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論斷也集中體現在中共監獄的洗腦灌輸和轉化策略中。人們想像不到表面文明執法的背後竟是無休止的秘密軟禁、體罰折磨、剝奪睡眠、群體打壓、暴力洗腦……直到這個人放棄信仰；人們想像不到這些獄警、刑事犯殘酷折磨年過六旬、七旬、八旬的老人如此麻木不仁、習以為常；也難以想像這個中共集中營日復一日的以所謂的心理學手段強行兜售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污衊法輪功的荒唐說辭，終日洗腦、強迫發言、定期考核，整個監區沒人敢承認「有神」、沒人敢提「普世價值」，敢為「真、善、忍」辯護的人都被送進了禁閉室。
中共為了掩蓋其中的罪惡，一定要把惡的偽裝成善的、把壞的說成好的，也一定會壟斷對「道德」的解釋權。獄警試圖將「道德」和「愛國」扯在一起，同時混淆「國家」和「政黨」的概念，將「愛國」等同於「愛黨」，最終演變成符合中共意志就是「道德」的荒唐邏輯，而且在實踐中她們也確是如此操作。另一方面，對於「道德感」空前危機的今天，很多人只看重得失、擅於權衡利弊，而監區內部「逆向淘汰」的機制，也恰恰迎合了這部分刑事犯踩著法輪功學員往上爬、爭頭功、獲得更大生存權的需要。在如此意識支配下，獄警指示、哪怕僅僅暗示迫害誰，這些人會不打折扣的一擁而上。這令人心驚，但並不會令大陸人感到陌生，尤其是中共體制內人士。實質上，這種思維和道德觀貫穿了整個中共統治時期對中國人的思想洗腦、言論鉗制、行為操控。
中共所定義的「道德敗壞」
極權暴政下的「清醒」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文革中敢於真言的張志新，被輪姦至精神失常，槍決前被割了喉管；又如那些千千萬萬被劃為「右派」、有獨立思想、能夠清醒判斷是非的知識分子，淪為「臭老九」不得翻身。在那個以階級立場劃分道德的年代，把手指向被揪鬥者的附庸們認為在別人身上踏上一隻腳就是「思想先進」的、就是「道德」的。
再看今天中共集中營這個具化縮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與法輪功學員走的近的刑事犯，會在這裡被稱作「道德敗壞」。獄警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同時，也要把一些有悖中共意志的「逆行者」或「自由派」往死里整。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刑事犯袁琳傑在集訓矯治一個月後被當眾批鬥，被其他刑事犯詆毀「簡直不是人」，被獄警評價為「道德敗壞」；只因為她幫助法輪功學員之間的聯繫。刑事犯陳雪飛，原某市一銀行高管，因其才智在十二監區被指定為「小隊執行員」，參與「轉化」迫害很多法輪功學員。同樣因「原則問題」被一擼到底，被當眾指責「虛偽」、「道德不好」；在出工期間，身材纖細的她被獄警指定去卸貨，每天徒手搬運幾十斤重的貨箱，干最累的活，艱難度日。曾經的一個約見日，她正被獄警在柵欄門前罰蹲，被延遲了會見，獄警告訴她父母，她因「勞役表現」正被處罰。陳見到父母后，假稱自己很好，卻從父母擔心憂慮的表情中看出了端倪……說到此，陳紅了眼眶。從此，獄警指示、甚至暗示她對法輪功學員做點什麼，她從不敢怠慢，若領會錯了被罵被罰是常態。
在遼寧省女子監獄十二監區集中營，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大多密閉在一個房間內、封鎖消息；而對這些刑事犯的整治則是明晃晃的擺在明面上，表面理由千奇百怪、冠冕堂皇，實質基本都涉及在迫害、整治、洗腦、監視、管制、夾控法輪功學員等問題讓獄警不滿意，有時僅僅是「不積極」就容易被盯上。於是，時而出現幾個「典型」每天被罰蹲、被罰坐小板凳、被罰對著監控背監規、被罰拿小刷子刷整個走廊、被罰集訓矯治被批鬥、被罰餓刑：每餐只一小塊餅子、餓到面黃肌瘦、餓到精神萎靡，並伴有獄警偶爾高分貝的叫罵……讓所有人看著以儆效尤。在一波又一波的整治中，逼迫那些良知尚存的刑事犯，看透其中的潛規則，不斷堅定立場，對法輪功學員絕不敢心慈手軟。人與人之間的友善被人為的間隔對立，在這個黨文化瀰漫的空間，即使平時殷切關懷，只要風向一變，立即可以同室操戈，生生把人變成了鬼，中共對人性的摧殘罪惡空前。如果說在文革中是以階級立場劃分「道德」；那麼在今天這個中共集中營則是以對法輪功的態度來劃分「道德」。前後幾十年，中共本質如一，昭然若揭。
一個監獄，本應是將壞人教化成好人的地方，卻將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作為服刑人員的「勞役」，不斷的學習如何演戲說謊、如何整人治人、如何打人、罵人、折磨人……迫害的越積極、越狡猾兇殘，越靠近「政府」，而這一切在這個密閉環境中卻被標榜為「正義」，黑白顛倒著、「存在即合理」著。獄警肆意踐踏法律，卻聲稱是代表「政府」，把人整治的戰戰兢兢，然後站在權力的制高點，去評說善惡是非，所以那些喪盡天良的迫害行為統統被定義是「道德」的，這就是中共的道德觀。在這裡沒有普世的價值，只有中共的意志。
這些或許並非某些獄警真實所願，作為中共體制的一員，也是卷在其中的受害者。從警校畢業也曾心懷善念的年輕人，到折磨七八十歲奶奶輩的老人而不手軟，成為了魔鬼在人間的代言人，這種魔變是身處牆外的人難以理解和想像的。中共究竟要讓人性墮落到何種境地？究竟要將一個人帶向何處？似乎真的應了那句——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