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是在知青時代，我學會了爬火車、鑽火車、跳火車這些荒唐勾當。先說爬貨車。
河南太窮，蘭考更窮。焦裕祿去世後，蘭考還是有出門討飯的習慣。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黃不接，出門要飯是天經地義，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生存權」，聯合國也擋不住。我那時還很崇拜毛澤東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兩岸作社會調查，就想隨老鄉去要一回飯，闖一回江湖。我聯繫的那戶人家，成分絕對純正，貧農。他們同意我以家庭長子的身份一起隨行。不料大隊支書知道，說什麼也不讓我走，怕上面怪罪下來，他承擔不起。那戶人家走了，但他們留下的要飯經驗鼓勵了我：只要有一塊髒手巾包住頭，穿對襟衫、圓口布鞋，肩上掛個布褡，作貧下中農狀，隴海線、京廣線上的貨車隨你坐，誰也不會攔。我和集體戶另一個成員下決心化裝成那個效果，象個偷地雷的模樣，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從蘭考到鄭州，確實沒有人管，風馳電掣，如入無人之境。但是火車一停，問題來了。眼看它嗚嗚叫著到鄭州車站，卻不停，而是通過，一直開向鄭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達場，才歇腳。從到達場下車，往回走，經過編組場，走到出發場，至少有四、五里鐵路線，全靠步行。就在這段步行距離中，我鼻樑上的眼鏡出賣了我，哪有戴眼鏡的貧下中農出來要飯的呢？三問兩問，鐵路職工就問出了我的底細。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聽說我們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帶我們去鐵路職工食堂吃飯，白面饅頭糊辣湯，在農村兩年沒有吃過一頓這麼好的飯，當然是狼吞虎咽。飯後摸到出發場，又犯了難。那是全國鐵路系統最大的出發場，有幾十股道岔，幾十輛火車頭升火待發，全停向一個方向，場面很壯觀，也很迷人，誰知道它們是奔南，還是向北呢？我們倆就在火車肚子下鑽來鑽去，張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樣子了。
這時，一個搖著號子燈象李玉和那樣的鐵路工人走過來了。他看出我們的窘境，居然教我們讀那些信號燈：原來每一股道岔上都豎著六個信號燈，兩列三行，六盞燈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燈下待命的火車頭出發後，究竟奔東南西北哪個方向。全虧那個李玉和說出了「密電碼」，我們終於得救。夜幕下的鄭州出發場，鐵軌密如蛛網，藍色信號燈閃爍不停。我們按圖索驥，很快找到了一列馬上南下的火車。火車折向京廣線後，要比隴海線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氣，新鄭、長葛、許昌，一路不停，全是通過，比特快客車還威風。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來，大口地喘氣，加煤添水。我們正得意，突然聽到天橋上有人驚恐地叫喊：「你們不要命啦？快換地方，換地方！」原來不是來抓我們的警察，而是一個鐵路女職工路過天橋，偶然發現停在天橋下的這列敞棚車上有兩個「乘客」，坐的位置極其危險，才大呼小叫起來。她在橋上，我們在車上，一時聽不清，雙方又喊又比劃，就象聾子的對話，半天才弄明白危險所在：這節車滿載原木，前頭空出一米左右的空擋，我們就坐在那個空擋里，如果火車遇到意外緊急剎車，身後的一車皮原木控制不住慣性，掙脫捆綁的鐵絲衝上來，非把我們撞成兩張薄薄的肉餅不可！真要感謝這個善良的女職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這兩個「盲流」抓起來，而是指點「盲流」離開險地，另找一節安全地方。這一來，我們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鐵道游擊隊那樣，掂著布包袱，在車廂頂上跨著走，而那個鐵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樣，站在天橋上遠遠指點著我們。每跨一節車皮，我們就回頭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勢，張嘴作詢問狀。終於找到一節裝機器的敞棚車，而且是在機器的後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勢，放心離去。
接下來就是豫南信陽地區了。路邊逐漸出現了水田，還有騎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綠了。離開南方兩年，終於又看到小橋流水了，我們站立起來，興奮地向著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實聽不見，但也揮舞著手臂向我們致意。可惜樂極生悲，火車停靠湖北第一站——廣水，我們就被逮住了。
因為此前碰到的鐵路工人都那麼善良，祖國山河處處好，貧下中農個個親，想當然以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樣地下車找水龍頭洗臉。不料，廣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著我們這些叫花子模樣的人，我搖著毛巾走過去，一下撞個正著。他們是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護院的，不讓河南的要飯花子進來竄擾，來一個抓一個，來兩個抓一雙。地方保護主義其實在文革中就有，相鄰兩省經濟上有差異，自然會生出些歧視。湖北警察把我們這兩個奇形怪狀的河南盲流押下來，十分得意，一個勁地盤問，而且語多不屑。
我因為有鄭州出發場的經驗，也知道一點湖北人鄙視河南人貧窮的故事，一開始就說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來要飯的難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隊的知青，爭取坦白從寬。不料他們怎麼也不相信，說國家沒有向河南派過上海知青（這也是實情）。於是雙方因上海問題而陷於膠著。說上海話他們聽不懂，聽不懂也就無從證明我們的上海原籍；反過來他們又提出很多有關上海的問題，考考我們是否知道。我今天還記得一個深刻的問題是：崇明島在上海的哪個方向？那當然是對答如流，問不出破綻。這些人只得悻悻作罷，但是結尾留有一個報復：不許我們乘原來的那列貨車離境，非要我們掏錢買票坐下一趟客車到武漢。這一報復的含義不僅僅是逼著我們花去全部盤纏，上車以後才知道其狠毒用意：兩個學生模樣的貧下中農，蓬首垢面髒兮兮，其中一個還戴著眼鏡，在客車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夠了奚落。我這一輩子對湖北佬沒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經歷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澤東式浪漫行乞，就是這樣流產的。我恨湖北，因為它歧視窮人，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南方」。民諺：「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誠哉斯言，信然！
後來閱世梢深，才知道中國版圖上省籍、甚至縣籍歧視的現象還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據白眼之走向，在這塊版圖上著以不同的歧視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繽紛。如上海人歧視蘇北人，已經聞名海外，卻還有一省之內，如廣州人歧視中山縣人，則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視鄰省、鄰縣的內地高貴者，到了香港，則一律被稱為「大陸表叔」，又顯得乾淨、徹底、利落，一網收盡。而包括香港人在內，中國人一到美國，又驚呼美國存在種族歧視。所有的中國人據說都被套在一個無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難以升級、提職。「玻璃罩」內，那些在國內歧視同胞的高等華人，踢騰得最為厲害，民族自尊心最為敏感，反歧視呼聲也最為強烈。似乎只有走到最遠處，歧視性荷爾蒙才能在正負兩極得以配平？但也只是兩頭髮泄而已。天盡頭，歧視者被歧視，傳來一陣陣愛國主義的悲憤呼喊。我的一個歷史學同行，復旦教歷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聽到了，於是戲言：中國人中最愛國的一群，要到國外去尋找，而不是在國內。這也是誠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說的是，在這張歧視圖上，我所生活過的河南大概屬於負海拔地區。我沒有聽說他們能歧視誰，卻知道他們不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視，也被東面的山東人、西面的陝西人、甚至遠在邊陲的新疆人歧視。他們幾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個低洼的盆地里，周圍高地山民，不管隸屬哪一部落，都能對他們投以白眼。這當然是因為他們窮，窮困中產生愚昧，以及與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里外的鞏縣當工人，村裡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裡開三級幹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象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車被迫停下，釀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隴海線停車事故。前面說到的那個大隊支書，是個「革命先鋒」，人民日報發他的長篇通訊，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這個題目。他和我們集體戶戶長去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觀禮，到了人民大會堂，鬧出一次比小說里陳煥生進城更真實的笑話。河南人的習慣，到哪兒都是蹲著而不是坐著，到了人民大會堂也是那樣，老支書雙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個神聖的位置。誰知道那個座位是活絡可翻的，他還未蹲結實，底板就翻了過來，把我們的「革命先鋒」在人民大會堂夾了個雙腳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這一齣喜劇小品沒有？多半會很慈祥地莞爾一笑。
我們那個大娘更加孤陋寡聞，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土地，又是小腳，提著一籃雞蛋還有粉條之類，一拐一拐地怎麼坐上火車，不迷路，居然還能找到我們這個廠，真是一個奇蹟。她坐火車是否鬧笑話不得而知，但是到我愛人宿舍頭一天，就嚇了我一跳。當時我們兩個人在外面給她擀麵條，她坐在屋裡突然傳出驚恐的叫喊：「噫！這屋裡咋還有一個老娘咧？咋也是黑褲子、紅襖？！」（也要用中原土音念）。蘭考民俗，老人過七十要穿紅布襖，以辟邪。我聞聲奔進屋裡，哪裡有第二個老娘，只有她一個人好端端坐在衣櫥前！原來衣櫥鏡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憐她一輩子沒有見過能照見全身的鏡子，因此也一輩子沒有見過自己的全身，猛一見到，就被自己嚇壞了，大呼小叫，驚動了一座樓！還有年青一代的蘭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淳樸，富於同情。我後來爬火車發展到爬卡車。從縣城回來，多半爬一輛卡車帶腳。司機大多會默許，因為這些勞動者的家裡多半也會有個把知青在苦水裡撲騰。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輛運煤車，就碰上了一個。那司機從反光鏡里看到我上車，非停下車來攆我，車一開，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個司機開始破口大罵。此時車上幾個蘭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齊聲痛哭，罵曰：「人家從上海來俺蘭考，離家那麼遠，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負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驢，是龜孫，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髒字，該罵到的都罵到了，確實很難聽。蘭考民間的規矩，其實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發的後現代女權主義：男人不能和女人罵，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閨女罵，如果對方開罵，男人只能幹聽不回嘴。那個司機被這群小閨女罵得不敢吭聲，只能恨恨地爬上駕駛樓，把車門一摔，開車了事。
我還很想念我們本村本庄的回鄉知青。他們有些是蘭考縣一中、二中的學習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帶著紅薯干去上學，功課刻苦，一點不比我們集體戶的復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個被老鄉叫作「假妞」者，靦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樣，正好與我們集體戶的革命女生外號「假小子」或什麼「鐵姑娘」的相反。「假妞」們在農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參軍，那是天邊露出的一絲希望。但是自從來了一個上海集體戶，「越是艱險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見，天邊的那一絲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後，這個集體戶的紮根思想相繼動搖，開始謀取各種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顧這個先進集體，有類似的名額下來，總是先讓我們走。
三兩年一過，待我們十個人走完，他們的年齡也被耽誤了。平日裡我們玩得很好，總有一些小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但是一到集體戶有人上調，他們就懷著複雜的心情，躲得遠遠的，從不參加送行的行列。那種幽怨的眼神遠遠掃來，沒人能忍心對視。我後來讀到很多老三屆憶苦思甜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說、詩歌之類，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曾經堵住過那些農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經地義，農家子弟被堵在鄉村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不平等意識，已經潛入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始終沒有受到過正視，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