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科技大廠，隨著裁員潮的不斷來襲，綠卡、高薪，還有穩定、清晰的職業路徑，這些曾被視為「中產保險」的東西，正在迅速消失。唯一仍被視作「香餑餑」的，只剩下與AI相關的崗位，而在這一狹窄的入口中，倖存的程式設計師們陷入持續的「內卷」和消耗。
失去權限「access沒了。」
2025年10月29日清晨，鄧菲醒來，手機里已經滾起一陣微弱卻刺耳的騷動——許多在亞馬遜工作的朋友正在互相提醒：去查一下自己的「access」，也就是登錄公司辦公系統的權限。她順手推了推還在床上的丈夫李驍：「你也看一眼。」李驍拿起電腦，像往常那樣輸入帳號、等待跳轉，可頁面停住了：怎麼也登不上去。
那一刻他們才明白，傳聞落到了李驍身上——真的被裁了。
鄧菲愣住了。她的第一反應甚至不是慌張，而像是被誰開了一個不合時宜的玩笑，嘴角不自覺地抽動了一下，「有點想笑」。李驍幾乎沒離開過電腦。他一直坐在桌前，盯著一排排彈出來的聊天框，回著同事發來的安慰消息，好像只有通過這種動作，才能把自己從已經擁有了十年的「大廠碼農」身份里，慢慢抽出來。
其實從2025年4月開始，亞馬遜內部就流傳著要裁員的傳聞了，但李驍完全沒有想過會裁到自己身上。他是電商方面的資深工程師，在亞馬遜已經工作了十年。「他覺得自己在組裡的地位還挺重要的。」鄧菲說。
同一時間，另一位亞馬遜工程師薛小敏也在迷迷糊糊中被簡訊叫醒。她所在的小組原本有九個人，一覺醒來少了三個人，包括組長。最讓她覺得荒誕的是，有位同事甚至是在前一天凌晨2點加班敲代碼時，突然就登不上辦公平台了。薛小敏對自己組的危機並非沒有預感：「我們組地位比較尷尬，和其他組有業務重合的地方。」
但讓薛小敏意外的是，同一大組的幾個資深科學家也被裁了。「他們都在負責比較重要的項目，他們走了之後，我們有很多工作沒辦法再開展了。」薛小敏說，過去亞馬遜內部有按績效表現做人員調整的慣例，但這一次，裁員看起來跨越部門與層級，很難從職級、表現和業務線當中找到規律。
裁員面前，薛小敏最感到難受的是同事的突然離開。被裁的同事會立刻失去進入辦公室的權限，「朝夕相處的朋友，就這麼見不到了」。2025年10月末，薛小敏忙著給同事收拾雜物，再在告別餐會上給對方送去。在她的理解中，公司這麼決絕地取消權限，可能是因為以前出現過報復事件，「擔心被裁的人臨走時搞個破壞」。她第一次感覺「公司」這個組織是冷冰冰的。「你沒辦法討厭它，因為它甚至不是一個具體的人。」
正在面對裁員危機的范舒亭表現得比旁人更冷靜一些。2026年1月14日，她所在的Meta宣布裁員1000人，被視為2026年開年的第一撥大廠裁員。范舒亭心裡鬆了一口氣，幾個月前，裁員的消息就在公司傳播開來，所有人都知道會有大批的人離開。「今天才落刀子」。
過去三年，范舒亭已經經歷過兩輪裁員。她能清晰地說出那套「被裁反應」：憤怒、自我否定、悲傷，然後逼自己快速「熱身」，切換到找工作的模式。2022年第一次被裁時，范舒亭的綠卡申請流程中斷——這套流程必須通過公司遞交，而她的工作簽證H-1B最多只允許持有人在美國工作六年，當時只剩下一年。一連串迫在眉睫的人生問題等待著她作答：回不回國、要不要結婚、還找不找工作。「每一個選擇都會改變命運。」
如今她回頭想，能迅速找到下一份工作，是因為她當時投簡歷足夠迅速，趕在更大規模的大廠裁員潮全面鋪開之前，讓自己的簡歷還能被「正常看見」。從那以後，她養成習慣：每個月更新一次簡歷，刪掉過時的內容，把做的新項目加進去；公司要求寫項目總結，她就複製一份發到自己郵箱裡，方便求職時回看。「我對找工作已經有了肌肉記憶。」她說。
「黃金時代」的落幕根據亞馬遜2025年11月向美國州政府機構提交的《工人調整和再培訓通知》（WARN）文件，10月進行的超1.4萬人的裁員幾乎波及亞馬遜所有業務板塊。其中，工程師是受影響最大的崗位，在被裁減的約4700個職位中，近40%為工程技術類崗位，涉及1800多名工程師。
在2022年往前數的十多年中，就職於像亞馬遜、谷歌等類型的科技大廠長期被視為美國社會一種高確定性的職業選擇。對赴美的中國人來說，這些大廠不僅提供了高薪，還提供了一條通往合法居留與中產生活的通道：只要拿到那張工牌，薪水、綠卡、體面的生活，似乎都會順理成章地展開。但最近幾年一次次的裁員顯示，這份保險正在失效。
「我們算是親身經歷過『黃金時代』的。」鄧菲說。鄧菲是2018年來到美國的。在此之前，李驍已經在亞馬遜待了一年。他原本是學工程的，2015年已經拿到本專業的美國名校碩士項目offer。但他在瀏覽留學生論壇時有了一個發現：如果一個留學生想在美國留下來，掙到錢，最穩的路就是成為一個碼農。李驍幾乎沒有猶豫。他把offer一一拒掉，重新申請了計算機項目，進入美國東海岸的一所大學讀書。
2017年李驍找工作，機會像潮水一樣湧來——將近20個面試、5個offer，他最後選了位於西雅圖的亞馬遜。西雅圖當時已被稱為「第二矽谷」。這座美國西海岸的城市在矽谷北邊1000多公里的地方。自上世紀80年代起，較低的稅率、租金和豐富的高校人才吸引科技產業在這裡集聚，包括亞馬遜和微軟。李驍抵達西雅圖的2017年，亞馬遜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重塑城市的輪廓：40多座辦公樓嵌入市中心，容納4萬餘名員工，深藍色玻璃幕牆與一幢幢高樓，逐漸覆蓋了過去缺乏修剪的草坪和老舊停車場。在所有已經或正在建成的辦公大樓的位置，公寓、餐館迅速生長。
李驍很快適應了在亞馬遜的生活：公開的薪酬結構，明確的績效體系，以及那種「只要你在這裡，就會一直往上走」的氛圍。一年後，原本讀醫的鄧菲也進入西雅圖的一所大學讀計算機碩士。她發現項目里90%的是中國學生，而且全是奔著「轉碼」來的。「很少人是計算機本科的，有文學院、法學院、學英語的，也有學電氣、學物理、學化學、學生物的，各種各樣背景的人都在『轉碼』。」
2020年畢業時，科技大廠的工作唾手可得。「面試遇到的很多都是網上的原題。」鄧菲和身邊「半吊子轉碼」的同學都很快找到了工作，而且鄧菲手握好幾個頂級大廠offer，隨便挑。鄧菲選了一所被大家視作「夢之廠」的科技巨頭，那裡公認薪酬高、加班少。作為應屆生，鄧菲能夠拿到一二十萬美元的年薪；上午10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很少加班。她可以在工作時間去理髮、做美甲、看醫生，請年假也從來不用猶豫。鄧菲記得有一次周六回公司交代碼，正好碰到組裡的同事，對方看見她，一臉驚訝：「你周末來公司，唯一合理的原因，是用印表機列印你自己的東西，但絕對不應該是來工作的。」
等到薛小敏進入大廠的2021年，正是大廠招聘潮達到頂峰的一年，被業界形象地稱為「大放水」。以亞馬遜為例，當年公司宣布計劃新增約5.5萬個企業與技術崗位，這一數字大約等於當時其技術與企業員工總數的20%。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軟等大廠也快速擴張。
這次大廠擴張有特殊的背景。疫情把生活推向線上：遠程辦公、在線購物、雲服務突然變成剛需，科技公司和投資者都看到了增長機會。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財政與貨幣刺激政策讓擴張看起來順理成章。薛小敏當時還在讀本科，2021年大三暑期到亞馬遜實習。她記得，那時候「留用」幾乎沒有難度。亞馬遜會給每個實習生配一個為期三個月的項目，難度被刻意控制在一個安全區間：不會太難，也不會太重要。「只要待夠時間，基本能完成。」她說，九成以上的人都能拿到留用的全職offer。
只是，形勢的逆轉比薛小敏想像得更快。2022年下半年，科技企業開始急踩剎車——隨著美國通貨膨脹抬頭、消費熱情減退，科技大廠們發現上一個年頭的瘋狂擴張不但沒有帶來預想中的收穫，反而成為累贅。2022年Meta宣布將裁員1.1萬人。Meta總裁扎克伯格在給員工的信中說：「疫情之初，世界迅速轉向線上，電子商務激增帶來巨大的收入增長。許多人預測，這將是一種永久性的加速，即便疫情結束後也將繼續。不幸的是，事情並沒有像我預期的那樣發展。而且宏觀經濟下行、競爭加劇、廣告業務下降導致收入遠低於預期。我錯了，我對此負責。」
據美國就業諮詢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統計，僅僅是2022年11月，整個美國科技行業就有52771個崗位被削減，創下自2000年有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亞馬遜宣布裁員1萬人，四個月後，谷歌也宣布裁撤1.2萬人。自此，美國科技行業的裁員潮一直沒有停歇——也許用潮水來形容已經不再貼切，因為它更像一種氣候。Layoffs.fyi的數據表明，2023年美國科技公司裁員進一步升至約26萬人，而2024年也有超過15萬個崗位被削減。
2022年薛小敏畢業將要辦理入職時，收到了公司的通知：入職要延期半年，因為沒有多餘崗位來安放新人。作為補償，公司會給她一筆錢。那是薛小敏最焦慮的半年。她第一次感到，所謂「確定性」其實就像水一樣，以為握緊了，其實能很輕易就會從手掌里流走。在大廠員工之間，流傳起一個黑色幽默的詞——「裁員概念股」，意思是企業一裁員，股票就飛漲。裁員於是變成一種公開的競賽：沒有誰願意顯得落後。
圍城在內部信中，亞馬遜人力體驗與技術高級副總裁貝絲·加萊蒂（Beth Galetti）這樣解釋2025年又一次大裁員的原因：「這代AI是我們自網際網路以來見過的最具變革性的技術，它能讓我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新，同時也需要更精簡的組織、更少的層級。」
裁員更深層的變化，是美國科技大廠正在進行一場系統性的資源重組：在傳統業務增長放緩的今天，AI是眼下唯一形成共識的風口。
衝擊最早是2022年末由ChatGPT帶來的。從它掀起公眾熱潮開始，生成式AI很快滲透到電商和廣告、搜索、辦公軟體、客服、醫療與製藥研發、內容生產與教育培訓等多個行業，廣闊的應用場景，給「增長」帶來了空間。而科技大廠角逐的，並不只是像ChatGPT這樣的聊天機器人，還有一整套面向未來十年的技術與基礎設施投入：從大模型訓練所需的數據中心與算力，到雲服務、搜尋引擎、辦公軟體等業務上的產品升級。
比如亞馬遜，雖然幾年內多次裁員，但每個月都會播報一個大手筆的AI項目投資計劃，比如兩個月前，他們剛剛宣布投資500億美元，為一個重要客戶——美國政府——搭建部署人工智慧的雲服務。一家科技大廠的員工杜琳說，她最近開車在灣區出行，路邊廣告牌、公車站燈箱，上面都是與AI相關的產品和AI公司廣告。她所在的公司也正在把原本分散在各條業務線、各自訓練和維護的傳統機器學習系統，往一個更「中心化」的平台遷移——通用「大模型」。
公司更願意把資源投向這套能復用、能擴張的底座，也要求傳統模型「並軌」過去。杜琳回憶，負責傳統模型的高層對此很牴觸，反覆挑新平台的毛病，強調系統不適配，試圖守住原先的地盤。而她所在的小組夾在兩邊的拉扯中，到了2025年5月，她的直屬上司和同組產品經理先後被裁。杜琳覺得自己唯一的出路，是儘快擠進大模型這個資源核心。
她在公司內部投了30多封轉組申請，還直接給大模型上下游業務的經理髮郵件。最後，她拿到了一個小組的機會。在這個新組，杜琳很快感受到公司資源的傾斜：過去她所在的大組一兩百個人，只有一個人能拿到年度的最高績效；現在的小組只有15個人，卻有兩個人拿到最高績效。晉升速度也大大加快，舊組的工程師從L4升到L5常常要兩三年，而在新組，她看到不少人一年內就升上去了。
但壓力也更大了。一是團隊很年輕，1998年、2000年出生的人很多，職級卻不低。二是節奏更快。以前一個新功能上線，通常會分批放開給用戶試用，從1%到5%，再到10%，用一兩個月時間驗證可靠性，現在流程被壓縮到極限。「他們會問你，能不能一周內就推給100%的用戶？」截止日期一次比一次緊。按照規定，她仍然可以下午6點下班。只是她發現，「組裡好幾個人都干到晚上10點甚至11點」。她說：「但他們升職也很快，所以對他們而言，這種壓力不完全是負面的。」她也會自發工作到很晚。
同樣是負責AI相關的業務，鄧菲的感受卻是更消極的：在她眼裡，這是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拼命想擠進來」，而局內人的壓力卻越來越大，忙活的事情好像也缺少意義。鄧菲說，自己所在的公司，和AI沾邊的組不少，但只有一小撮人在做核心業務，大部分組都是做支持型工作的，比如幫助搭建技術流程，「很多組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大家的工作大差不差」。
不管身處AI產業鏈的哪個環節，「卷」幾乎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何松是西雅圖一家雲端運算大廠的技術經理，這家公司的業務，包含為AI模型企業提供「雲」這一基礎設施。何松2023年申請轉入AI項目組。他回憶，在上一個組，每天真正高效工作的時間大概是4到5小時；現在最輕鬆的一天也要全神貫注8小時。平均下來，每天工作時間常常在10到11小時，極端時甚至到16小時。
在他看來，這是速度競賽的結果。雲廠商之間只要有一家能把新模型在極短時間內上線，客戶就會迅速流過去，其他公司只能被迫追趕。速度成了唯一不能輸的指標。矽谷的壓力也來自中國。「去年DeepSeek出來之後，美國人就遭當頭一棒，被一棒打醒了。原以為美國在模型上遙遙領先，實際上中國的創新，一下子就把距離拉得非常近了。所有公司就進入了一種panic（驚恐）的狀況。」
在何松看來，這種「卷」的狀態背後，是整個AI行業還沒有形成清晰的「領頭羊」與成熟範式，沒有人能明確回答「什麼最值得做」「投入產出比最高的是什麼」。於是大家只能在不確定里對齊。「你有這個東西，那我也得有，不管好不好，就像無頭蒼蠅。」節奏越來越快，產出卻未必成比例。再加上新業務組織不成熟，會議和溝通消耗很大。何松認為，AI領域產生了很多看似是機會的泡沫。「熱錢湧進來，確實會有一波熱火朝天。但熱火朝天不等於賺錢。」
「斬殺線」在大廠一撥又一撥裁員潮來臨後，美國「斬殺線」的概念開始在中文網際網路上流行。這個詞原本來自遊戲術語，指角色生命值跌到某個臨界值時會被敵方「一擊致命」。在現實語境裡，它指向另一種脆弱：許多看上去體面、收入不低的人，當遇到失業、得病或者其他突發狀況，存款跌破某個閾值時，就可能觸發一系列連鎖效應，在很短的時間裡滑向貧窮，且很難靠自身力量逆轉這種下墜。
43歲的傑里米·巴克（Jeremy Barker）是美國喬治亞州一名從事軟體開發的工程師，他告訴本刊，這種現象在美國的普通人當中「真實存在」。他是一個大學輟學生，第一份工作是麥當勞店員，20多年前，他通過在數碼產品店打工積攢電腦技術，終於「擦邊」進入科技公司做一名技術員，拿到9萬美元的年薪，看起來，幾乎要步入中產了。但是今年，他隨時可能被裁員。他有1.2萬美元的信用卡債務要還，每個月要付1000美元的房貸。他的一個房間裡的熱水器漏水，為了省錢，他硬是四年來每天用管子抽水，也不願請專業人員，花1200美元修理。「我們都生活在這樣一種現實中：一個突然的變故，可能會瞬間把我們擊入谷底。」
鄧菲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這個詞的。很多人在網上說「斬殺線」斬不到華人：華人更愛儲蓄，也更習慣給自己留後手。李驍失業前，鄧菲和丈夫年薪加起來約50萬美元。即便在最寬裕的幾年，她也從不買奢侈品，工資主要拿去做理財投資。但她還是擔心自己的未來：「如果我沒有足夠好的財務規劃，我們家一個月房貸就要7000美元，水電費加起來也得一兩千美元，然後吃飯加起來又得兩三千美元，一個月就是1萬美元的固定支出。如果真的是兩個人同時失業了，我覺得確實會被瞬間『斬殺』。」
鄧菲說，美國並非沒有針對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措施，但這個線劃得太低了。「美國的很多所謂的福利，你一旦收入或者存款超過了某一個標準，就會立馬失去。」鄧菲提到白卡，也就是包含醫療、食物、住房保障的一項制度，在西雅圖，滿足白卡條件的人年收入必須低於2萬美元。鄧菲的感受是：這套制度只兜住最底部的人；而夾在福利門檻之上、又遠未真正富裕的人，反而最脆弱。
物價飆升，也在一點點消磨他們的底氣。西雅圖和灣區這樣的「科技地帶」，過去幾年因為高薪人群聚集與通脹疊加，日常開支被整體抬高了。鄧菲最明顯的體感在吃喝上：以前一杯咖啡5美元，現在至少7美元。幾天前她和丈夫出門吃一頓最平價的簡餐——豬腳飯，三份盒飯加小費70美元，折合人民幣500元左右。
何松舉了看病的例子。他購買的高級醫療保險可以覆蓋八九成的費用，但是剩下的帳單，依然貴得令他瞠目結舌。妻子有一次去看急診，情況並不嚴重，在醫院裡待了不到兩個小時，最終收到的帳單卻接近6萬美元，保險報銷後，他仍需支付四五千美元。還有一次他踢球時受傷，傷口只有一厘米，縫了三針，這個在國內「隨便找個小診所就能解決」的事，在美國卻變成了一連串帳單，前後一共六張，累計金額超過7000美元，最終自付將近1000美元。
比這些更棘手的，是身份問題。對外籍員工來說，留在美國的關鍵一步，是由僱主啟動綠卡申請中的PERM流程。按照規定，公司必須向美國勞工部門證明：這個崗位是真實且長期存在的，而且在合理範圍內，無法在美國本土勞動力市場中招到合適人選。這意味著，公司需要持續招聘、持續用人，才能為這種「人才緊缺」做出辯護。
但一旦進入裁員周期，公司就失去辦理PERM的資格，對外籍員工來說，這意味著通過這份工作獲得綠卡的路徑立刻被切斷。薛小敏的幸運是，她有家人早一步拿到了綠卡，所以她獲得了一條額外的留美途徑。但她身邊的同學就困擾得多：一旦被裁，就必須迅速找到下家能支持綠卡申請的工作，這在當下的市場環境中極其稀缺。對這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而言，在美國的時間，被裁的一刻就是倒數計時的開始。
如果後面自己也被裁，鄧菲說自己就會把回國提上日程。她在心裡演練過這種可能性，甚至有點期待。多年的打拼讓她意識到，美國雖然適合掙錢，但給不了她想要的「躺平」。「我更想大部分時間待在家鄉，偶爾旅行、見朋友。洗浴，吃街邊小吃、外賣，隨時能看病，這些都是在美國無法獲得的煙火氣。」她已經和家人達成共識，一旦準備生育小孩，就會直接回國，至於未來是否還會再回美國，她也不知道。那個十年前盛行的「大廠美國夢」，在她這裡已經鬆動。
（文中受訪者除了傑里米·巴克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