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聽見火車悽厲的叫喊，就對它有嚮往。少年人常有離家出走的夢，有時果然在外溜達一夜。最愛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還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橋。我喜歡趴在欄杆上，看橋下那兩條向遠方伸展的鐵軌，讓南來北往的火車噴出的蒸汽和煤屑撲上我的臉。但是第一次坐火車的記憶卻不愉快，甚至還有恐怖。九歲時隨母親返鄉，在老北站的昏暗燈光下，幾個犯人五花大綁，先是面壁而立，然後被吆喝著上了我們這節車廂，就坐在我和媽媽的對面，悶悶地不發一語，瞪了我們一路。「三年自然災害」留給一個兒童的視覺底色，就是昏暗燈光下的五花大綁，以及押解人員黑森森的槍口。成年後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惡業，七個字，除最後一個，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註解「國家」與「社會」，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個「注」，中國學者在後面跌跌爬爬，撿拾不已，卻也還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給研究生上課，聊起國家稅收和黑社會勒索保護費有何差異，竟然發生思維短路，脫口而出：「什麼是國家？合法的黑社會；什麼是黑社會？還沒有合法化的國家。」兩個外省來的好孩子大吃一驚，趕緊低頭，望本子上搗蒜般地猛記；我自己也嚇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車上的童年創傷用「學理語言」說破了。
一
1966年大串聯，我還沒有進中學。父親為了讓我「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鍊成長」（毛澤東語），湊了二十塊錢，安排我和鄰居一個高中生出去串聯。我們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離開家門的。「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內電車要買票，到火車站乘火車反而不用買票。車站內人海鼎沸，洶湧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擊著破舊的老北站。就象海潮衝擊一段已經潰決的小岸，哪有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攔！學生們衝上站台，黃軍裝，紅袖章，指點著橫臥在他們腳下的條條長龍，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確實比1949年這個城市的小市民擠在外灘大樓前軋黃金好看。那時我童心尚未褪盡，小男孩對充滿軍事色彩的「八一」聖地比北京還要嚮往，於是先擠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車。結果發現人太擠，無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車。此時正好一列長長的悶罐車在站台另一側拉著汽笛開進，於是別轉身隨眾人湧入，一屁股坐了下來，管它向北向南、蘇州杭州。車停處，還真是杭州，這就是我的串聯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開始還很自覺，總是在浙大、杭大圍著大字報轉。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後還是去西湖、六和塔探頭探腦，參與了「遊山玩水」。大串聯歲月，「遊山玩水」是個很不好的字眼。後來聽我愛人說，她們當時就比我們革命，在杭州一個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終守在大學的大字報區，拼著命抄。為此，我很長時間覺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學生比大學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幾十年後我讀到盧森堡名言：「當大街上只剩下最後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與偏執，驗之文革，確實如此。
一星期後，我們又去擠南下廣州的火車。那時從上海方向過來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點半進站，列車一停，所有的車門、車窗統統關閉。裡面的小將們大概是擠苦了，視外面的小將如虎狼，堅拒不納，成冷戰狀態。雙方僵持了好幾分鐘，終於有一個臥鋪車窗開了一條縫，卻只伸出來一個茶缸，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就湧向那條縫，爭著給那個茶缸注水。水一滿，茶缸一縮，窗戶又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北京小將將一根扁擔伸了進去，眾人齊聲發喊，如撬槓般將窗戶縫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點與力點拉開距離，扁擔就使不上勁了，雙方又成僵局。塞扁擔的紅衛兵一看我這個小不點兒，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樣，將我往那條縫裡活活塞了進去。我進去後，立刻返身抱住那個正在關窗戶的人，使出吃奶的勁將他往後拖。如此裡應外合，這節臥鋪車廂終於擠進了二、三十個人。火車因此在杭州站晚發一個多小時。但待列車長鳴，車廂一晃動，大家前仰後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紅衛兵戰友。剛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車下派」與「車上派」相互擠插，逐漸安頓下來。
我記得有兩個細節很感人。當時坐在下鋪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學的高中生，站在一邊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擠。她們見我還是個孩子，站得時間太長，拍拍腿說，「你就輪流坐我們的膝蓋吧。」那樣的單純爽朗，在今天的中學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陣曖昧的鬨笑，但在當時卻很平常，誰也沒有往其它方面想。頭頂上還有兩個上鋪，擁擠著一個工人家庭，是內遷支援廣州建設去的，拖兒帶女，還有一個老人。底下的紅衛兵就相互約定，人家是花錢買臥鋪票的，我們沒花錢，再擠，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鋪位。就這樣，底下的人站著，上面的人睡著，兩天兩夜到廣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萬萬應該否定的，但萬萬不能象今天這樣簡單否定。如此否定，難免會有報應。近年來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視作報應一端。比如當時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養活一大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法國革命再壞，畢竟養活了二百年近千名歷史學家，因此而逐漸消歇，不再捲土重來。中國的文化革命卻成了一口廢井，上面一層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種假冒偽劣的文革臉譜，淤塞不見底，「淺」不忍睹。
廣州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前朝建築？真是一個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紅海洋中很不協調。我們住沙河，到市區必經過一條「先烈路」，而「先烈路」紀念的並不是江姐、劉胡蘭，而是國民黨，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軍將士公墓等。那些建築的風格也很獨特，既有南國風味，還有明顯的西洋風格，兩者糅合，不協調，卻也不難看。我對廣州的這一早年記憶，後來在美國南方遊歷時得到印證。那裡也是與北方不一樣，到處是紀念南北戰爭的建築，而且總與北方說得相反。從此我對南方這一簡單的地理名詞有了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總覺得凡地處南者，有「它者」意蘊，被遮蔽著，卻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東西在底下蠕動，溫暖曖昧，使人不敢遽斷。
兩年一過，老毛變臉，「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揮手，把青年學生往向鄉下攆。那時坐火車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幾百萬知青下鄉，幾乎是哭喊著從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舊的老北站，就是這一喧鬧的碩大產房。誰也受不了這樣的分娩，何況三、五天就要來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這一光榮任務轉移到遠在北郊的彭浦貨車場。彭浦貨車場空曠，潦草掛幾條紅色橫幅，就算給孩子們送行。送的人多了，「熱烈歡送」這四個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塊「黑龍江」，明天蒙一塊「雲南」，後天再蒙一塊「內蒙古」，下個星期如果又是「黑龍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幾個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兩三個小時去看熱鬧，回來說：「先是鑼鼓喧天，口號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響，火車一晃，哭聲馬上響起來，壓住了口號。一萬個人一起哭，嚇死人！」我那時雖然左，決心到一個當局沒有動員的地方去插隊，所謂「越是艱險越向前」，但是聽這些孩子說多了，心裡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淚，卻與車站工作人員為細故而大吵一場。我下鄉的那個地方離鐵路遠，以後每到縣城辦事，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車站去站一會，向著上海方向回望。這種對火車、鐵軌的眷戀，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說明紮根農村的決心還不牢靠，回生產隊後就不敢對集體戶里的革命大姐說。但是每年到秋後，就會萌動思緒：今年回不回？頭一年秋後算帳，共得餘糧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於一張從蘭考到上海的座鋪票。買了這張票，等於後一年不吃不喝，這就絕了坐火車回去的念想。我後來聽說，1979年知青颳起回城風，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讓步，一是雲南知青集體請願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體臥軌，驚動了國際觀瞻。冥冥之中，似有一報還一報？知青們是敲鑼打鼓坐著火車離開生身城市的，最後爭取回城，居然也是排著隊，一個一個從容臥倒於火車鐵軌而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