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被打成右派後，就用手頭的部分積蓄，去買了一輛蘇制女式自行車，因為他知道，以後上班是不可能有小車來接的，而美院剛剛搬到南山路，和我們在孤山山麓的家，隔著大半個西湖。
我們這一家人都不愛存錢，爸爸不愛存錢、媽媽不愛存錢，到後來我也不愛存錢，特沒有憂患意識，屬於「吃光用光、身體健康」一族。倒也不是完全存不下錢，解放初期媽媽是華東石油公司的副經理，工資120元左右；爸爸是上海財經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兼人事部主任，工資140元左右，只有我一個孩子，照說應該存得下錢。
可爸爸媽媽曾是搞地下工作的，解放前夕還險險乎在國民黨秘密監獄裡「光榮」了，故而他們覺得新中國的解放，使他們撿回兩條性命，於是他們忘乎所以地工作，對同志花錢不分你我。雖還不到「視金錢為糞土」的地步，也知道「千金散盡」不會「復來」，但熱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往往有「同志」在星期六就前來招呼我們家的那位老保姆：「陳媽，明天殺個雞，我有客人！」——他們幾乎每個星期日都來我家「打牙祭」，甚至還會提出如此非分的要求。
但到了1958年這年，爸爸媽媽開始對自己存摺上了無積蓄的狀況恐慌起來，因為爸爸是1958年在第二批右派戴帽的當兒卷進去的，此時，他聽說也看到許多被戴了右派帽子的人被開除公職，有的甚至被送往鄉下改造。說實在的，爸爸雖是大戶人家出身，這人生四十年的經歷就是讀書教書和坐辦公室，未曾幹過粗活，但他倒並不懼怕體力勞動，也不怕下鄉，只是媽媽在1957年高血壓中風，已是半身不遂之人，他實在放不下。
於是他們打算，萬不得已，也要留在杭州，哪怕以蹬三輪賺錢（當然，媽媽雖病倒了，她還是有工資的，不過已大大縮水，從原來的120元降到78元）。從不積蓄的他們，在爸爸尚未正式被通知「戴帽」之前，每個月硬是從兩人工資里摳下一兩百元，存下了足夠買一輛三輪車的錢。
由於「組織關懷」，考慮到媽媽是老黨員，又臥床不起，於是爸爸未被發配下鄉，僅在原單位改造；於是爸爸用部分原打算買三輪車的積蓄，買了這輛蘇制女式自行車。
這輛車買得也真是個時候，因為爸爸被正式戴帽後，大會小會地挨批判不能正常下班，如若他這個火暴脾氣聽到作為罪名硬栽在他頭上的不實之辭還要進行辯解的話（也就是「不服罪」），那下班的時間更是拖到了天黑之後。那時，從「城裡」到外西湖（我們所住的西湖中的那個島嶼上的馬路名稱）僅有的7路車早已過了末班車時間。
媽媽死後，爸爸對我說「每次我騎著車，從錦帶橋衝下來滑到中山公園門前時，我總要剎住車，停在那個漢白玉大石獅子前，把手伸進石獅子口中，讓冰涼的石獅子使自己的滿腔激憤冷靜下來：『李家楨，要冷靜，家裡還有一個病人！』」待會兒，他非但不能宣洩，還要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經受住妻子如同審視般的目光。
我還記得，此時媽媽一定在臨馬路的窗邊候著了，半身不遂的她是摸著床欄桌邊一步步地挪著走到那兒的。此時的桌上還一定會放著裝有二兩燒酒的小酒瓶和一碟子下酒菜——這些是她托院子裡的徐老伯到隔壁的「太和園」菜館買來的。爸爸向來好兩口，他的酒量也就是兩口而已，但他擔任美院黨委書記和教課（教《聯共黨史》和《政治經濟學》）後，媽媽卻不許他沾酒，生怕被人聞到酒氣「影響不好」，不過這一陣子，每天待我們吃完晚飯，她就把酒菜放在桌上，靜靜地等丈夫歸家。
這輛帶有摩擦燈的蘇聯女車是黑色的，龍頭後往下彎的車檔架有很美的弧度，後車輪外還被細心地加上了黑色的線網——增設此項小小的設施，可令婦女的大裙子既不致卷進車輪里，又可使罩在後車輪上的裙子隨風而飄，以增騎車女子的飄逸之美。不過，因為這輛車買來就是爸爸在騎，那精美的網罩於是被拆掉了，後來輪到我騎時，只好把裙擺一古腦兒塞在鞍座前，下了車，裙子總是皺巴巴的。
那輛自行車買為女式，八成爸爸是為了我以後好騎，但媽媽在世時爸爸沒教過我，因為媽媽擔心。不過，這輛車在爸爸手裡按他說的話是「用夠了本」。
在被批鬥的歲月里，這車載著他在白天面對了那些猙獰的面孔後，晚上終於可以回到溫馨的家中；在大煉鋼鐵的日日月月里，這車又載著疲憊不堪的他來回奔波——這車的功勞可謂不小！但讓我爸最欣慰的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輛女車立下的汗馬功勞：爸爸騎著它跑遍了杭州周遭大大小小的自由市場。說是「自由市場」，其實是那些個見了警察就一鬨而散的小黑市，天不亮才存在，所以爸爸要一個老早便騎著那輛車趕到那些小小的集市上去，去晚了就啥也沒有了。
當初打算買三輪車的積蓄，除了買自行車和一塊五十元的蘇制薄型懷表後，所剩下的都以一塊錢三隻雞蛋的代價煙消雲散了。爸爸不悔那時買的雞蛋價高，（要知道，1960年代，往往三十元工資，就可以養活一家人呢！）他說：「一個病人，再沒這點營養哪行！明知蛋黃膽固醇高，那也沒法子，再貴的也買不起了……」
媽媽因為是右派的老婆，哪怕她是老黨員，哪怕她癱瘓在床，當時也得不到任何照顧，爸爸恐怕也是懷著深深的內疚。（並不是由於他的過錯而引起的內疚）這麼才拼命四處騎車找雞蛋的。
媽媽終於在1962年去世了，尿毒症。直到今天，爸爸還覺得她的再次犯病，是吃了他從黑市上買的大公雞而「發了」。「公雞是發物啊！可……那時又買不到其他的營養品！」每每提到這件事，爸爸總是後悔不迭。
媽媽死後，爸爸開始教我學騎車，「練習車」是租來的，練習場地是蘇堤，因為怕把自己的車子給摔壞了。我初中住校，用不上自行車，待我1963年秋考上離我家住的外西湖還有兩站地的浙大附中時，爸爸便正式把這輛女式自行車交給了我使用。
浙大附中前面的那條馬路是個長長的斜坡，約莫有一里長，騎上去很吃力，趟下去便輕快如飛，風在耳邊「颼颼」地，令人好不愜意！
這個斜坡我會記住一輩子的，因為1966年秋天的某日，我下坡的嫻熟「車技」，讓某人吃了虧，於是第二天我更吃了大虧。
照說，在1966年秋，我們這些66屆高中畢業生和母校浙大附中應該沒什麼關係了，因為照常規，此時這屆畢業生畢業後進大學的進大學、沒進大學的正在家待著。但正由於這年是1966年，不同常規。
6月份，當北京傳來毛主席支持北大的聶元梓造反、要開始搞運動時，我們這個省級幹部子弟甚多的學校，特別是我們班上炸開了鍋。我冷眼旁觀，那些政治上最有希望升學而被升學、臨考壓力搞得喘不過氣的工農子弟、幹部子弟尤其興奮，好像終於找到了一根稻草可以解脫了一般。於是乎，他們寫大字報、批鬥老師、成立紅衛兵組織，忙得不亦樂乎。
我自忖不宜參加運動，第一是因為有這個右派女兒的身份，第二我也看不慣他們的恩將仇報——平日裡，不管是出身好的老師還是出身不好的老師，對他們都是禮遇有加，寵愛不迭，甚至考試時錯了題也不扣分，他們現在還要這麼胡搞，良心何在？當然，表態還是要表的，我也寫了幾張大字報，無非是表表態，表明自己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然而正如偉大領袖所云：「樹欲動而風不止」，「血統論」的思潮一時在校園裡甚囂塵上，我們這些地、富、反、壞、右子弟躲猶不及。那天，我聽說第二天在校門口兩邊要掛上一副寫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子，每個上學的同學經過此門除了要「自報家門」說明自己的成分（家庭出身）外，成分不好的同學還得要自取其辱口中念叨：「我是狗崽子，我該死！我該死！」
這陣勢我哪受得了啊，惹不起還躲不起嗎，我決意第二天不上學了，就請在浙大附中上初中的鄰居女孩向我們班的紅衛兵請假，托稱「身體有病，在家休息」。
那兩三個月正值毛主席在北京一次次接見紅衛兵，我們班的紅衛兵和紅五類子弟忙著北上，無暇顧及我的事，所以，這個夏天，我除了偶爾去中醫院抓兩副調養濕熱的中藥回來煎煎吃吃而外，平日裡就「貓」在家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進。爸爸在運動才開始的時候就被「勒令」進了美院的「牛棚」，這個暑假我過得很寂寞。
但如老話說的「運氣來了擋也擋不掉，晦氣來了躲也躲不脫」，暑假一過，我們班的那些被偉大領袖接見過的紅衛兵和紅五類們意氣風發地回來了，並且馬上便組織了全班同學到我家來抄家。
我家被翻了個底朝天，於是我家的那些「陰暗面」也終於「見了陽光」——不僅抄了兩大麻袋的書，還抄走了許多字畫，其中有清末民初的工筆仕女冊頁百多張，有些出自名家費曉樓的手筆。他們的戰果不可謂不豐碩。
我也被「勒令」返校「搞革命」，第二天，我只得乖乖地上學去。那天是10月7日。
他們見我聽話返校，倒也沒有怎麼為難我，只是在放學時，一個女紅衛兵招呼了我一聲：「我們要把從你家抄來的那些『封資修』的東西燒掉，你也要在旁邊看著燒！」
他們覺得當著我的面焚燒從我家抄去的那些字畫很威風，會讓我有一種「陪斬」感覺。
當我看到他們在操場邊把那些百多張冊頁堆起來點燃時，胸腔中的氣憤終於按捺不住了：「這些古畫，你們可以繳到博物館去，幹嗎燒掉？！」
接著，我頭也不回地快速離開這些無知無識的「革命小將」們，去車棚推出那輛自行車，騎出校門。
在離開他們的時候，我隱隱聽到腦袋後他們憤懣的叫喊，大概是指責，大概是勒令我回來，但我沒去聽他們的，因為我的心裡也滿是憤怒、鄙視！於是他們更怒不可遏了，於是他們讓對他們言聽計從的初中小紅衛兵立即騎上自行車把我追回來，接受批判。
在我剛剛騎出校門時，便聽得後面有人大聲喝喊我的名字，要我停住。
我沒停，我知道他們是攆我的人。我更使勁蹬著車踏，雙手更緊緊地握住車把。我感到，這輛自行車在這長長的斜坡上，如同離弦的箭似地飛馳。
猛然間，我自行車後輪上的書包架被什麼重重的撞擊了一下，整個自行車也晃動了一下。幸而我車把握得緊，人和車沒被撞翻，依然飛馳。
我覺得他們似乎沒追上來，於是回頭張望了一下。我看見什麼了——遠遠地，撞我的那個初中部的小子，跌坐在馬路中間，朝著我嘴裡罵罵咧咧的，旁邊是他那輛因撞我而摔壞了的自行車。
他們當然不會善罷甘休，第二天放學的時候，這兩個初中部的小子在操場邊候著我了。
其中一人，對著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他媽的狗崽子！」
我回答：「我不是狗崽子，我是人！——我爸爸媽媽沒從狗洞裡爬出來，他們沒叛變，他們是堂堂正正從國民黨監獄走出來的！」
對方罵：「你爸爸王八蛋！」
我回道：「你爸爸王八蛋！」
對方罵：「你爸爸是老右派！」
我回道：「你爸爸是走資派！」
這下子，可逆了龍鱗了，他們狂怒起來，把我拽走，把我毒打了一頓。事後我知道，罵我的是省委書記陳偉達的兒子，這幾天，這位省委書記正「靠邊站」，書記大人的兒子此時的滋味正不好受著呢，我的回罵正戳著他的心呢。
這幾個初中部的小子和浙大附中的其他幹部子弟全是紅衛兵。
此時，由於眾所周知北京最早的紅衛兵是由級別最高的幹部子弟組成，他們自稱「高幹子弟」，於是乎，地方上的幹部子弟紛紛效尤此稱呼，亦自稱「高幹子弟」，而到了文革後期，甚至連縣級幹部、公社幹部的娃兒也自稱「高幹子弟」了呢！
據說，在北京聯動份子活動最狂熱的時候，我們浙大附中的幾個省級幹部子弟進京要求參加其組織。不料，這些聯動份子連正眼也不瞄他們一眼，用這樣的話回絕：「你們的爸爸，是不三不四的幹部，我們不要！」——原來，聯動份子全是由頂級高幹子弟組成，其父的級別不是一級就是二級，所以他們不要省級三四流的幹部子弟參加。嘿嘿，血統論到此地也是動了真格，使得那些在地方上耀武揚威的幹部子弟失去了威風，只好蔫頭耷腦而歸。這則傳聞也不知是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編出來的，編的人也蠻幽默的。
他們把我推進約莫十平方米的讀報室，讀報室中間放各種報紙的長閱覽桌已經撤去，但四邊的木條長椅，沒有撤，靠牆擺著。
他們推搡著把我弄到小屋的中心，這些十三四歲的半大青年們便一個個跳上長椅子上，紛紛解開腰間的銅頭皮帶，揮舞著向我劈頭蓋臉地打來……
打我的全過程這裡不細述，以後再寫一篇，因為這篇的重點是那輛自行車。
被打的狀態可以簡略地描述一下：第二天我的臉全腫了起來，鼻子幾乎跟臉龐齊平，只有小小的鼻尖隆起了一點。一個星期後，爸爸看到我，讓我看背上的傷痕，流淚了，告訴我不是條條傷痕，整個背是一片紫淤……
被紅衛兵關押在學校的一個星期內，紅衛兵們也屢次「光顧」了我家。此時我家已空無一人，故而，這些紅衛兵們來我家如同過無人之境，隨意得很，沒有任何阻礙。他們不僅「順手拿走」他們所需要的手電、可以寫大字報的紙張（具體的說，是我母親珍愛的、準備留以作畫的老宣紙），還把我家所有能砸破、撕爛、弄壞的生活器皿、用具毀壞殆盡，如所有的瓷器（包括幾個古瓷瓶）、熱水瓶、未被抄走書籍和字畫（不屬於封資修範圍的）。後來我才知道，如此形式的抄家，被稱為「毀滅性抄家」，也是從北京「取經」取來的。
我回到被糟踐得已不像家的家，看到滿地被撕毀的書有半尺高、看到屋裡屋外被砸壞的器皿碎片灑落各處，欲哭無淚，甚至無心打掃，每天踩著房內鋪陳三、四平方米的殘書瓷片，穿過外屋到內屋去睡覺，早上又從內屋踩著殘書瓷片穿過外屋。其間，父親被美術學院紅衛兵允許回來探視過一次，但他也懶得打掃，僅把屋內半尺高的殘書瓷片扒出一條可以走人的道來，方便我穿行。記得臨走時，爸爸撂下一句話：「國民黨特務抄家，也不是這個樣！」——1948年底，做地下工作的爸爸媽媽深夜突遭被捕，國民黨特務也抄了我們家，馬桶里看過、奶粉罐里淘過，也翻了個底朝天，但那時沒發明「毀滅性抄家」，所以「國民黨特務抄家，也不是這個樣！」
到了1966年年底，這些早期的紅衛兵自己也陷入「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境地，他們所有做大官的父親們此時正被剛剛崛起的造反派批鬥為「走資派」，故而他們現在的最最要緊的階級敵人是造反派了，已然無暇顧及那些老「落水狗」、老階級敵人了。
這些老階級敵人是「地、富、反、壞、右」後來又添上了「資」。在1966年年底，他們和他們的家屬，該抄家的都已抄過了家，沒被打死的都已「不許亂說亂動」地乖乖地待在了一邊。我那時也乖乖地待在了家裡，只是偶爾騎車去醫院瞧病或去美術學院「牛棚」探視探視父親，順便瞧瞧大字報，過著清淨無為的生活。
大概我的這輛自行車在美術學院內太招搖，畢竟，1966年自行車還算奢侈品，所以，美術學院的紅衛兵章潮盯上了我的這輛自行車。一天，他出現在我們院子裡，我的清淨生活又一次被打斷。
他上來就是很沒禮貌的一句：「喂，你是李家楨的女兒嗎？」
我雖不認得他，卻也看出來者不善，只得回答：「是的。」
「那輛自行車在哪兒？我們要用。」
「自行車是我的，你看，它還是女式的。」
我也知道，這樣的申辯很無力，所以，還想另外找證人，我看到在院子中間公用自來水邊淘米的某老師，便對他說：「×老師，你對他說說，這輛自行車是不是我在用？」
那位平時跟我們交情不錯的老師把頭低了下去，我以為他會點一下頭，給我證明，但他只是低下了頭，臉上帶著尷尬的苦笑捧著飯鍋，匆匆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我向院子裡的其他幾位老師投去求助的目光，而我看到的是一個個轉過臉去的腦袋。
一時間，無助的感覺籠罩著我，我明白了，沒有人會給我作證。
旁邊，章潮冷冷地說：「不管是不是你用，它總是右派李家楨的自行車。」
我頓時明白了，這不是講理的年代，哪怕有人出來為我作證呢。況且，這些老師都是美術學院的老師，他們是不敢得罪這位美術學院的紅衛兵的。
什麼叫「明哲保身」，這天我有了最深刻的認識。
轉眼十年過去了，話說到了1976年。
當然，「轉眼」是以我現在的視點來說的——一個過來人在2006年置之度外地看那十年間。當時卻覺得那十年間過得很漫長，國家在那十年間也過得很漫長，且不說別的，那十年間國家的領導層還幾度易手了呢。還好，最終權力還是回到了十年前掌權的那批領導階級手中，那些領導階級的子女們也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的一天，尤其對「文革」初叱吒風雲、後來卻蔫頭搭腦的那些紅衛兵們來說。
1976年深秋的某一天，美術學院校門口聚集了上十個揚眉吐氣的、曾經的紅衛兵，他們當中，有幾個人已七八年不敢在美院露面了，因為美院在前七八年間被「造反派」把持了領導權。雖說「造反派」們在剛出道時也自稱為紅衛兵，不過他們是「三司」（第三司令部）的，老百姓的印象不深，在老百姓的腦子裡，提起「紅衛兵」來，總是指文革初期那些抄家、給「牛鬼蛇神」戴高帽們最勁道的「一司」（第一司令部）的紅衛兵們。
現在，在美院門口站著的便是從前「一司」的紅衛兵，那曾從我手中奪去自行車的章潮亦在其間。
章潮很興奮，他被壓抑了幾年，如今終於可以昂首挺胸地回來，能和「老戰友」們重新聚首、共話崢嶸歲月，怎能叫他不開顏？！
不過，章潮在校門口的大說大笑，卻驚動了一個人，那便是我的父親。
右派雖說還要待一年後的1977年才被平反，但此時的右派份子亦不像十年前那麼處於「人人喊打」的境地，再說，我父親在二十年「戴帽」期間，從未服過氣，總是「語出驚人」，眼下，他又作了一次「語出驚人」之舉。
只見他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來到校門口的那堆人前面，對著談笑風生的章某大聲說：「章潮，你現在可以把從我女兒手中搶去的那輛自行車還給我了吧？」
章潮簡直懵了：當然他認識這個老右派，當然此時他也想起了那輛蘇制的女式自行車，但他不知如何作答——似乎，也不好簡單地罵一頓，形勢到底不同了嘛！只見他訥訥地說：「我……沒搶那輛自行車，而且，後來那輛車也不是我在用！」
「怎麼不是你搶的？難道不是你從我的女兒手中拿走的嗎？」父親還是咄咄逼人地質問。
不知什麼時候起，章潮身旁的那些人，一個個地溜走了。父親見達到了目的，於是也顧自走了。這目的當然不是要回那輛蘇制的女式自行車，他當然知道那輛自行車是再也回不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