寧一中。父親原任一中的教導主任，就在不久前，該校的校長被學生打死了。當時母親出差去了，沒辦法聯繫，父親決定立刻離開南寧。他空手溜出去，哥哥騎車送去一個菜籃，內裝幾件換洗衣服，兩人還像地下黨一樣先後出門，在火車站碰頭。從火車站回來，哥哥才說出父親逃走的事，然後伸出兩手模仿老虎爪子伸在我眼前，怪聲怪氣地說：「哈哈，今天起你就歸我管了！」第二天，通往外省的火車就全部停開了。
「派仗」迅速升級，許多武裝人員衝進報社。報社的家屬到黨校躲避，不分兩派都在一個大禮堂里打地鋪。一天早上，在大門口發現一具屍體，旁邊倒著一輛自行車，應該是被流彈打死的無辜路人，一些人只為惡作劇便把槍口對準平民。一次母親帶我上街買東西，我穿著紅色短裙。回來時忽聽到像放爆竹一樣的「啪啪」聲，清脆而零零星星，我們仍不緊不慢地走著。一個女人騎車從身邊衝過，大叫：「小女孩還穿紅裙子，說不定打你呢！」母親拉著我的手趕緊跑到岔路上。
黨校也不太平，時有武裝人員闖入。一天，一群「聯指」成員荷槍實彈地闖了進來，指名要抓黃真，撲了個空，他們悻悻離去後，母親將這一消息告知黃真。第二天，「聯指」的人又氣勢洶洶地來了，這回向母親追問黃真的下落。黃真是母親的同事，瘦瘦長長的，架著一副金邊眼鏡，看上去是典型的文弱書生。他與我母親都不過是普通編輯，也不是「四二二」的骨幹，按常理不會抓他們，但大亂之時是不循常理的。
母親感到極其危險，便托一個當地出生的同事為我們找一個較安全的避難場所，他答應到「街上」找個房子。南寧當地人都講粵語，但自治區直屬的各單位聚集著大批外省人，大院裡都講普通話，和當地人的生活相當隔絕，因而大多數外地人根本不會說本地話，稱本地人聚居的老城區為「街上」。
第二天，母親要帶著我們兄妹去避難，而哥哥怎麼也不肯去，母親只能把他托給舅舅，牽著我就跟人走了。那人把我們帶到解放路的一處老房子，然後他就回去了。以後，母親才知道那裡根本不是什麼安全地帶，而是「四二二」控制的中心區，他們自稱為「解放區」。但兩派交火的據點離這兒較遠，周圍是當地市民的聚居地，從表面上看，百姓仍悠閒地過著自己的日子，因而我們還是住了下來。
在我們之前，黃真已到了那兒，我們還碰到好幾個報社人。一個上海人叫陳廣旭，二十多歲的樣子，架著一副現在最流行的大黑框眼鏡，不苟言笑，用現代流行語說挺酷的。他剛分到報社時，曾奉命和另一個青年來管我們的暑期少年之家，因為他顯得特別嚴肅，孩子們都敬而遠之。這期間陳叔叔偶爾來，我就溜到一邊去，不敢和他說話，他曾叫母親等為廣播站寫稿，他們不肯，也就不提了。還有兩位本地籍貫的叔叔，一位叫彭志球，另一位不記得了，他們對我們都挺親切的。
樓上住著幾個中學生，一個女生常和母親說話。一個男生常來逗我玩，他非常聰明帥氣，又喜歡開玩笑，我們常玩的遊戲是大變活人，我對他佩服得不得了。問他叫什麼，他說：「叫我校長好了。」
幾天後，這個區域就被「聯指」的武裝人員包圍了。再過幾天，兩位本地的報社人留下行李都先後失蹤了，那時本地人還是能混出去的。多年後彭志球說，那天他拎著一個醬油瓶，走到封鎖線時被「聯指」的武裝人員攔住了，他用粵語說去那邊打醬油，就混過去了。可見，「我是打醬油的」在哪個時代都是通用語。母親越來越擔憂，但她一看就是外地來的知識分子，還帶著我，根本無法混過去，而被那些兇殘的武裝人員逮住凶多吉少。
在解放路住了一個多星期，某個晚上大炮響起了，樓上的學生連滾帶爬地躲到我們房間，女生說：「嚇死了！嚇死了！」槍聲也越來越激烈，越來越近。後來才知道，那就是總攻，攻擊者不僅有「聯指」的民兵，還有眾多廣西軍區的正規軍，炮彈都是真正的炮兵打出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06頁）。我在戰爭小說中讀到的炮聲，這回親耳聽到了，果然先聽到「呼呼」的呼嘯聲，接著傳來「嘭嘭」的巨大爆炸聲。炮彈並不只打據點，常常會落到居民區來，炸到之處很快騰起一片火光。
那時南寧老城區多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房子，大部為木結構，兩到三層，所帶騎樓使街道更為狹窄，炮火下極易著火，夜空中這裡那裡騰起大火。我嚇得發抖，鑽到母親懷裡，她能做的也只是拍拍我的背。
傷亡也出現了，樓上的女生還去捐血了。母親想給她做一些有營養的東西，卻根本沒有辦法，就在幾天前菜都沒有了，只能吃一點白飯。不知誰做了一些炸油餅，大人還讓給我吃，誰知炸餅的油居然是桐油，結果吃過的人都上吐下瀉，我更是不斷地水樣腹瀉。院子裡的廁所只是一個坑，久已無人處理，已快要滿溢，上面爬滿蛆蟲，人要站在兩塊磚上，才不至於踩到糞水裡。
那天剛進廁所，忽聽頭上「呼」的一聲似乎有炮彈飛過，我嚇得一哆嗦，就把磚頭踩翻了，糞水灌滿了鞋子。我沒有換洗的鞋子，母親只能把我抱到屋子裡，然後一個人跑到院子裡沖洗鞋子，炮火似乎就從她身邊呼嘯而過，此景終身難忘。
母親將濕漉漉的鞋子穿在我腳上，收拾起行李，因為聽說「聯指」叫「解放區」里的人快出來投降，她決心今天就帶我出去。院子裡她和陳廣旭在商量什麼，炮火又響起來了，我奔過去抱著母親叫：「我怕！我怕！」陳廣旭瞪起眼睛吼道：「小孩子吵什麼！」然後聽到他說：「你有孩子，先走吧。我只能上山打游擊了。」後來母親告訴我，當時她勸陳廣旭也快點離開這兒。
下午，我們和黃真一起出去，先在街道兩旁的民房中穿行，原來相互分隔的各家牆壁都被打通了，我跟大人爬過一個個洞口，穿過一幢幢殘破的房子，根本不必問路，只要跟隨居民一起走，越走人越多。
不知走了多久，我們才走出房子，走到街道中央，當地居民背著行李，扶老攜幼，匯成墮胎，街道兩邊密布著拿槍的人，有的人身著便衣，有的人穿著解放軍制服，一些槍還上著明晃晃的刺刀。忽聽一聲怒喝：「放下東西！舉起手來！」人們紛紛丟下手中所有的行李，將雙手高舉過頭，母親也迅速扔掉大包。
前面一個男人還背著一個小包，立刻身中一槍，他旁邊的人扔掉包袱扶起他一聲不吭往前走。母親趕緊將我身上的小語錄包也扔掉了。其間，一個解放軍士兵說：「小孩不用舉手。」但我仍然不敢放下手，小小年紀，我就明白：政策都是拿槍的人隨心所欲制定的，我不知道前邊計程車兵是否還有心情仁慈。
人們如馴服的羊群般茫然地走著，雖然數百上千，但連咳嗽聲都聽不到，只聽到雜亂的腳步聲，一路上都能聽到高音喇叭傳來的一個刺耳女聲，她反覆念著同一篇文章：「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一顆炮彈，就能打死你們一堆人。」後來讀《毛澤東選集》，才知道當時反覆播放的正是淮海戰役中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
多年以後，當我看到電影中猶太人被驅趕的畫面時總是非常難受，因為太像我所經歷的投降經歷，一樣的婦孺無助，一樣的充滿絕望，甚至一樣的對自己的同類麻木無情。時而，守在街邊的拿槍人凶神惡煞般衝進墮胎，抓住某人捆起來，而墮胎仍靜靜地淌過，無人停留，甚至沒人看他一眼，身後傳來殘忍的毆打聲，人們的腳步卻更快了，似乎這樣才能避開厄運。
穿便衣的是來自各地的「聯指」骨幹，他們站在路邊睜大眼睛尋找認識的人，一旦認出本單位的人，就把他們揪出來。被挑出的人往往凶多吉少，「戰區」中的虐殺根本不會有人干預。
萬幸的是一路上沒有人認出母親，最後，人群被鋼槍逼進第九中學。中學的操場上放著幾張桌子，我們被逐一帶去訊問。一個報社印刷廠的青工衝過來，一腳把母親踹倒，然後腳踩在她背上捆人，一邊捆一邊惡狠狠地問：「陳廣旭在哪裡？」母親說不知道，他又踢了一腳就走了。過一會母親就被一個士兵押走了，說她是所謂重犯。
等了很久才輪到問我，問了姓名身份之後，一個女人在我身上細細地搜身。因為我拉肚子太厲害，又沒法上廁所，這天母親把一塊毛巾塞在我屁股上權當尿布。那女人摸到毛巾，以為藏著什麼值錢東西，厲聲喝問，我覺得很丟臉，從褲子裡拽出那塊臭烘烘的毛巾，狠狠地丟在桌上，那女人也尷尬了。我被送到一個大教室，和當地居民關在一起，晚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一些居民對解放軍士兵抱怨說，所有的行李都被搶走了，衣服也沒有，士兵說明天就放你們出去了，行李搜過後會送來的。當然，最終沒人領到行李。我找個角落躺下，將那條髒毛巾當做唯一的禦寒物，槍炮聲還清晰地傳來，想著不知明天往哪兒走。
第二天一早，我把髒毛巾隨便洗了洗，又用來洗臉。只見母親跟著一個解放軍來了，她指著我說：「她是我女兒。」於是我又隨母親被關到二樓的一個教室里。裡面關著十幾個人，不分男女，都睡在課桌上。似乎沒人來訊問，大家都呆坐著，看著太陽一點點從這個窗口移到那個窗口。
晚上相當涼，我們仍然沒有任何被褥，母親只能抱著我。同室一個受傷的小伙子有一條毛毯，母親懇求他勻一角讓我蓋，他與他同伴卻像沒聽見一樣，頭也沒轉過來，我拉住母親說，「別求了，我不冷的。」
幾天後，突然發大水了，然而這之前並未下大雨，當局命令轉移。洪水來得極快，我們只能從二樓的一個窗戶爬竹梯而下，再爬過一條捆縛課桌而成的臨時浮橋，經另一幢樓才逃出。一個解放軍士兵泡在水裡拉著浮橋，另有人在窗子邊幫助囚犯一個個爬出。士兵比「聯指」的人和藹多了，起碼我沒看到他們打人，也許來自外地計程車兵對「派仗」的犧牲者沒什麼偏見。後來查資料才知道，這場水災超過1958年特大洪水的水位，而且是人為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15頁）。母親也一直以為那是場天災，前日我告訴她真相時，她半晌無語。
我們被押解到交通學校，被關押者多為知識分子，男女分開，也是在一間間教室里席地而臥，教室外邊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對面是一個大操場。
飯還能吃飽，當然還是沒有菜，並開始提供草紙之類。被俘者久未沐浴，都臭極了，還讓我們洗了一次澡。我身上長了癬，解放軍士兵帶我到衛生室上些碘酒，剛上時舒服一些，但以後越來越嚴重。有天早上，突然把我們全體趕到操場，一會兒，開進幾輛敞篷卡車，車中站滿荷槍實彈的「聯指」武裝人員，一些被五花大綁的人面朝外排在車廂兩邊，每人頸上掛著一塊巨大的木板，上書其名字和罪名，名字上打著紅叉，還故意滴上紅墨水，給人以血淋淋的感覺。幾個人拿著扁擔或木棍，開始在我們面前打人，高音喇叭里一男一女數落著那些人的罪名，其間也放毛主席語錄歌，被害者的慘叫就在音樂的背景下悽厲地傳來。我嚇得發抖，把臉捂在母親的懷裡，根本不敢看，而大人卻不能不看，有人大叫：「抬起頭來！」
我感到母親的手也在發抖。不知打了多久，終於終於，卡車開走，這場慘劇才得以結束。大概這就是所謂示眾。聽說外邊還搞過「禽獸展覽」，即將一些人關進鐵籠，然後組織群眾參觀（《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18頁。），當然我沒看見。
幾天後，要放我出去，一個士兵騎著自行車馱著我，找到舅舅在建政路上租住的弄堂，但舅舅已回到邕江南岸的中學去了，士兵說洪水太大現在不能過邕江，我只能沮喪地跟著士兵回集中營。回來途中看到賣菜的攤販，摸到口袋裡還有幾角錢，取得士兵同意後，買了一小把醃過的大頭菜。我們已經近一個多月吃不到任何鹹味的東西了。
當我掏出那把生大頭菜時，母親直誇我能幹，她又想起難友黃真，要我給他送點去，看守居然同意了。看守士兵捏著一根軍用皮帶，帶我穿過長長的走廊，所到之處，犯人眼中都露出恐懼，以為小孩也來「點水」了。當時「聯指」的人來看守所指要某人，其後便是折磨或毆打，這就是所謂「點水」。我們走到另一頭的教室，正值中午，天太熱，門也沒關，只用一張課桌攔在門口。帶我去的看守用皮帶猛敲一下桌子，大吼一聲：「誰是黃真？」所有的犯人都像裝了彈簧一樣跳起來，臉上帶著難以言狀的驚恐，黃真臉色蠟黃，朝門口走來。我從看守的背後閃出，一言不發，將大頭菜遞給他，他的臉一下子綻開一絲微笑。
不久，大水基本退去，我被允許出獄。文革前常去舅舅所在的亭子農業中學玩，先坐公共交通，再步行穿過一片田野，憑記憶準確地找到。舅舅正在屋裡，看到我大吃一驚，劈頭就問：「媽媽呢？」
我沒頭沒腦地回答：「媽媽在交通學校。」待問清我們的經歷，舅舅說，前幾天邕江江面上漂出許多屍體，以為我們母女完了呢。
舅舅叫我住到外婆那兒。外公在解放前是位律師，解放初還被認定為民主人士，但因母親參加革命時自報家庭成分是地主，家裡所有的人都受連累了。文革前報社就要求外婆搬走，舅舅的中學也不讓住，只好在附近的村子邊給她搭了一個小棚子棲身。那是一個用木頭、竹片及油毛氈搭成的棚子，只能放一張床，地面是又粘又濕的黃土，外婆戲稱為古代考科舉用的「考棚」。
小村裡有幾戶農家，他們知道外婆成分不好，常欺負她，有個男人還總來說哪裡哪裡又殺地主全家了，語聲切切，挺嚇人的。外婆總顯得戰戰兢兢的，家裡做點肉湯好菜，總要一家一碗地端給他們，剩下一點才能自己吃。後來才知道，就在我暫住外婆家的那段日子，鄉下各縣正在大開殺戒，甚至有的被滅門（《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17－136頁），可見，那男人的威脅並非虛言。
一星期以後，火車一通，父親就回來了。他先去了報社，說看到母親已被押回，也許他想使緊張的氣氛緩和一些，說著說著，還不時夾著幾聲乾澀的哈哈笑聲，但在我聽來，那笑聲實在刺耳。然後他要求我到報社去陪母親。
第二天，舅舅騎著自行車送我到報社。報社的後門朝向建政路，門前也站著一個威武計程車兵，身上背著步槍！舅舅不敢進去，下了車，要我一個人進去。我剛從鋼槍守衛的集中營出來，又走向鋼槍守衛的大院，心裡又惶恐又不情願，走到後門口沒進去，又往反方向走了。舅舅騎車追上我，壓低聲音斥責：「怎麼不進去！太不聽話了！」我從沒見過舅舅那麼嚴厲，知道自己別無退路，心一橫轉身走了進去，哨兵並沒盤問。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仍能清晰地看見那時的情景：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路，熟悉的宿舍樓，但一切又都是陌生的，只是因為人。走過住了十年的宿舍，我家原在三樓，正對著樓梯，但我知道這兒沒家了。樓下有一個公用水管，一個女孩正在打水，一個多月前我還常和她玩，然而，她把頭轉開了，我也默默地走過，仿佛從不認識。
繞過一個大草坪，路過公廁、浴室和水房，走到一排平房，那原是廚房，現在是「牛棚」，即落難者的棲身之處。我推開頂頭一間的門，母親正在吃飯。一個星期不見，她更瘦了，頭髮被剪得亂七八糟，臉上有些黑色的印記。一進門，我眼淚就掉了下來。母親忙安慰我，說沒怎麼被打，臉上的黑印是被人倒了印刷油墨。又說：「剪頭髮時還有人阻止呢，只是那個女的說外面都剪，就被剪了。好人還是有的。」我一直記得這句話，也十分佩服母親，我永遠也不可能像她那樣只記住人們的善，而過濾掉那些惡。
很快，我便領略到人們的惡。一個從「解放區」抓住的人被押回報社，在食堂門口示眾，他站在一張長凳上，五花大綁。有兩天我去食堂打飯，都看到這樣一幕。我並不認識他，以後我也從不敢問母親，她自己遭過什麼罪。
我認識的陳廣旭沒有走出「解放區」。聽說他後來也出來投降，在路上就被報社的人認出，然後背部中彈而死。戰亂始停，陳的老父曾來報社找，才知道這一噩耗。陳廣旭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文革前分來廣西日報，父親是工程師。
母親說，陳根本不可能拿槍戰鬥，即使在「解放區」寫過什麼文章，也絕無死罪。我問母親，文革後對此案是否有結論，她回答沒聽說。實際上，即使在「四二二」被當成反革命被鎮壓的年代，這種事也是不被公開認可的，否則那名指認者應該出來領賞。誰害死了陳廣旭，也許將永遠是個謎。
多年來我一直不能忘卻此人，改革開放以後生活越好，我越為他惋惜。假如大亂初起他便逃回上海，假如留在南寧也不參加任何派別，假如那天他和我們一起從「解放區」出來，也許就能挨過那段日子，他還那麼年輕，也許能趕上文革後第一批招研究生，也許又回到繁華的上海。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儘管母親出身不好，可歷次運動都安然無事，本來文革也絕對搞不到她頭上，然而既從「解放區」出來，就被指為「四二二」的骨幹，文革前所有的經歷也都變成罪狀了。母親白天在大院裡勞動，晚上在屋裡寫檢查，一出去就得背一個黑牌子。既然住在「牛棚」，我也成了賤民，必須忍受辱罵和虐待，如同一些教育學家所言，孩子之間的施虐往往甚於成人，此處不必贅言。
我終日與書為伴，但家裡的書大多被抄，只能亂翻僅剩的《魯迅全集》，以至反覆讀了七遍，魯迅對人性惡的剖析與現實如此貼切，那種陰暗的筆調也給我帶來終身的影響。我們這一輩就是這樣，少年讀魯迅，青年才讀到安徒生。
開學以後，政治活動不少，時而拉我們去參加公判大會，每次都有人被判死刑，被斃者最常聽到的罪名是參加「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文革後證明那是徹頭徹尾的冤案（《廣西文革大事年表》，89頁）。
那時語文課的作業多是造句，一次，要求用「斬釘截鐵」來造句。第二天，老師講評念出這樣的句子：「昨天，我們去參加公判大會，回來的路上同學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槍斃了7個』，有的說『槍斃了8個』，我斬釘截鐵地說：『是8個！』」同學們頓時哄堂大笑，老師講評說：「語句很通順，但典型的用詞不當。」不知為什麼，我沒笑，這個造句令我終身難忘。
戰後，南寧的中心區即解放路一帶變為一片焦土，百貨大樓也大半坍塌。小學奉命組織學生去參觀，老師指著炸毀燒焦的廢墟說：「看！那都是『四二二』燒毀的！」講解員甚至對小學生說「四二二」的人如何淫亂之類。我在心裡說：大樓是被「聯指」與解放軍的大炮炸毀的，民房就是那些炮火點燃的；我也見過那些男生與女生，他們和你們一樣，也曾是那麼陽光與天真。當然，當時我絕不敢吭一聲，更不敢說我曾從那兒走過。
龍應台說，她23歲時讀近代史原始資料，才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龍應台《不相信》，《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2日）。然而，1968年我就知道了。那年，我11歲。
原載《炎黃春秋》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