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為了他，我至今還留著一張單子：
The seminar of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ept1991)
9-17 The Republic and Plato Prof. Furley
9-18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eter Brown
9-23 History and Film Prof. Davis
9-25 Greek Comedy Prof. Zeitein
10-2 The Athens democracy Prof. Ober
10-9 Roman Law
10-15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onstitution
10-22 The Reformation at16 Century Prof. Lowe
10-23 Issu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f. Jeums
12-3 Comparative Revolutions Prof. Surus
12-4 Censorship Prof. Grafton
二、收藏家艾略特
一九九五年春天，傅莉出院整一年，學社同仁劉賓雁、朱洪夫婦陪約翰．艾略特先生來"狐狸跑"我們住所看傅莉。她神態持穩，應答妥貼，頗顯舊日風貌。約翰還問起我們的兒子，叮囑別耽誤他讀書。其實，我們那時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也聽不懂，要靠翻譯。朱洪是流亡者里唯一能講英語的人。所以約翰跟「中國學社」成員的交流非常有限，也很少露面。我作為當時學社的負責人，跟他幾乎沒說過一句話。尤其遺憾的是，一個西方慈善家與一群中國流亡文人的故事，至今沒有進入任何文本。
是這位約翰．艾略特先生，使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出現了"六四"流亡者組織"中國學社"；它的英文名稱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就是他命名的。我們聽到的傳說，艾略特是中國古字畫收藏家，一天他簽好一百萬美元支票要買什麼，那天早晨新聞里正在報導北京坦克上街殺學生；他震驚之下，將這張支票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望以此幫助普大的中國留學生。校長責成東亞系辦理此案，散居世界各地的一批八九流亡知識分子，後來分別收到帶有菊黑雙色盾牌校徽標誌的邀請函。
不幸艾略特先生幾年後病重，住進費城賓州大學醫院。九七年夏一日陳淑平告訴我，她陪余先生趕往費城探視，說他已是植物人狀態，靠儀器維持生命，不知還認不認識他們，但迎以微笑。余太太說她看到這微笑，心裡還是安慰的，認不認識都是次要的了。我心裡恍惚了幾日。我能很清晰的回憶起艾略特先生的微笑，很慈祥的微笑。傅莉九五年之前幾乎沒見過他，但是她自離魂中醒來，就從茫茫時空中揀出"約翰"這個名字，沒有忘記因這個人我們才得以落腳普林斯頓，而那關乎蘇單獲得了很好的中小學教育，是她一輩子感恩的事情。我也很想去醫院探望他，卻走不開身。後來聽說他弟弟決定為他拔掉管子。原來他才六十九歲。真是人走如燈滅。
兩個月後我參加了約翰．艾略特的追思儀式，在校園裡最瑰麗的亞歷山大教堂內的理查森廳，有室內樂隊伴奏，上台致詞的人都會朗讀一首懷念他的詩。這種悼念方式，優雅而略帶哀傷，我還是第一次親歷。那些詩我大多聽不懂，只對一首巴赫有所觸動。致詞者也歷數約翰一生好事，卻沒人提他捐助支援中國八九流亡者，一個字都不提，令我有種尷尬的感覺，仿佛我們跟他徒然一場。不知這是約翰生前即有此意，還是致詞紀念他的人強加附會？音樂一停我就走了。後來聽說在場的流亡者也頗覺不快。一個時代、一場壯舉、一個好人、一種歷史，卻又摻雜了一點荒誕。我身陷此中也不能抽身。將來如果有人要寫世界流亡史的話，我希望不要忘記寫上約翰•艾略特的名字。荒誕是我們整出來的；在他，唯有慈祥與優雅。
三、余英時釋證陳寅恪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越過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並非如此——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的語言同那邊人的語言，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儘管著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裡，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裡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安頓好她就確認鍵里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看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誌和閒書，仿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二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麼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二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裡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的，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帳，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若非余英時的破解，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中國罕見的一個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裡的文化反映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繁殖著象我們這樣的「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仿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繫著的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分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並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迴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裡，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分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