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知青革命，一千六百萬人下鄉，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釋當地農家的工分，最後一天臨走，還要拿走這家人長子手裡的最後一粒「紅豆」。我剛才說中國的版圖可以塗上相互歧視的五彩顏色，這時就有點象在這塊版圖上再玩一場多米諾骨牌遊戲了：先是老毛一揮手，骨牌嘩嘩地倒下去，城裡的知青先倒；農家子弟本來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擠了倒下去，而且被壓在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層；沉靜片刻，有汽笛聲響起，知青打個骨碌一翻身，幾乎所有的骨牌又嘩嘩地豎立起來；其間不斷出作家、出詩人、出學者，還出各種「話語」，齊聲控訴剛剛倒下去的那段無聲歲月；惟獨那最後幾張骨牌，卻沉默著，再也爬不起來了。老毛愛引李賀詩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麼會老呢？只有人會老。以我之拙笨，始終弄不懂這個偉人的悲天情懷。從李賀到老毛，天看見過多少人間不公？誰能看見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懷疑，天是看不見歷史運動中的暗層夾縫的，更看不到那些輾轉倒臥在暗層夾縫裡的陰魂。
1997年，我和愛人、孩子回蘭考，莊上的人大多數已經不認識了。那是在唐寨，卻也應了李賀那個時代的唐詩：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逢不相識。不經意間，已經換了一代人，確實未見天老一分，只是原來擔心的那種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尷尬，或者如賀敬之「幾回回夢裡回延安」的矯情，都沒有出現，可以鬆一口氣。我們就象三個平平淡淡的過路人，只是偶爾路過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農村，悄悄地東張西望。遠遠看到一個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輕輕走上去試著拍他的肩膀——猛回頭，一張鬍子拉茬的老臉，幾乎貼著我的眼鏡喊出一聲：「噫，這不是學勤嗎！」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樣，剎那間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鄉說法，客車不叫客車，叫票車。因此，混客車就有一個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隊的那個莊子，一個男勞力通常只有兩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襖，脫了布杉就穿襖。天熱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後晾在樹杈上，人就泡在水裡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這麼個窮地方，因為出了焦裕祿，卻能接觸從上面下來的人，甚至還有國家性質的外事活動。我生平第一次與外國人坐下來談，不是在小時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後來的哈佛，而是在蘭考，在唐寨：集體戶按縣委宣傳部安排，接待從開封軍用機場過來的寮國飛行員，宣傳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戰略思想，談得還很熱切，雙方都被對方感動。這些飛行員當時被安排在開封那樣的內地機場受訓，大概是為了在國際上保密？諸如此類的活動，村裡的老鄉也有機會參與，哪怕是站在旁邊看，耳濡目染，語言就有變化，能學會一些與他們自己的鄉土生活很不協調的官方詞彙。那些一年到頭要吞食幾千斤紅薯以充飢的窮人嘴，時常會有一些很書面的「話語」，夾著發黑的薯干飛進飛出。比如，隊長吆喝下地幹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鄉們認為我們拿一年的餘糧款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太虧，就向我們傳授出門要飯混票車的各種經驗，那些歪門邪道還有一句正面總結，是他們在地頭聽我們讀《人民日報》學來的，就叫：「人民鐵路人民修，人民鐵路人民坐！」這就有點窮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確實「酷」。
全中國當時的鐵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個死胡同，火車開進去再倒出來，旅客只能從剪票口進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車站，都是兩邊敞開，在鐵路一側建個候車室，只要有足夠耐心，總能避開候車室的剪票口，從兩頭的鐵軌走到站台上去。因此，進站這一關並不難。難的是在車上碰上查票，很不好辦。到了這種時候，我通常是硬闖，硬著頭皮向著查票員走過去，作餐車回來路過狀，這時我鼻樑上的眼鏡能幫一點忙，查票者見是個戴眼鏡的，多半不盤問，有時露餡，則補票認罰，可見貧下中農只教會我勇氣，沒有教會我智慧。當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夠。以智取勝者，蘭考另一個集體戶某朋友為最。他有一次要從隴海線轉北京，再轉京哈線，去萬里之外的黑龍江邊陲，看望他在那邊插隊的妹妹。當時口袋裡只有五塊錢，僅夠買饅頭填肚皮。他的絕招是：穿上一件軍大衣，領子扣好，底下一條綠軍褲，遇有險情發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標準的官話一路說過去：「讓一讓，讓一讓」，那查票者見他的裝束，只以為他是一位夠級別的部隊幹部去打開水，怎麼會想到軍大衣裡面沒有軍裝，更沒有紅色領章？當然是必恭必敬地「讓一讓」。五塊錢行萬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眾愛戴親人解放軍的魚水之情，真是萬惡之極！他現在已經是某省文藝批評界著名理論家了，筆下文章多半是先鋒符碼，邊緣寫作、私人話語之類，引車賣漿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內，只能是瞠目其後，讀天書一般。
河南實在太窮了，混票人越來越多。鐵路上也無奈，有時就派人戴著紅袖章在車下堵，抓住後集體罰苦工處理。我到工廠以後，經常要去鄭州借書還書，實在買不起這麼多票，於是就把插隊時的混車陋習延續了幾年。這個廠所在的鞏縣離鄭州60公里，但是家在鄭州的知識青年多，於是通常在周末結夥，借群膽而混車。星期天晚上從市區分散向車站聚攏回來，不容易召集，但上車後前後招呼，一下子認出幾十個弟兄，同樣也成一夥。查票者後來摸出這一區段逃票多，於是總在鞏縣站未到之前開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對付辦法，一旦個別查出，就移動腳步往同行者那兒蹭，最後越蹭越多，擠成一疙瘩，幾十個人聚在一起，對峙一、兩個查票者，雙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無奈，只能冀望於站台上的執法人員能在門下堵住他們。看看鞏縣到了，幾十個人發一聲喊，同時發力，打開十幾扇窗戶，就跟下餃子一樣，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發現，這些腿腳靈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鳥獸散，而且事先說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竄，查票者追那個是好？幾乎每個星期天的晚上，這個車站都會發生幾次「下餃子」事件，事後想來也真壯觀。小青工後來還發明出一種有「高科技」含量的專用工具。他們很快發現，火車車門鑰匙是全國通用的，幾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進鎖眼，擰住裡面的實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國的火車車門都能在這時打開。截一段9毫米直徑的鋼管，放在車床上，搖動車把，三面夾具往裡一擠，就能夾成一把上好的列車鑰匙，就這麼簡單。以後解決下車出站的問題，就利索多了：火車停穩後，只要打開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車門，下車抬腿，那才是真正的無人之境！我也有一把這樣的「高科技」產品，陪我度過了好幾年插隊後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謂「紳士」，有了所謂「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車之後，它還在我的鑰匙圈上晃了好幾年。好像還帶回了上海？按照老鄉們的說法，「參加國家幹部」了，當了一段勞什子部隊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歸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個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塊錢行萬里路的文學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學，我考歷史，因為沒有大學學歷，以自學資格參考，就要多受一點歧視。連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發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說「年年難考年年考」，垂頭喪氣。他的牢騷則能翻出新詞，引胡喬木哭三尼的名句自況：「我為你勤傍妝檯，再把風流賣」。可見學文學者之靈氣，屢戰屢敗，卻照樣瀟灑飄逸。那一年是我發毒誓最後一次「傍妝檯，賣風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發生：我們住在鞏縣，考場設開封，相距三百里，正應了豫劇戲文里的那句俗詞：汴京趕考。只是沒有驛站，也沒有公車，非得在頭一天半夜起早，去趕現代化三等火車。那車廂里空氣惡濁，每一口都是別人呼吸過的，熏得人頭昏腦漲，一下車，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狀態。那一天，我是在開封車站廣場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坐下後，頭朝外，口中念念有詞背外語，神智已經不太清醒。車開不久，突聽一句開封口音：「老哥，看看丟啥不丟？」不看猶罷，一看大驚失色：我那時穿的是藍色的卡中山裝，上衣口袋已經解開；口袋裡放著的一個信封，也已拆開；裡面裝的不是錢，卻是比錢更重要的准考證；那准考證露出半截，顯然是被人拉出來看過，再插還進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蓋上！再抬頭看去，有三個小伙子大概是隨我一起下火車，再上公共汽車的，此時圍著我，也穿著那種軍大衣，大衣撐開，以擋住周圍人的視線；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著，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丟啥不丟」。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過來！這是「賊」，在火車上就錨上了我，到汽車上才得手；得手後發現是一張准考證，本可以下車一揉再一扔，回頭一想，卻不忍心壞了我書生前程，而是擲還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賊」，還要提醒這個失主看看，要當場「驗明正身」！這一起轉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鐘時間可供完成：他們是怎樣得手的呢？得手後又是怎樣交換眼色達成默契，再來一場盜亦有道的古風小品呢？幸虧我那時年青，雖然一時還來不及想明白，但畢竟不象現在那樣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聲「抓賊啊」，那可真是煞了風景，把我後幾十年的知識分子臉面都丟盡了。我終於憋住了那一聲喊，抬頭抱以同樣微笑：「沒丟，啥都不缺！」。雙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頗有古風的現代小品。演出結束，竊賊體面下場，為首者打一個清脆的響指，三人魚貫下車，軍大衣一飄，一會就沒了蹤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飄逸！
以後我有一段在美國旅行，也是偏愛火車，不愛坐長途「灰狗」。當然不可能再爬車混票了，只是因為火車一動，能拉動往昔記憶。Amtrack當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氣潔淨。尤其那盥洗室寬大無比，就象從飛機上搬下來再放大一倍，可供輪椅轉圈出入，裡面香水、手紙、還有坐便器上的墊圈紙，應有盡有，絕無可能聞到當年汴京道上廁所里的中國味。最絕的是在窗口下座位邊，都有一個交流電插口。紳士淑女們上車坐定，插上手提電腦，飛快地敲起鍵盤，纖指翻飛，如彈鋼琴一樣好看。我沒出息，上了這樣的火車，也還勾起在中國的記憶，而且揮之不去。上面這些很不紳士的回憶，少年時代的種種荒唐，就是在美國的火車上一點一點想起來，倚著窗口敲電腦零散記下的。我自然想念開封車站上來的那個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場考試，三天考五場，如有神助，是他幫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層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運轉折線上的一個亮點，我能稱他為「賊」嗎？但在中國的字典里，卻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字眼。
電腦墊著我的膝蓋，膝蓋上還留著二十前在中國跳火車留下的傷疤。那是一次在行進中的貨車上，前面的火車司機說好，通過鞏縣車站時，減速一分鐘，好讓我往鞏縣車站的站台上跳。撲通一聲，我還是栽倒在道軌旁的煤渣上，雙膝跪倒，鮮血迸流，拔起腿來，還得往站台外飛跑。這就在膝蓋上留下三點小煤渣，鑲嵌在那塊皮膚里，呈透明狀，絕好的三點式前現代標誌，也是一個紀念。它們總在提醒我：別裝蒜啦，老夥計。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魯，是普林斯頓，先寫寫你的中國底細吧；國家是白的，另一塊是黑的，而你只是從它們中間的灰色地帶走出來的；就寫那五花大綁，就寫那三寸鑰匙，寫你那打開信封、又擲還失主的開封「賊」！
這就是留在我皮膚下的文字了。而在我開頭所說的那個惡業里，以老黑格爾說過的一句話最令人沮喪：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膚。再難想像還有比這句話更為狠毒的判決了，一句話就是一個火烙印，而且還看不到這一判決的盡頭：你是無望走出自己的皮膚，也無望走出這三點式褐色標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