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小學同學聚在一起，說到此事，她們一聽火冒三丈，定要替我報了這一箭之仇。有個不在我校的同學喜歡畫畫，三筆兩筆把班主任畫成一顆棗子，因為他長圓形的頭型像棗子，標題是：XXX是沒有腦子的大笨棗，把我們笑得前仰後翻的，趕緊找來信封，貼了四分錢郵票，由外校同學寄給班主任。別看我們幼稚，我們周密地考慮到了查筆跡的可能性，這下是無論如何也查不到我們身上了。
過了兩天，班主任上課時，神秘兮兮地說：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昨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大翻領在後面叫起來：匿名信？說啥？念出來聽聽。老師說：這個嘛，就不念了，不要散布不好的影響，不過我們要提高警惕，階級敵人沒有在睡大覺。老師轉了話題，令大翻領頗為不滿：喔唷，念念有什麼關係，你太不上路了（不夠朋友）。
這齣劇自然分享給了小妹和小平，她們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這對我們，是巨大的勝利。那時候，父母被整，我家慘到父親去世，母親被隔離，家裡只有三個孩子，還說是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扣發了母親的工資，只給最低生活費。造反派隨時打上門來，抄家、謾罵，為所欲為。有一天我半夜三更被逼著起床，莫名其妙挨了頓臭罵。小妹和小平，雖有母親在前邊擋著，但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就這樣，我們整日生活在恐懼不安之中，心靈扭曲，在一個充滿仇視的世界裡，無法培養出尊重人的美德，我們都墮落成不良少年了。不幸的班主任。
工宣隊來了
1968秋季，工宣隊來了。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代數英文課，開設了工業基礎和農業基礎課。這兩科的課本粗製濫造，內容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工業基礎講了交流直流電，讓我們根據原理組裝一個燈頭。一個班五十多名學生，又怕我們觸電，工人師傅示範以後，每個學生輪流依樣畫葫蘆，結果，組裝一個燈頭耗費了一兩個星期。
農業基礎更離譜，一會兒農業，一會兒畜牧業，一會兒經濟作物，一會兒糧食作物，讀了一通磷肥鉀肥氮肥，還要分辨插圖裡的麥穗和稻穗，搞得我們一頭霧水。
這兩門課後來也不了了之了。工宣隊要我們集中力量幹革命，每天學習小紅書，鬥私批修，還要去校外參加革命活動，所謂革命活動，就是被拉到巨大的公共場所去填空，比如人民廣場和文化廣場。批判大會要造聲勢，人越多越好，無論鬥走資派還是小偷，都拉上我們去湊數。
加入買菜團
班裡重新安排了座位，我被安排到幾名能說會道的女生中間，我依舊擺著一張「石頭落在漿糊里」的臭臉，對她們不理不睬，可我的同桌時不時對我笑笑，我不好意思，就開始跟她說話，得知她出身於工人家庭，母親早逝，父親一人工作養活四個小孩。她非常能幹，買菜做飯洗涮，樣樣拿手，脾氣也很直爽。後面的兩位同學，出身職員，愛說愛笑，就此組成了一個四人聊天圈。
她們對革命不感興趣，說的都是如何做布鞋、織毛衣、翻棉襖，為我開闢了一個有趣的新世界。機關宿舍里的子弟往往把時間浪費在誇誇其談上，都成了黑五類了，還在談什麼第三國際、中蘇大戰、美蘇大戰的，難怪上海人覺得土八路是憨大（笨蛋）。
相比之下，我的同學很實惠，國家大事哪需要小市民插嘴？她們商量如何在菜場互幫互助。上海人習慣一大早買菜，由於副食品供應不足，菜場六點開門，四五點鐘就有人在各攤位排隊。她們你一言我一語商定第二天誰去排隊買帶魚，誰去排隊買青菜，誰去排隊買豆腐，各人多帶幾個盆盆罐罐在隊伍里占位子，這樣就可以買到各種熱銷食品了。
她們老問我：你家今天吃什麼？我貪睡，等我六點半跑到菜場，新鮮蔬菜常常賣完了，就只能買全天都有供應的鹹菜。她們非常慷慨地邀我加入買菜團。跟她們去了幾天，就堅持不下去了，抱歉退「團」，又回到常吃鹹菜的日子裡。
在中學的一大收穫是，在她們的指教下，我學會了納鞋底、做鞋面、嵌滾條……從無到有，做出了一雙布鞋。
瞎折騰
那時候，好像家家戶戶的收音機一天到晚開著，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呼叫：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外邊的鑼鼓立馬響起來。在接下來的一天裡，遊行的人群、鑼鼓聲、高音喇叭、口號聲、歌聲不斷。每個單位在競賽，看誰能早一點兒衝到大街上去。
我校當然不甘落後，命令我們一聽到最新指示，不分白天黑夜，立即去學校集合遊行，我們在路上走幾個小時，揮舞著小紅書喊口號。作為落後群眾，從來不用舉牌子，扛旗子，敲鑼打鼓，可以輕輕鬆鬆，邊走邊看一路風光。白天遊行也罷了，換了寒風呼嘯的冬夜，誰願意去馬路上瘋走？我和小妹、小平約定，屆時故意拖拉，等那些傻呵呵的紅衛兵急不可待地衝出學校後，再到學校報個到，落後分子樂得落後。
再後來，中蘇在珍寶島交戰，全民備戰，又冒出來拉練。各校讓學生把家裡的被褥捆起來，背著在馬路上走來走去，有時要走一整天。一群荷爾蒙背著五顏六色，綑紮得歪歪斜斜的被褥遊走於街巷，也是那個時代一道別致的風景線。
有一天，我們被趕到操場上，學做語錄操。凡是反動的東西，踢左腿；凡是毒草，踢右腿；你不打，雙臂上舉；它就不倒，雙臂下落……這節操是編排得最優秀的了，有邏輯有節奏。其他的，動作口令不搭界，根本記不住。
為了這語錄操，花費了大量時間，學會了，還要練，動作端正與否，反映了對偉大領袖的態度，實在是折磨人。好不容易大家都學會了，又被取消了。據說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太不尊重最高領袖了，怎麼可以把天才的偉大思想跟一二三四的口令等同起來？
不久，學校辦起了校工廠，專做領袖石膏像，各班輪流去校辦廠勞動。石膏模子開閉的地方，在領袖頭部凸起一條線，需要用小刀子刮平，砂皮磨光。大家都小心翼翼，打碎了頭像，磨錯了地方，就等著做反動學生吧。
果不其然，我們班還沒輪到去勞動，校辦廠就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領袖的頭上居然有一枚圖釘。
主管校辦廠的老師是歸國華僑，自然是一號嫌疑犯。那天在校辦廠勞動的學生，一個個被拉出去單獨審問，全體被隔離審查。校辦廠地方很小，人挨人地幹活，誰都沒有作案的機會。師生一遍一遍回憶那天的每一分鐘，終是找不出破綻。專案組給華僑老師施加重壓，單獨隔離，日夜審訊，最終沒抓住老師的任何把柄，就此成了一宗懸案。由於這起案子，校辦廠關閉了數周，我們還沒輪到去勞動，就放暑假了。
學工學農
在1968年秋季和1969年春季的這兩個學期里，我們三次離開學校去學工學農，工廠農村沒有學校的壓抑氣氛，讓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
學農在桂林公園附近的人民公社，上海近郊，生活條件不錯。那裡人多地少，男勞力下地幹活，女勞力在家繡花、織毛線、鉤花邊。她們一邊拉家常一邊飛速編織，大大小小各種款式的毛衣、台布、茶墊、床罩，一件一件從她們靈巧的手指中變了出來，都是外貿公司的出口產品。這些美麗洋氣的針織品，令大家讚嘆不已。心靈手巧的女同學及時請教編織的花式和方法，準備回家一試。
我們被分派跟男勞力去干粗活，他們怕我們毛手毛腳的，糟蹋了農作物，就給我們安排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活兒，撿稻穗、搓草繩、補麻袋什麼的。
晚上大家睡在一間倉庫里，地上鋪了稻草。有一天剛睡下，突然傳來一聲尖叫：鼻涕蟲。嚇得我們一骨碌坐起來，稻草下果然有鼻涕蟲爬來爬去。這還敢睡嗎？忙穿好衣服爬起來。有人說，鼻涕蟲怕鹽，跑到廚房，抱回來一個鹽罐子，見一條撒一條，鹽罐子空了，可還有一些沒被消滅的鼻涕蟲，越想越怕，大家把被褥搬到撒過鹽的地方，擠在一起睡。第二天又去買了幾斤鹽，繼續消滅鼻涕蟲。這是我們學農的「恐怖經歷」，每每跟其他班的女生分享，都引起一陣尖叫。
有一次學工去了羊毛衫八廠，那裡生產機織毛衣，機織毛衣需要剪裁，再一塊一塊縫起來。那個年代物盡其用，在堆滿邊角料的車間角落裡，我們坐在灰塵中，拿著啤酒瓶蓋子，把一塊塊邊角料拆成一根根毛線，這些毛線可以用來擦機器。
另一次學工是冬天，我們在大光明鍾廠工作了一個月，該廠出產的鬧鐘遠銷全國各地。我們上了流水生產線，每人負責一道工序，擰螺絲釘，固定時針秒針、裝發條等等，一圈過來，就裝好了一隻鬧鐘。我的工作是用一台手搖機擰緊發條，再把鬧鐘對準標準時間。上好發條的鬧鐘送質量檢驗，24小時後，檢測鬧鐘走得是否准。儘管外面革命得亂鬨鬨的，鍾廠的生產卻有條不紊，工人師傅耐心地教我們怎麼做，幾條流水線同時運行，一旦出現瓶頸，他們馬上過去幫忙。
有一天特別冷，寒氣陰濕徹骨。鍾廠四點下班，等我到家，天色已經是灰沉沉的了。剛走進院子，小妹家的窗口打開了，她在六樓大聲叫我：稼嬰，稼嬰，你的圍巾我幫你織好啦。一條長長的紅圍巾從她的窗口抖落出來，在寒風中飛舞。我中學時代最難忘的亮點，就是朋友之間的純真友誼。
插隊去
1969年放完暑假，回到學校就被通知，我校成了69屆初中生畢業分配的試點，全校學生一鍋端，去我國最北的縣，黑龍江呼瑪縣插隊設籍。
接下來的亂，可想而知。有慷慨激昂的，有哭哭啼啼的，絕大多數是我們這一類，不情不願，卻又無可奈何。要是打算賴在上海，那就等著學校的老師工宣隊天天敲鑼打鼓到你家，賴在你家，直到你爸媽鬆口。哪怕賴下來成了「社會青年」，不僅被人看不起，而且前景恐怕更為黯淡。據我們所知，不少文革前的上海社會青年都被送到新疆去了。
忙忙亂亂了兩個多月，1969年11月26日，我跟小妹、小平上了北去的知青專列。
我們進中學的時候，失望、無奈，離開的時候，失望、無奈、加上厭惡。我厭惡那所中學，雖然更應該厭惡的，是那個年代。知識和善良的生長需要陽光、雨露、沃土，而那所中學一片荒漠，我們離開的時候，大腦內心一片荒涼。一個多麼荒唐、荒謬、荒誕的年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