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告訴我們，在整風運動中，心狠手辣的毛澤東甚至想以投毒手段從肉體上慢性消滅他的頑敵王明。「給王明治病的是金醫生。當他開的處方拿到藥房時，值班藥劑師被這種不尋常的配方嚇了一跳。照料王明的護士也說了這回事。金開這藥方時，王明還沒有嚴重的腎病和肝病。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馬上去找開這種藥的醫生，而金堅持要病人服用這種藥，即便藥最後變了顏色（變成深綠色），也照樣服。由於金堅持，病人繼續服用這種藥。奧爾洛夫把金的處方抄了下來，並斷然禁止病人再吃這種藥。安德烈.雅可夫列維奇向我解釋說，這個處方從表面看是對的，但是這種合劑時間一久會分解。這就有毒了。」（115頁）但是，王明必須繼續按照醫生的要求服用這種含甘汞的藥物。「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金醫生正是在合劑變成深綠色的時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匯報了這個情況。」（117-118頁）
毛澤東最後被迫放棄了毒死王明的計劃，不是因為傅連璋的報告，而是因為「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蓄謀毒死王明的『處方事件』的內幕。這迫使他們放棄了謀殺王明的念頭，因為中國醫生可以被嚇唬住，但是拿我們怎麼辦呢？江青的來訪，關於處方的喋喋不休的談話，以及加緊對我們的盯梢，都證實了這個結論。」（120-121頁）
4、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新四軍與日軍秘密勾結，投敵叛國。在日寇已經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561頁）
三天以後，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寫道：「葉劍英告訴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總部發來電報的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要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563頁）不管毛澤東如何解釋，作者仍然認定：「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因此毛澤東想為他的解釋提出有說服力的論據。談話表明了所有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體面。與日本司令部的關係早已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建立了。中共領導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或像毛所稱呼的『聯絡員』），可以說是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和新四軍總部之間。中共中央主席發出的必要的情報，留在新四軍總部，等著這個代理人（他原籍日本）。這個代理人的情報，在新四軍總部總是很快譯成密碼，發往延安。」（563頁）
筆者不厭其煩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為它把共酋毛澤東和敵酋岡村寧次的密切聯繫、聯絡仲介、聯絡方式都清楚無誤地告訴了我們，使毛澤東通敵賣國、認敵為友、認賊作父的真面目大白於天下。
5、毛澤東一貫愚弄人民、欺騙輿論。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它有幾個不同的版本。第一種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在大會上發表的《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按事物的本來面目談論問題。（應讀為按毛澤東理解的事物的本來面目談論問題——筆者按）毛態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評價各項大事。他還分析了黨的工作的缺點。第二種版本，只限在黨員中傳閱。它與大會上的講話基本上沒什麼不同，但措詞溫和得多。根本沒提蔣介石。關於黨的工作的缺點只是一筆帶過，說得十分籠統。第三種，是為公眾準備的版本。與前兩份比較，這份報告措詞甚至更加溫和。所有問題都被敷衍搪塞過去。沒有提到政府首腦。延安報刊上已發表了政治報告的最後一種版本。」（508頁）
對全國代表大會的最重要文件也弄虛作假，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第一種版本只給與會代表聽聽而已。代表們的筆電都蓋上了機密的印章，頁碼都編了號，會後必須全部交回，不許缺頁，連作者作為唯一的蘇聯代表也不例外！作者的「筆電封面上蓋上了一個『機密』的印戳，並用漂亮的字體寫道：『孫平（作者的中文名字——筆者按）同志，這本筆電是機密文件。編好了頁碼，一頁都不准撕掉，每次會後都要交上來，並不許攜出會場。大會閉幕後要把筆電交出。』」（450頁）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發筆電？又何必要代表們作紀錄？原來是為了幫助他們在會議上對領袖的教導進行討論消化，好讓他們完全理解領袖的旨意。在此之後，當然不可以讓他們帶走。不然，萬一流傳於世，讓局外人從中看到共產黨見不得人的狼子野心，那還得了！第二種版本是給黨徒傳閱的。黨的工作的缺點當然不可多提，反蔣言論也必須收斂，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張「虎皮」還是要當作大旗打出來的。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領袖不好肆意攻擊。第三種版本是欺騙老百姓的，黨必須保持一貫正確的光輝形象，所有問題當然都要敷衍搪塞過去。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高舉民主大旗對國民黨大肆攻奸的時候，在它裝模作樣地在特區搞所謂的民主選舉、所謂的三三制政府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愚弄群眾、搞獨裁、搞專制了。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黨。
6、中國共產黨中的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了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記里寫道：「我獲得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譯出這些文件，仔細加以分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1930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顯然，毛澤東那個中共『主席』的職稱就是從這裡『借來的』。）同年秋天，在贛西黨委會上，毛澤東由於在軍事和農村建設的問題上走極端而受到尖銳的批判……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獲悉贛西黨委會決議之後，決定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並派向忠發同志接替。毛對前敵委員會隱瞞了中共中央決議，通過指控贛西黨委會與地富勾結來欺騙前委會成員，並由他自己策動，建立了旨在消滅贛西黨員幹部的後援委員會。1930年12月5日，他開始行動了。」（181-182頁）
這幾個文件太長（182-195頁），為節約篇幅，筆者不打算在此抄錄，但是，文件中明確提出了：「顯然，毛澤東是個壞人，是階級鬥爭中的罪人，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必須動員全體黨員不客氣地打倒他。」（189頁）
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沒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且把全國人民最後都打倒在他腳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農等打手為他為虎作倀；他狡猾過人、對敵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他的敵人爭權奪利、掙寵獻媚，不能團結一致對敵。但是，筆者認為，最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國共產黨從組織上是一個流氓幫會，在思想上是一個邪教集團。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爭鬥的最終結局必然是「最壞者當政」。（參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為什麼最壞者當政》）
三、幾句短評
1、《延安日記》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代表共產國際和塔斯社來中共特區工作的蘇聯人。儘管他對中共最高層有透徹的了解和深入的觀察，他的立場和觀點是代表蘇聯共產黨的。因此，《延安日記》一書不免有許多偏頗之處。具體表現在：
過份誇大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反蘇情緒。毛澤東和史達林互相利用，妄圖挑唆對方率先與日交戰；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即想從蘇聯獲取軍援準備內戰而沒有得到蘇方的積極響應，這都是事實。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對蘇聯有所不滿是可能的，但是絕對沒有達到反蘇的程度。
對中共黨內鬥爭的認識過於概念化。作者把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權力鬥爭解釋為「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的鬥爭，這是不夠恰當的。王明為首的「留蘇派」對史達林和蘇共唯命是從，未必就是「國際主義者」。至於毛澤東則根本不是民族主義者。為了個人的私利，他隨時準備出賣民族利益，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唯我獨尊者。
過分誇大了蘇軍在對日戰爭中的作用。蘇軍在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宣戰，一個星期以後日本天皇就宣布無條件投降了。蘇軍充其量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們進入東北後，與關東軍的仗打得不多，倒是搶掠了我國的大批工業設備，姦淫了我們無數的東北婦女。他們由於參戰一個星期，居然在戰後要求與艱苦鏖戰多年的英美中荷諸國對日享有同等權利，真是無恥之尤。
對蘇軍在日本天皇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野蠻占領日本北方四島（南千島群島）也持讚賞態度。在1945年9月1日的日記中，作者得意地寫道：「蘇聯軍隊已完全掃清千島群島的殘敵。」（578頁）
《延安日記》的主體部分是在四年延安整風期間秉燭書寫的，很少有參考資料。作者自稱還受到康生等人的嚴密監視，自己不便隨意採訪別人，別人更加不敢造訪他們。所以，某些非親歷親見的事件未必準確。我們應該本著嚴肅的科學態度，對作者非親歷親見的事件探索旁證。例如，毛澤東不是「在長征期間遺棄了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而是於長征後在延安拋棄了她。再如，作者在1945年8月30日記載：「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陳公博自殺了。」（573頁）據南京傀儡政府當事人金雄白的回憶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陳公博是在1946年6月3日在蘇州被中華民國政府處決的。
儘管《延安日記》有以上瑕疵，仍不失為一本對中共高層、特別是對毛澤東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的好書。只要讀了該書所記載的寶貴歷史資料，任何不帶偏見的讀者都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膽小鬼、唯我獨尊者、薄情寡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吹捧和掩飾下，毛澤東始終還被供奉在神壇上。崇毛者還在颳起一股股的毛澤東熱。希望所有追求真理、崇尚正義的人都來讀這本書。目前，在《黃花崗》、《現實中國》等網站可以下載全書。《大紀元》網站正在連載此書。
《黃花崗》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